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孟仪
《中国国家历史·贰》
东方出版社│2016年6月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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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知足”，最早呈现于古钱币上。
汉代，一种方孔圆钱的正面有“隹五矢止”四字, 四字巧妙地共用一个“口”字，从右向上旋读是“唯吾知足”，从上向右旋读是“吾唯知足”。这种“借口钱”的构思寓意，今人释读为“知足者常乐”，反映了古人朴素的心愿、寄托和追求。明末清初，民间秘密会党天地会首领均佩戴铸有“唯吾知足”的圆钱，意思是告诫佩戴者要严守天地会秘密，凡会内秘密，只能天知、地知，“唯我知，足也”。
天地会，又名洪门 ，俗称洪帮，以拜天为父拜地为母得名，是清代民间秘密组织之一。天地会的成员以下层穷苦人民为主，最初多为农民或由破产农民转化而成的小手工业者、小商贩 、水陆交通沿线的运输工人, 及其他没有固定职业的江湖流浪者，后成分日趋复杂。天地会以“ 反清复明”“ 顺天行道”“劫富济贫”等为口号，反映当时平民的民族观念和反对阶级压迫的要求。
“足”在甲骨文中画成其物，像由大腿小腿、脚板共同象形。《说文解字》：“足，人之足也。在下，从止、口。” 徐锴解释说：“从止，即为足的象形；从口，则为股胫之形。”（《说文系传》）杨树达也认为“口”为股胫周围之形。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卜辞用（正）为充足之足，甲骨文（疋）乃《说文》‘人之足’本字；甲骨文乃《说文》足字篆文所本。” 据此可知，足的本字为“正”（征），后转注分化为“足”“征”两字。《象形字典》称，止（囗）为“村邑”或“部落”；（止）通“趾”，即行军的意思。足（）有“迁徙”与“征伐”的隐喻，表示军队“出征得胜，凯旋归邑”。罗建平认为，“在象征层面，‘足’可看作是人类从远古迁徙到氏族、部落征战的历史。”
今人使用的“足”字，既可作“足够、充足、丰足（丰衣足食）”解，也是“脚”的别称。从“足”的字，除了表示脚的部位，也指脚的各种动作（蹈、跨、跳、跑等）、动作的状态（跛、蹇、踉、跄等），以及与脚的行为有关的现象（踪、路等）。因此，罗建平指出，在文化历史层面，“足”的行走、“足”留下的痕迹和“足”所达到的领域，不单纯是生物意义上的，而是和人类早期的生存活动密切相连的。
从新石器时期末叶开始，人类长期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或文化模式，即农耕与游牧。不同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南农北牧、南富北穷的两大文明带之间旷日持久的文化对峙和冲突。游牧民族以暴力方式征服农耕世界，然后在漫长的和平时期里反过来为农耕世界的先进文化所征服，从而逐渐实现其自身的文明化过程。由此影响了现今世界的文化融合。
探索人类理想的归属地，寻找精神家园是每个民族的天然使命。马尔克斯在小说《百年孤独》中，描述了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带领布恩迪亚家族寻找新的家园的历程。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是一个富有幻想与冒险精神的人物，沉迷于科学与哲学，因决斗杀死了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之后，不堪其冤魂的骚扰，带着亲从和他们的家眷离开了里奥阿查，在河滨地带建立了马贡多。当下流行的“暴走”现象，应是对自然人性、远古生活方式的一种回归。暴走是一种高强度又简单易行的户外运动方式，是对人的意志和身体素质的挑战，体现了人们对现代都市生活的反叛，以及对大自然的向往和不懈追求。
以身体为模型建构自然、社会，人的身体与社会机制互相重构，这种重构背后的思维，约翰• 奥尼尔称之为“拟人论”。美国社会学家约翰• 奥尼尔认为，“人类首先是将世界和社会构想为一个巨大的身体。以此出发，他们由身体的结构组成推衍出了世界、社会以及动物的种属类别。”维柯在《新科学》中也谈到，身体、感官产生的原始诗性逻辑是理性主义重构宇宙的基础。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古人造字无非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人体名称象征、解构宇宙，正是古代中国“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主要内涵。
重庆大足，是借人体名称为地方命名的典型案例（“交趾”是另一例）。今人多以“丰足”解释“大足”，这固然是一种美好的心愿，但认为“大足”取“大丰大足”之意，未免疏于浅显。我个人认为，（足）字中的“口（）”应为部族守护神的物化形态（神器），这是先民聚族而居的神秘召唤。夸父追日，摩西出埃及，殷人九次迁都，人类的大迁徙大都与原始宗教信仰有关。楚人的“楚”字中有“止”，“实事求是”的“是”字里也有“止”，保留了“迁徙”的意象。国家的“国”字，不仅 “或”有内“口”“國”有外“囗（围）”，而且按湘人的读音，“国”有“归”意。因而，“口”为足的归宿，是原始生命力历经磨难后得以升华的精神空间。“大足”作为一级地名，其中蕴含多少不为人知的玄机，如今是个谜，还有待于后人进一步挖掘。
大足，在19 世纪之前几乎无闻于世。今天的大足，以石窟艺术史上的最后一座丰碑饮誉世界。史载，大足石刻于唐高宗永徽（650—655 年）时开山，晚唐昭宗景福（892-893 年）时大兴，历前、后蜀（五代）至两宋达到鼎盛。元季兵燹造像中断，明初永乐复苏，余绪延至晚清。目前，大足地区列入文物保护名单的石窟共75 处，刻写铭文10 万余字，造像5 万余身。大足石刻于1999 年列载《世界遗产名录》。
时光回溯到70 年前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陪都重庆。那时，民国政府由南京迁都重庆，抗战烽火燃遍华夏大地，学贤荟萃巴蜀。1945 年暮春，时值抗战胜利前夕，一个由全国一流专家组成的考察团，登上停泊在江边的轮船，准备前往一个神秘之地。一周后，专家们满载而归。从此，大足石刻引起了世人瞩目。这个神秘之旅的领军人物正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主持“中国学典馆”（原名“中国辞典馆”）的杨家骆先生。杨先生力邀当代学贤马衡、何遂、顾颉刚等15 人组成“大足石刻考察团”（史称“乙酉考”），对北山、宝顶山石窟考论其价值，“以为可继云冈、龙门鼎足而三”而正告国人，从而为大足石刻登上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奠基铺路。“大足石刻”也因考察团之名而得名。
杨家骆先生笃爱大足石刻，矻矻终生，后来虽身悬孤岛，历经半个世纪仍执着弘扬大足石刻艺术而不舍！在“乙酉考”20 周年之际，先生连续刊发“杨家骆发见大足唐宋崖雕二十周年纪念之一、之二、之三”，刊载于台北《观光月刊》的《宝顶梦游》，即是其“纪念文字之三”。1968 年，先生又著《大足唐宋石刻之发见》，往返于马来西亚及东南亚各地演讲。1970 年，先生指导高足陈清香博士撰著《大足唐宋佛教崖雕之研究》，洋洋十万余言。尤令人感佩的是，先生年届八旬高龄，还立论撰写《中国石刻史上大足崖雕之地位及其文献》巨著，拟再度组团“重返大足求征”，真可谓是“一经倾心，终生不变”！
历史，是人类劳动创造的积累和延续，也是一部身体叙事之 “足”的运动符号进化史。大足石刻迄今已经1365 年，是唐宋以来历代的石刻大师与石窟主建者、保护者、维修者、研究者、宣传者、开拓者足迹的积累和延续。大足石刻是一件伟大的艺术杰作，它印证了中国人的审美之旅，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有着无以复加的贡献；大足石刻也为中国佛教密宗史增添了新的一页，是石窟艺术生活化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