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赵高乱秦
历史同秦始皇开了一个大玩笑，你不是期望万世一系吗?偏偏让你二世而亡;你不是幻想长生不老吗?最后只拨给你四十九年寿命，连半个世纪都不到;焚书坑儒，防备读书人造反，而铁打的大秦江山竟然毁于一阉人赵高之手……
秦始皇暴死后，赵高威逼利诱李斯合谋篡改诏书，扶昏庸的胡亥作皇帝，赐太子扶苏死!扶苏死后，赢氏子孙不但尽数被诛，胡亥当了皇帝不但毫无建树，只知道享乐，朝廷大臣随意被杀，李斯也没能幸免，而且还实行更严酷的暴政，最后导致农民大起义。幕后主使赵高还嫌不够，最后还逼死了秦二世胡亥。也就三年时间，秦始皇苦心建立的强大的秦朝就这样被赵高搞的千疮百孔、奄奄一息了。
如果公子扶苏不死，大秦帝国，该是怎样的一番景色?
No.2曹操的赤壁之败
赤壁之战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一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曹操在这场战争中失败后再也没能卷土重来，从此势力仅限制于北方，此消彼长，刘备和孙权则因此胜牢牢地站稳了脚跟，试想一下如果曹操是赤壁之战的赢家，曹操父子尊重文化重视人才,绝不是司马昭父子可比的,赤壁若胜,则中国历史，又该是另外一种情形了吧。
No.3晋传痴君
晋武帝司马炎神武一生，对内却是个“妻管严”。司马炎长子早死，二儿子司马衷却是个痴呆的人。司马炎觉得司马衷没能力胜任一国之君，一直不想立司马衷为太子，而杨皇后却执意要“立长不立幼”。司马炎居然最终决定立司马衷为太子，司马衷也就是以后的晋惠帝。痴皇帝司马衷登基后，基本上是一废物，没过几天安生日子，司马衷背后宫廷实权派开始内斗，紧接着就是八王之乱。不但把一个统一的晋朝给毁了大半，而且后来闹出了五胡乱华的悲剧。
No.4 宋武帝北伐的虎头蛇尾
东晋100多年里进行过多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离胜利距离最近的一次，当属东晋末年刘裕领导的义熙北伐(公元416~418年)。宋辛弃疾的名句“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赞美的就是这次北伐。然而，和历次北伐一样，义熙北伐最终也草草收场，功败垂成。
刘裕的缺点是野心太大。为了独掌大权，他铲除了与他一起起兵的刘毅和诸葛长民。另外，在北伐的过程中，刚刚收复长安就急于回国篡位，长安重地竟只派小儿子刘义真驻守。最终导致关中之地得而复失，尽入夏帝郝连勃勃之手，从此之后南朝再无攻入长安之举。这也令华夏族失去了一次大一统的机会。
No.5 杨广篡位
杨广是隋文帝的二儿子。隋文帝杨坚可是文治武功，不但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南北朝对立，北逐突厥，而且，把个大隋朝治理的井井有条，史称“开皇盛世”!“开皇盛世”的繁荣程度直逼后来唐朝的“开元盛世”。
可惜盛世没多久，杨广为了获得太子位，处心积虑，在杨素等人的协助下，杀了隋文帝，然后假传圣旨，赐太子杨勇死。杨广在弑父杀兄后，当了皇帝，现是征大批民工修建东都洛阳，然后为了游乐开凿大运河，而且三次发兵征讨高句丽。此人是活活把一个“开皇盛世”搞成了尸首遍地、穷人蜂拥的乱世。
No.6 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大家肯定都知道，可造成什么样的恶果呢?先是大大的打击了李唐朝廷的权威和力量，从此唐朝逐渐进入了“小朝廷，大藩镇”的时期，各地军阀势力开始抬头，致使民不聊生，发生民变;其次，在中原内乱时，吐蕃趁机攻占了安西度护府，唐朝的西域和河西的领土彻底丧失;西南的南诏趁机作大，形成独立王朝，要不是元朝攻占云南，我看云南会和越南一样独立于中央王朝。此时唐朝的领土只和秦朝时差不多了，“肥唐”从此变成了“瘦唐”。
No.7 柴荣猝死
周世宗柴荣乃五代后周太祖郭威的养子，是后周的第二个皇帝，他也是宋太祖赵匡胤的老上级。柴荣可是个雄才大略之人，在北汉和辽国的联军南侵的压力之下，力排众议，毅然挥军对杀，大破之。柴荣善于治军，命兵部撰集兵法，名《制旨兵法》(已失传)，制订了消除割据、实现统一计划。攻取西歧一带，三征南唐。
而后为把辽人驱逐出幽云十六州，开始挥军北上，进攻辽国，连克数城，辽人已经闻风丧胆，准备弃守幽云十六州了。可惜快打到幽州时，柴荣不幸病重，班师回朝，到东京后不久就归西了，而后才有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建立了个福而不强、受尽凌辱的“瘪宋”。
No.8 靖康之耻
宋朝的江山大部分毁在宋徽宗手里，一个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一百多万的人口，还有中国文化达到顶峰的繁荣就这样消逝了，成为一片废墟。
那些传世的珍宝们，也因此被毁，举个例子，唐代的大画家吴道子的传世作品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了，只有民国时徐悲鸿先生收藏的一副《八十一神仙卷》被认为是吴道子的真迹，但还没有最后的定论。徐悲鸿先生在此画上题上“悲鸿生命”四字，可见此画在徐悲鸿心中的无上地位。而《宣和画谱》著录的北宋宫廷中收藏的吴道子的画竟有九十三幅之多。
这些无价之宝在遭遇“靖康之耻”被金兵掠到北国后就再也没能回来。中华文明就此损失了一大批无以伦比的珍贵宝藏。
No.9 崇祯中兴
明朝末年，朝廷腐败，民不聊生。崇祯登基后，开始进行各方面的治理，他力图挽回明朝衰败的局面，促使明朝中兴。先是铲除了魏忠贤阉党，为树立皇权打下了基础，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功绩了。
凭心而论，崇祯是一个比明朝任何皇帝都要对国事认真负责的统治者，自登基以来，他几乎没有睡过一天好觉，但勤治天下的责任心并不能弥补他的缺乏经验、多疑和刚愎自用这些性格特点!
而这些性格特点与1644年到来有着直接的联系，崇祯若真的多一些睿智和宽厚的话，明朝真有可能会中兴，而且最起码不至于亡国。在当时，明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明王朝守住了国土，那么自鸦片战争始，中华民族长达一百多年的屈辱史是否会改写?
No.10 慈嬉受宠
道光皇帝在英国的洋枪洋炮下，无奈的开了个不平等条约的头。道光1850年死后，奕宁继位，即咸丰皇帝。在位期间，正逢清朝乱世，国库空虚，危机四伏。即位不到一年，太平天国即在金田起义，而后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
真是内忧外患呀，咸丰皇帝有重整天下之心，却无回天之力，在1861年含恨而死。他割地赔款也就罢了，把位子留给自己的后继之君，也许后继之君会有更大的作为，可是他却留下个祸根，就是他宠幸的叶赫那拉·玉兰，此人就是以后慈禧。慈禧在咸丰死后在幕后操控朝政毫无建树，而且慈禧是安逸享乐之辈，知道用钱盖戏园子、搞寿辰，但是不知道变法革新，增加军备，致使满清甲午战争战败，而后被八国联军入侵，不但再次割地赔款，而且国格丧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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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真正作为考试文体，主要是在明、清两代，而且除了八股文之外，还考策论及试帖诗。不过八股文考试放在头场，在考官阅卷和排名中占的权重很大，考生也主要钻营于此。因此，今天的人大多有八股文独霸明清科场的刻板印象。很多人说起科举，几乎必骂八股。不过很多时候，“八股”已经蜕变为一个代名词，甚至形容词。就像启功先生说他曾遇到有人用“八股”二字为贬义词 。
对于八股文的挞伐，历来可谓史不绝书，有些指控是很严重的。比如明末有人写此仪状，贴于朝堂：“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妻两口，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言下之意，是要将大明王朝覆亡的罪责归到八股文身上。1898年康有为奉召应对，更说出“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这类的话。国家危难之际，反思和批判人才选拔体制理所当然，但如上言论无疑还是有些过激。反过来想想，康有为若非熟读经史、精于八股，恐怕也难有机会进京应试，参与上书，得见皇帝。
如果我们不只纠缠于对八股文的价值判断，可以转而思考：为什么很多人激烈批评八股，它却仍然作为一种主要的考试文体不断沿用？这当中其实存在着一个利益均衡的“三角关系”：对朝廷而言，八股考试的内容、形式和语气，无疑有助于意识形态的统一；对考官而言，八股是规范的标准化作文，在阅卷任务重、时间紧的条件下，有利于快速阅卷定等，按时发榜；对考生而言，有相对固定的考试范围、作文格式和优秀范文来准备应试，自然是无任欢迎，古今考生都一样。既然八股考试有这么好的可操作性，而且沿用中环环相扣，陈陈相因，就不容易废除了，这有点像制度经济学所说的“路径依赖”。除非有重大冲击，打破均衡。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八股文只是科场的“敲门砖”——门敲开了，砖自然就扔掉了，不用太过当真。所以我们翻看明清文人的集子，绝少看到他们将八股文章收入其中。
澎湃新闻：晚清科举由“改”到“停”，经历了持续的争论、探索和尝试。期间出现过不少改革方案，比如保留形式、更新内容，但为什么最终还是将科举永久停废了？
李林：对于科举制度、八股选士的改革尝试，之前曾有过多次，但最终都照旧沿用。在当时的条件下，科举抡才、八股选士还是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相对公平的制度。晚清情形不同，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是接连不断的战场失败、谈判失利、割地赔款，更在于对传统经济基础、政治秩序、文化自信和社会结构所受到的根本冲击。这时候来反思和批判抡才体制，对科举“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指控，就更加有力。
除了主张彻底废除科举的激进派，较为温和的改革方案，就是在科考内容中加入西学、西政、西艺，在不改变根本体制的前提下来改革科举。此外，也有提议建立新式学堂，革新课程，但允许学生参加科举考试，或毕业考试合格，授予相应的科举功名。这种方案，试图将学堂培育人才的功能和科举选拔人才的功能结合。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减少科举的录取名额，达到逐步过渡和缓停的目的。
1905年正式停科前的两届乡试和会试，其实已在文体上废除了八股，全考策论；内容上加入了西学和时务，淡化经学。不过，这些改革不能在短期内看到实效，难以救急。虽然就像关晓红教授所说，1905年停废科举并不是“瓜熟蒂落”的自然过程。但新政改革迫不得已的疾风骤雨节奏，推广学校教育的迫切需要，以及内外重臣的联合推动，最终还是促成了科举改革从“缓停”到“立停”的转变。其实当时的停科准备尚不充分，以致停科后立即出现很多棘手问题。
废除科举固然加大了朝廷与士人、尤其是正在形成的新兴知识阶层之间的离心倾向，有人因此而抛弃皇权，转向革命。这在废科前后出洋留学的年轻学生群体中间，表现得更为明显。
不过，要在科举废除和清朝崩溃之间找到更直接的因果关系链，恐怕还需要做更多考察。因为革废科举只是晚清教育改革的一环，而教育改革又只是晚清新政改革的其中一环。清政府在废科前后，确有一些针对传统士人的安置措施，比如拣选入官、入读新式学堂、派遣留学、充当教习等。但由于时间紧迫，而且晚清官场本已严重人浮于事，要安置数量庞大的士人群体，绝非易事。
关于废科后士人的出路，有一组学界研究较多的个案：刘大鹏和朱峙三。一个在山西太原，相对闭塞，固守经典；一个在湖北武昌，九省通衢，留意新学。一个是举人，年纪偏大；一个是秀才，正当盛年。前者较为悲观，几乎觉得天崩地陷；后者则颇为淡定，可以较好调适。可见传统士人在这种剧变中的升降沉浮，既受时代大势、制度变迁影响，也有个人的学识、能力及际遇等因素掺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