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信息：
《草原文化史论》，晓克 主编，何天明 副主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年。
注：本公号推文仅供一般阅读，引用请参考原著。
第十一章北方草原民族的文献
第一节 13世纪以前北方草原民族的文献
一、突厥人的文献
突厥人是最早创制本民族文字的北方草原民族。据考古发掘资料，突厥人大概从公元7世纪开始使用自己的文字。由此，揭开了北方草原民族利用本民族文字编撰文献的序幕，也为我们留下一些弥足珍贵的文本和石刻等文献。
文本文献
到目前为止，发现的突厥文文本文献不多，主要有《占卜书》和《古突厥格言残篇》。
《占卜书》原文书名为Irq bitig, 1907年，由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A,Stein）发现于敦煌千佛洞。它是一部完整的写本，共106页，现存伦敦大英图书馆。写本内容为由65段（卦）说明吉凶的占卜文组成。语言古朴，与8至9世纪突厥汗国、回鹘汗国的碑铭语言基本相同。《古突厥格言残篇》原件现存伦敦大英图书馆，书写在废弃的汉文文书背面上，共6页，内容为格言警句。
石刻文献
石刻文献主要指镌刻在墓石、岩崖、石碑等上的铭文。古代突厥石刻碑文按地区可分类为如下7群碑铭：
1、漠北蒙古高原碑铭。这些碑铭主要集中在鄂尔浑、土剌、色楞格三河流域。从这些地区发现的碑铭是突厥卢尼文文献中最著名的一群，主要有毗伽可汗碑、阙特勤碑、暾欲谷碑、翁金碑、厥利啜、色楞格墓志铭、哈剌巴剌哈孙碑、苏吉碑等，除此之外，另有辉特－塔米尔河流域的10块碑铭、也赫－阿斯哈答山崖上的两块碑铭以及从肯特、杭爱山和沙漠地区发现的一些小型碑铭等等，也都属于通常所称之“鄂尔浑碑铭”。
2、叶尼塞河流域碑铭。到现在为止，已发现70多种碑铭，这些碑铭可以分为图瓦和米努辛斯基两个小群，镌刻在金银器皿、钱币以及墓石、摩崖上。
3、勒拿河－贝加尔湖地区碑铭。在勒拿河－贝加尔湖地区摩崖上发现了解读十分困难的37块碑铭。
4、阿尔泰地区碑铭。只是在阿尔泰北部山崖上墓葬中的银器上有几块铭文。
5、西域碑铭。在米兰、敦煌发现的几种文献和包括在古代吐鲁番宫殿墙壁上刻写的4 块铭文。
6、中亚地区碑铭。可分为七河流域和费尔干纳地区的两个小群。
7、东欧地区碑铭。可分为多瑙河流域和顿涅茨河流域两个小群。
以上七类突厥文碑铭涵盖了东突厥汗国、黠戛斯、骨利干、西突厥汗国、回纥汗国、彼切尼克等民族及其政权的碑铭，内容主要有历史传记、墓志铭、题词、宗教文献、法律文书等。
《厥特勤碑》是于1889年在蒙古鄂尔浑河支流老鄂尔浑（KogSin orqon）河谷发现的。碑额背面有两行汉字，题“故厥特勤之碑”。该石碑四面均镌有铭文，背面（西面）有13行汉文和两行古突厥文铭文，汉文为唐玄宗于开元二十年（732）亲笔书写，其它各面则均为古突厥文刻写。该碑以毗伽可汗的名义为其弟厥特勤设立。内容为厥特勤生平及其在突厥汗国对外战争中所立下的赫赫武功的事迹。《毗伽可汗碑》是于1889年在距厥特勤碑1公里处发现的。碑文由古突厥文和汉文写成。碑文以毗伽可汗的口气叙述了其祖先和前辈可汗生平事迹、辉煌战果，叙述了“昏庸的可汗”、“坏的可汗”默啜可汗为突厥人带来的灾难和他父亲颉跌利施可汗的英勇业绩。碑文主要部分叙述了他本人从14岁开始的生平事迹和武功，以及晚辈对他的赞美。《暾欲谷碑》发现于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东60公里土拉河右岸，发现时间为1897年。碑文采用暾欲谷本人的口述体形式，运用对话一类的文学笔法，是谋臣暾欲谷的自传，叙述了他曾积极参加过第二突厥汗国（681-744）颉跌利施（骨咄禄）可汗、默啜可汗、毗伽可汗等三代可汗的各次历史事件，对这些历史事件作了论述和评价。
《厥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和《暾欲谷碑》号称古代突厥“三大碑”，它们所记载的丰富内容，为研究古代突厥语及第二突厥汗国的历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二、回纥人的文献
回纥是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民族。漠北回纥汗国时期（744—840年），他们使用古代突厥文字，留下了许多石刻文献，高昌王国时期（850-1250年），回纥文逐渐取代了古代突厥文，用这种文字创作和翻译了许多作品。
文本文献
回纥文文献中数量最大的是记有各种内容、不同形式的写本。其中除了大量宗教文献外，主要的就是文学作品。发现于敦煌、吐鲁番等地的回纥文献，有不少佛教戏剧、诗歌、传说等文学作品，除少数为翻译作品外，大部分为回纥人的原创之作。这些文献主要有：篇幅较大的佛教戏剧作品《弥勒会见记》，译自吐火罗文，内容大都为佛教譬喻故事；英雄史诗《乌古斯可汗传说》，反映了古代维吾尔人中流传的关于本民族起源说和创世说的神话和乌古斯可汗的征战事迹。原写本于13～14世纪在吐鲁番地区写成；《福乐智慧》（维也纳本），是黑汗王朝时期（10～13世纪初）的一部长诗，共13000多行。此外，还有故事集《五卷书》残卷和《伊索寓言》残卷等等。
除了上述文学体裁的写本外，在回纥文献中占据更多比重的是佛经文学写本。主要有：《佛教诗歌集》、《俱舍论颂疏》、《常啼和法上的故事》、《观音经相应譬喻谭》、《金光明最胜王经》、《善恶两王子的故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玄奘传）等。
从现有发现的回纥文文献写本来看，早期的多数为卷子式写本，即将纸张粘连成长幅，一头粘在木轴上，卷在一起，是为一卷。回纥文卷子式写本明显受到了古代汉族文化的影响，回鹘文写本的“卷”一词就渊源于汉语。回纥文刻本则多属元代时期的文献，页码大都用汉字表示。
石刻文献
回纥人的石刻文献有两种，即回纥汗国时期碑铭和元代的回鹘文碑铭。回纥汗国时期的碑铭使用古代突厥文镌刻，主要记载了几位回纥可汗征战四处的武功，在对他们事迹表彰、颂扬的纪事中，多方面地涉及到了当时回纥汗国的社会情况，是不可多得的北方草原民族历史文化遗产。
《磨延啜碑》，又称《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葛勒可汗碑》。1900年、1909年两次发现于蒙古国北部色楞格河及希奈乌苏湖附近。碑文记述了回纥汗国第二代可汗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磨延啜可汗，747～759年在位）的生平事迹。记述文字较详细，对研究古代突厥语文及回纥汗国历史具有很重要的价值。[1]《铁尔痕碑》，又称《磨延啜第二碑》，最早蒙古国学者称为《塔里亚特碑》。1957年发现于蒙古国杭爱山脉西北铁尔痕河谷地铁尔痕察罕湖附近。此碑系回纥汗国第三代可汗牟羽可汗（ 759～779年）之作，他以第一人称口气叙述了回纥汗国第二代可汗磨延啜的生平事迹和卓越的功绩；他本人对其父亲用人的才干和他所用大臣们的赞扬；远征乌古斯可汗；对汗国周围的地理历史情况的叙述等。该碑为记述回纥汗国第二代可汗英武威远毗伽可汗事迹的第二个重要碑文，其记事年代似早于《磨延啜碑》所叙之事，是研究古代突厥文和回纥汗国早期历史的重要资料。《铁兹碑》（《牟羽可汗碑》），1976年发现于蒙古国库思古尔省铁兹河上游左岸。碑文记述了回纥汗国第三代可汗牟羽可汗即位及其前后的回纥汗国历史情况和他统治时期的历史。《九姓回鹘可汗碑》，1889年发现于蒙古国回纥故城哈拉巴喇哈孙（Kara balGasun）附近。该碑是回鹘汗国第八代可汗保义可汗（808～821年在位）时的记功碑，也详细记录了摩尼教传入回纥汗国的情况。此外，还有《苏吉碑》、《塞富莱碑》、《乌兰浩木碑》等。
现存的元代回鹘文碑刻不多，主要有《亦都护高唱王世勋碑》、《土都木萨里修寺碑》、《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居庸关东石壁上的《造塔功德记》以及《重修文殊寺碑》等。虽然元代的回鹘文碑刻不多，但其中有一些十分重要。例如近年在内蒙古赤峰市郊区元代松洲故城发现的蒙哥汗三年（1253年）的景教瓷质碑就具有很高的研究资料价值。该碑用回鹘文写成，是蒙古汪古部景教徒们所立之碑，其内容证实了景教在蒙古汗国境内有过传播。学者们对此碑十分重视，先后发表文章进行探讨，就相关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2]
宗教经典
回鹘文宗教经典以佛教文献为最多，其中多数是手抄本，木刻本不多，始于元代。大多数回鹘文佛经最常见的形式是贝叶式，即所谓“梵筴”式，与现在常见的明清时代蒙古文佛经写本基本相同。回鹘文木刻本佛经则为汉文文献“折叠”或“册子”式，并用汉文标写页码。这些佛教文献大多译自汉文佛经，也有译自藏文、梵文的，但数量极少。其中“经”特别多，“论”次之，“律”最少。其版本主要有敦煌写本和元代写本。除佛教文献外，还有少量的摩尼教内容文献和景教内容文献。
已经发现的回鹘文佛经写本主要有：《阿含经》、《阿弥陀经》、《阿毗达磨俱舍论》、《金光明最胜王经》等27种；回鹘文佛经元代刻本主要有：《华严经》、《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金光明最胜王经》、《金刚经》等12种。在吐鲁番和敦煌发现了一些摩尼文文献，多数为宗教文献。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摩尼教徒忏悔词》手稿。最著名的是《摩尼教寺院文书》，为研究回鹘西迁后摩尼教传播情况和摩尼教寺院的经济情况提供了宝贵资料。[3]出土于吐鲁番的景教文献不少，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回鹘文《圣乔治殉难记》、《巫师的崇拜》以及叙利亚文、粟特文的景教祈祷书。学界认为这些文献是研究我国及亚洲地区景教历史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社会、经济文书
在回鹘文献中，还有大量的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这类文献不同于宗教文献，大都是官方的敕令、收税纪录以及各阶层人物在各种社会领域内为了各种目的书写的世俗文书。这些文书，最早的属于8世纪，但现存文书大部分都属于13～14世纪。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所发现的文书中，有关经济方面的文书占有绝大多数，这反映出当时回鹘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这类经济文书中，主要有各种契约、证文等，内容涉及买卖土地、借米借粮、借贷金钱以及借用家畜、遗产分配等多个方面。这些文书对研究中世纪回鹘地区社会历史、生产发展、经济状况、居民结构等问题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三、辽金时期的北方民族文字文献
辽金时期，契丹人、女真人先后创制了自己的文字，这些文字的使用，对于他们学习和吸收汉文化、丰富本民族文化生活、加强他们与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及维持其王朝统治，都发挥了一定作用，同时，也为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
契丹人虽然创制了自己的文字，但至今没有发现用契丹文撰写的文本文献。据记载，契丹人曾经从汉文典籍中用契丹文字翻译了不少作品，如《贞观政要》、《五代史译解》、《通历》、《阴符经》、《方脉书》等等。留存至今的契丹文献几乎全部为石刻文献，主要有碑铭、墓志、哀册之类。现已发现的辽帝后哀册主要有：《兴宗哀册》、《仁宗哀册》、《道宗哀册》及《宣懿皇后哀册》。[4]墓志铭主要有《箫令公墓志》等23种。
根据金代史籍记载，12世纪后产生的女真文文献很多，不仅有用女真文写的本民族的历史、文学等作品，而且还有译自汉文的许多儒家经典。然而，据目前的发现，这些文献保存至今的为数极少，根据女真文学者的研究成果可知，目前发现的女真文文本文献只有3件，[5]石刻文献不足10件。
在已发现的女真文文本文献中，《女真字书》形成的年代最早，约在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1189年）之前。其内容为抄录一本女真青少年初学女真文字的启蒙读物。[6]1973年8月发现于西安碑林《石台孝经》碑内石柱卯眼中。此外，据说1968年在整理保存在俄国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西夏文文献时，发现了两页写有女真字的纸，内容等均不祥。今收藏于柏林图书馆的《女真译语》抄本，是在明永乐初年，由四夷馆中的女真馆编辑的，内容分“杂字”和“来文”两部分。“杂字”为专辑语汇，包括女真字、汉字注音和汉文译文；“来文”为移录当时女真官吏向明朝进贡的表文，女真文、汉文对译。该版本被称为“柏林本”。[7]在日本东洋文库也藏有一部《女真译语》抄本，为明永乐年间四夷馆编。该抄本比“柏林本”《女真译语》多“新增”一门杂字。
女真文石刻文献中，年代最早的是《海龙摩崖》（又称《女真小字碑》）。该石刻位于吉林省海龙庆云北山(杨树河山)，有文字两处，即山北侧有女真文8行，过去人们称之为《杨树林山摩崖》，山南侧有女真文、汉文合璧，其中有女真文20字左右，过去人们称之为《半截山摩崖》。北侧文字记述金太祖授谋克孛离堇事，署大定七年（1170年），南侧文字记述金太祖大破辽军后于此处息马之事。《朝鲜北青郡女真国书摩崖》（亦称《北青碑》），现存朝鲜咸镜南道北青郡俗厚面苍城里成串山，其上有女真字5行40余字，记述有关高丽国佛事。镌刻年代有争议。其余女真文石刻文献主要是各种碑刻。立于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七月二十八日的《大金得胜陀颂碑》，是记述金太祖武功的纪念碑，碑文为汉文、女真文对照，女真文达33行1500字，是女真文石刻文献中女真文字数最多的一个碑。[8]此外，还有《奥屯良弼钱饮碑》（亦称《金泰和题名残石》）、《女真进士题名碑》（也称《国书碑》）、《庆源碑》、《昭勇大将军同知雄州节度使墓碑》等。
上述突厥、回纥、契丹、女真等民族文字文献作为从历史的烟尘中遗留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都为我们带来了丰富、可靠的历史文化信息。深入了解和研究它们，不仅可以极大增加关于上述相关民族历史文化情况的知识，更可贵的是，还可以更加全面、客观、具体地深化对中华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认识。例如，在上述许多文献中，都有民族文字与汉文合璧形式出现，这说明，历史上这些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流的频繁和关系的密切。这进一步说明，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自有其多民族文化的渊源和悠久的发展过程。
[1]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93～194页的“图录及主要研究”，第193～205页，中央民族大学
出版社，2005年。
[2]最早发表碑文和释读者为赤峰市博物馆张松柏、任学军二位，他们发表《赤峰市出土的也里可温瓷质碑》（《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一文进行了初步探讨。此后，布仁巴图等人发表文章《Ulaγan qada-yin tegUrge-ece oldaγsan erten-U oyiγur UsUg-Un kUsiyen-U todγ
am sinjilege》（《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1995年第1期）进行解读。随后乔吉：《读赤峰市出土
的古回鹘文碑铭》（《蒙古学信息》1995年第2期）重新对碑文作了音写、旁译，并作了详细的注释，纠
正了一些解读错误。其后James Hamiton 和牛汝极撰文《赤峰出土景教墓砖铭文及族属研究》（《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认为，该碑是“墓砖”，对碑文上的叙利亚文、回鹘文作了考释。鲍音《古松洲古
回鹘文瓷碑考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1期）一文也对此碑作了进一步研究。王大方撰文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出土斡阔台汗时期的古回鹘文景教瓷碑考》（《内蒙古师大学报》，2000年第5期）
着重指出，此碑并非墓碑，而是信仰景教的汪古部的一方记事碑。
[3]耿世民：《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4]以上契丹文字资料均收编在金毓黻编：《辽陵石刻集录》（上下），奉天图书馆刊印，1934 年。该书对于契丹文字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
[5]在目前所发现的3件女真文文本文献中，只有1件成于金代，其它2件均为明代作品。为方便起见，在
此一并介绍。
[6]金启孮：《西安碑林发现的女真字文书》，《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1～2期。
[7](德)W. Grube, 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Jurcen. Leipzig , 1896 .
[8]金启孮：《大金得胜陀颂八百年祭》，载《沈水集》，第38～44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2年；（日）田村实造：《大金得胜陀颂碑研究》，《东洋史研究》2：5.6, 1936～193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