（漫画/曹一）
这几年学生的毕业论文中，写“对策”研究的比较多。这类论文的写作有个基本的“套路”，一般是先介绍一下研究对象的现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剖析造成这些问题的内外部原因，介绍域外的一些做法或经验，最后提出解决该问题的“对策”或“建议”，不外乎“制定相关法律”、“完善执法机制”、“提高民众法治意识”等等。这样的研究结论放在任何一篇论文中都不会错，当然也都不会有实际意义和使用价值。这类中规中矩的论文，只要过了“查重”关，通常情况下答辩也都会顺利通过。只是难为了打成绩的老师，因为学校往往会给几个“优秀”名额，在这些“长相”相似的论文中，要想挑出让人眼前一亮的文章颇不容易，最后只好“筷子里面拔旗杆”，挑一篇稍微有特色的勉强完成任务而已。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论文的写作者大多是未走出校门的在校学生，他们对纷繁复杂的实践既缺乏感性认识，又没有深入其中进行调查，这些在书斋里提出来的“对策”，自然也免不了只能留存在书斋里的命运。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对策”研究都是如此，有些在职研究生的论文固然也很“水”，但其中倒也不乏些许“干货”。比如有写关于检察院批捕现状的论文，在分析司法实践中造成依法无需逮捕结果却依然被批捕的原因时，“关照”公安机关报批的“工作量”，就是学者们关起门来研究时“想”不到的；在涉及司改中实行法官员额制面临的问题时，来自“一线”的法官们通常最有发言权；而对于《婚姻法》司法解释适用中林林总总的奇葩情况，那些长期从事家事审判的法官定会“侃侃而谈”，他们提出的“对策”或“建议”，或许在理论深度上有所欠缺，但却可能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至于说那些赶上末班车生了二胎的职业妈妈们，对于二孩儿政策放开后女性权益的保障状况，说起来也是“滔滔不绝”，她们提出的解决之道，还真值得决策部门的去关注。在评议这样的论文时，老师们会很受益，而他们的“答辩”最终也会衍化成一种互动和交流。
对于一直“宅”在校园里的学生，要想写出高水平的“对策”文章来却有点儿难。他们上过一些不太系统的专题课，读过数量不多且内容庞杂的书，听过几场随机举行的学术报告，在实务部门象征性地实习过一段时间，然后在没有任何研究冲动之下利用便利的网络拼凑出一篇文章，其结果貌似生产了一篇对策性的论文，实际上充其量只是做了下文字的搬运工，并没有带来多少智识上的收益。这倒也怨不得学生们，当写作论文只是申请学位的一项“规定动作”，而不是纯然出自研究的兴趣时，“应付”就会成为一种常态。在这种学术生态中，论文所要求的“创新性”“前沿性”“理论意义”“实用价值”，也会随之沦为一种好听但却空洞乏味的大词。这种情况下，评阅老师若能遇到一篇语句通顺、层次分明、结构合理的文章，那就真是该欢天喜地烧高香了。
因此，在功利驱动下的急就章，当达到其功利目的时，自然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别说是“传之久远”，可能连作者都会很快忘掉自己的“大作”的。一个人只有在阅读和阅历都很丰富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东西才可能或震撼人的心灵，或给人以启迪。卢梭是许多人都知道却不一定熟悉的思想家，我们读他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爱弥儿》或《忏悔录》，探究他在《社会契约论》中的“高尚的野蛮人”与“回归自然”的可能性，却往往忽略了他的生平。在《从黎明到衰落》一书中，作者雅克·巴尔赞曾有这样的描述：“卢梭无论处境如何，都一直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进行敏锐的观察，以此充实完善自己。他一生中的起伏坎坷使他成为一位独特的社会人物。他在饭馆端过盘子，也做过法国驻威尼斯使馆的随员；他曾在巴黎的小巷内同家人简朴度日，也做过贵族府邸中尊贵的座上宾；他最后隐姓埋名居住在一个小村子的茅屋里。因此卢梭除了是一个受宠的天才外，还是唯一的一位身历每一个社会层次，从每一个层次的角度观察过社会的社会批评家。现在成群的博士借助问题单收集材料，而卢梭当时都是亲眼所见。”我们无需去亲历卢梭那样的生活，我们也不奢望成为他那样的思想家，不过，做一个“借助问题单收集材料”的博士或硕士或研究人员，这一点却是可以做到的，而且这应该也是搞“对策”研究的人必不可少的工作。可惜我们的很多学生却将这个步骤有意或无意地“省略”了。
其实，有些享誉学界的名著，也是作者在书斋之外寻求问题答案的过程中完成的。比如被马林诺斯基称作“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里程碑”的《江村经济》，就与费孝通先生在田野里的工作分不开，“我的调查历时两个月，是在1936年的7至8月进行的。在这有限的时间内，我自然不能对完整的一年为周期的社会活动进行调查。然而，这两个月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是有重要意义的，包括了一年中蚕丝业的最后阶段及农活的最初阶段。以我过去的经历及人们口头提供的资料作为补充，到目前为止，我所收集到的关于他们的经济生活及有关社会制度的材料，足以进行初步的分析。”正是由于费先生走出了书斋，“抛弃了一切学院式的装腔作势”，才能那么“态度尊严、超脱、没有偏见”地描绘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也才指出了当时的国民政府政策的失当之处，提出了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对策和思路，虽然这些建议并未引起短视的国民政府足够的重视和反思。假如费先生只是窝在书斋里“闭门造书”的话，断然不会有《江村经济》这样的佳作流传于世。
或许有人会说，我不可能成为卢梭那样的思想家，也不想做费孝通那样的大学问家，我所作的仅仅是在完成一篇学位论文而已。无论如何，既然是对策性的研究，最基本的实际调研和资料采集工作还是必不可少的，而且退一步讲，最起码作者应注意能引起他人阅读兴趣的“对策”的运用，毕竟自己花费时间和精力写成的文章，还需经老师的评阅，而他或许正是你这篇文章除导师之外的唯一读者呢。老师评阅过程的愉悦程度，与论文成绩的高低正相关，这样的对策也是值得撰文者好好研究的。
（本文发表在今天的北京青年报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