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晓原,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戴维‧迪恩东亚研究讲座教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讲座教授；曾任教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历史系；目前在国内担任《冷战国际史研究》杂志编委，「冷战国际史丛书」编委等。
在亨廷顿提出有关后冷战世界的文明冲突论之前，费正清已经创立了用「西方冲击」解释十九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所谓文化冲突学派。以此为基础，入江昭教授将文化因素引进了美国与东亚国家外交史的研究中，带动了这一学科的重大发展。其经典著作《实力与文化》在实力和文化两个层次上探讨美日之间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关系，认为战争中的美日之间的实力抗争，并未改变日本民族在发展道路上向西方靠拢的总体文化方向。
中日两国的现代化经历显示出各自同西方的关系有明显的不同。近代日本借助西方模式步入强国之路，而中国却在截至几十年前的漫长时间里陷入所谓「发展的僵局」，其原因经常被归结为对西方模式的顽固拒绝。中国近年来日益彰显的不同于西方强国的崛起方式，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过去的成说。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并未缩小中西方之间的宏观文化距离。然而，尽管有理由质疑用源于西方的「近现代」概念界定十九世纪中叶后的中国历史，仅以「最近的」来界定这段历史的做法也值得商榷，因为这种界定传达的只有时间的自然意义，而回避了时间的社会性。在「最近的中国史」的概念里，既不能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也看不到西方在近现代对中国产生的深刻影响。
“时间”
在历史研究中，时间无可避免地具有社会性，表明在特定的时间跨度里，人类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取向。当审视历尽沧桑的东、西方关系时，采取一种大跨度的历史视角，并确认在这个跨文化关系中占有主导地位的「特定组织形态」（particular organizing mode）——即时间的社会属性，会有助于了解这个关系的历史取向。
当分属基督教文明和儒教文明的不同国家和人民主要生活在他们自己的文化地域范围内的时候，双方的偶尔接触会使造访的一方，为适应不熟悉的主方文化环境而作某些临时的自我调整。这就如同今天的跨洲旅行者，在长时间的飞行后须要适应时差一样。这样的文化接触会给身历者带来各种感受甚至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这些感受和印象都因过于细微和零星，而无法造成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决定性的影响。于是，近代以前，东、西方在彼此漠不关心的状态下共存，以各自的方式刻画流逝的时间。
当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在十九世纪到达亚洲时，一场深刻的变革改变了东、西方的相处方式。中国语汇中「势」的概念，即由实力和影响造成的事态走向，可以恰如其分地解释这种变革。作为弱势和相对「落后」的一方，亚洲各国被迫在社会意义上甚至在自然意义上同西方「对表」。对这场来势凶猛的全球化对于当时中国的影响，梁启超是这样形容的：「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从这次东、西方碰撞及其后果中，历史学家得出了那个倍受争议的、有关亚洲国家「现代化」的时间视角。从此，亚洲社会的「进步」与「落后」，「发展」与「停滞」，都以源于西方的「现代」理念为准绳。
日本的现代化和强国之路没有挑战西方的时间框架，而是严格遵循了西方列强的行为先例和模式。同日本成长为西式强国的经历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国一直在现代暨西方的时代试图找回自己在世界事务中失却的中心地位。迄今为止，中国追赶西方的每一步似乎都进一步彰显了自身文化的特殊性。换言之，中国的所谓现代化进程，其实是通过吸收和应用西方文明的某些元素，实现中华文明的自我更新。正因为如此，中国的重新崛起与其说是对西方的实力竞争，不如说是文化上的挑战。2011 年9 月6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或许是希望取得对外宣传的柔性效果，白皮书的作者们用「和平发展」取代了多少带有刺激性的「和平崛起」的概念。但是，白皮书宣称，中国将打破过去欧美日崛起的「强国必霸」的先例，以和平、和谐的方式取得强国地位，这无异于宣布东方时代的到来和中国之道的复兴。
这自然不是传统的中国之道。在跨越十九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漫长时间里，中国经受了来自西方的两次冲击波。这两次冲击分别开始于十九世纪中叶和二十世纪初。第一次冲击重塑了中国的地缘形体，第二次冲击改变了中国的颜色。
“形体”
十九世纪的全球化是一个西方大国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归并到自己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去的过程。这一过程也被称为帝国主义。西方列强的帝国构建改变了许多国家的形体。当欧美列强通过占据殖民地和扩张势力范围将自身重塑为不可名状的地缘怪兽的时候，许多西方以外的政治实体也开始了获得「民族国家」形体的历程。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参与现代国际社会的先决条件是成为民族国家，拥有被国际边界所标明和限定的国家主权。这个过程的结果之一是，亚洲国家在历史上首次具备了以国际法为依据的固定的地缘形体（geo-body）。
图示《大清帝国全图》印制于1908年，其中中国国土显示的「海棠叶型」已经是严格的国际划界的结果。
中华帝国的民族国家化不可避免地对亚洲其他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的邦交之道是将与国按远近亲疏区分等级，维持羁縻、藩属、客国、敌国等分门别类的等级关系。这个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开始被以国家平等为原则的西方国际关系所逐渐取代。虽然清朝入主中原和源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欧洲国际体系几乎发生在同时，到了十九世纪，中原王朝奉行的用模糊、移动的边疆缓冲地带维持安全的帝国谋略，已经明显不敌以严格的国际边界为民族国家壁垒的所谓国际通例。当中华帝国的最后版本清王朝在辛亥革命的枪声中寿终正寝的时候，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已经习惯于把中国的地缘形体比喻为一片海棠叶。在二十世纪，随着这片海棠叶的政治意义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嬗变，围绕着中国这片土地发生了一系列相互抵触的国际和族际的要求、运动、冲突、交涉和战争。
“颜色”
颜色政治在形体政治之后接踵而至。使用「颜色」来定义政治意识形态是二十世纪常见的现象。冷战时代把颜色政治推向高潮，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标以红色。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被一再警示，不能容许中国的红色江山再改变颜色。当改革开放在邓小平时代开启后，中国产生了关于颜色的反思。面向大海的象征世界性自由主义的蓝色和固守大陆的象征中国保守主义的黄色，成为这场反思中的对立色彩。颜色只具有象征意义。历史提出的实质性问题是，在二十世纪最初几十年经受了第二波西方冲击以后，中国选择了甚么方向？
第二冲击波是在西方本身发生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格分裂以后到来的。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人面对的已不再是被笼而统之地称为「洋人」、「洋货」、「西法」的铁板一块的「西方」。苏联共产主义和欧美资本主义在相互斗争的同时，向西方以外的世界发出了对立的意识形态符咒和物质影响。在中国国内发生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生死搏斗，并不完全反映西方世界内部的两大潮流的竞争。然而，这场搏斗决定了中国在二十世纪的意识形态取向和国家建设模式。中国在近30多年取得的成就已经在西方引起了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是一个通过浅度全球化获得高速经济发展的样板。中国虽然投身于世界贸易，但并不依照国际规范改变自己的国内法规和行事方式。其实，对中国来说，全球化的到来是分期渐进和多样化的，中国领教过的国际规范也不止一套。1949年以后，中国曾经「一边倒」向来自西方的共产主义，而且根据「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进行了彻底的革命。
时至今日，中国的形体和颜色仍存在不确定性。在中国沿海，虽然以华人的族群认同为基础的「大中华」观念得到普遍接受并起到文化、经济联络纽带的作用，沿海华人社会如香港、澳门和台湾至今依然保持各自有别于「大陆中国」的政治身分。同时，在更古老的大中国或中华大一统的视野里，在中国海疆的相反方向，即处于中国内陆边缘的少数民族地区，依然在不同程度上保持了历史遗留的「边疆」状态，而尚未同「内地」社会完成整合。至于颜色，很难确定中国是否还是、或从何时开始不再是红色。近年来在国内出现的关于「唱红」的争论以及「红二代」的说法，至少反映出经济飙升中的中国，仍然对「国家颜色」问题存有某种焦虑。
《边疆中国：二十世纪周边暨民族关系史述》
刘晓原 著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文选自刘晓原所著《边疆中国：二十世纪周边暨民族关系史述》第三章“时间、形体和颜色：中国「崛起」境界”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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