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5月21日，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举行特别党代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当选党主席。该党将自身定位为亲西方的政党，多年来积极与欧盟保持合作关系，致力于土耳其成为欧盟成员国。今年以来，土欧之间上演了各种各样的冲突戏码。鉴于土欧之间的紧张局势，欧盟老大德国国内有评论认为，修宪公投后，「土耳其入欧的大门关上了」。
事实上，土欧关系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彼时欧洲的实力已经开始慢慢超越土耳其帝国。了解如今的土欧关系，不妨从100多年前的土欧关系中寻找一些线索。
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强盛之时，握有欧、亚、非三洲的领土，其中欧洲部分的领
土对奥斯曼帝国来说最为珍贵。一方面它是历代苏丹及将士用鲜血所换来的领土，另一方面也是奥斯曼帝国财富的来源之地。
正因为如此，近代土耳其在面对西方列强的攻势之时，才拼尽一切想要保住此地。不过，正如世界上的其它地方一样，真正能够在地图上标记国境线的并不是这个国家原本的主人，而是西方列强。国境线的来源，就是列强对于势力范围的划分。
奥斯曼帝国全盛时期版图，来源：serhatengul.com
围绕着土耳其帝国欧洲部分的领土，西方列强不断在此上演着一幕幕「闹剧」，并不时爆发战争。「土耳其问题」的核心是如何瓜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领土，及多瑙河以南，黑海海峡以北的这一大片土地。从竞争的行为体上看，主要矛盾是俄国与其它西欧列强（英法）对这片区域的争夺。
其中，令人最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克里米亚战争。围绕这场战争及其结局，马克思与恩格斯作为冷静的观察者，在记录下了战争进程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本文就简单回溯二人当时对土耳其问题的看法。
《克里米亚战争》
欧洲革命与东方问题
革命视野下的土耳其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地缘政治问题，而是欧洲自身「痼疾」的外部延伸。马克思认为：
「每当革命风暴暂时平息的时候，一定要出现同一个问题——这就是一直存在着的『东方问题』。当第一次法国革命的暴风雨过去，拿破仑和俄国沙皇亚历山大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瓜分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时候，就出现过这个问题；那时，亚历山大利用了暂时的平静时机，把军队开往土耳其，向那些力求从内部摧毁这个行将灭亡的帝国的势力‘伸出援助之手’。过了一些时候，西欧革命运动刚被来巴赫会议和维罗那会议镇压下去，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尼古拉就给了土耳其一个新的打击。以后，又经过若干年，当七月革命以及继之而起的波兰、意大利和比利时各国的起义已经过去，成了1831年那个样子的欧洲看来已经摆脱了内部动荡的时候，东方问题于1840年又几乎把各「大国」卷入了大战。现在，正当目光短浅的当权的侏儒们自夸似乎已经幸运地使欧洲摆脱了混乱状态和革命危险的时候，又出现了这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一个无穷尽的困难之源：对土耳其怎么办？」（马克思，《不列颠政局 —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土耳其》1853.3）
欧洲革命的危机，必然催生土耳其问题的激化，并在历史上反复出现。缘何会导致这样的反复？其本质还是欧洲列强之间均势的变化，特别是俄国与其它欧陆列强力量对比的变化。
欧洲革命的风暴首先削弱了欧洲主要列强的力量，使得俄国反而可以腾出手来，去争夺列强「口中的食物」。虚弱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自然成为了俄国的目标。而西欧列强为了防止俄国的扩张，就必须介入土耳其问题。这也就产生了马克思笔下所出现的反复。
俄国扩张版图，来源：GeoCurrents
恩格斯对俄国在土耳其的扩张也抱有深刻的恐惧，他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瓜分土耳其会使俄国人进入君士坦丁堡，这将是英国莫大的不幸，世界和平将受到威胁，黑海上的贸易将被破坏，地中海的英国基地和英国舰队势必进一步武装和加强起来。」（恩格斯，《土耳其问题》，1853）这样只会加剧英俄之间的矛盾，徒增和平的压力。
在19世纪中叶，英法为了防止俄国在欧洲革命后趁机攒取土耳其的利益，所采取的政策类似与美国之后在中国所推行的门口开放，其重点是竭力维持现状，维护奥斯曼帝国的尊严，维持土耳其欧洲领地的完整。
然而，恩格斯却对此嗤之以鼻，他评论道，「推动俄国去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强大动力，不是别的，正是原来想借以阻止它这样做的那个办法，即空幻的、从来没有实现过的维持现状的理论。现状是什么呢？对于土耳其政府管辖下的基督教臣民来说，这无非是意味着使他们永远受土耳其的压迫。而他们只要仍然处在土耳其统治的压迫下，他们就要把希腊正教教会的首脑和6000万正教徒的君主（不管他在其他方面怎样）看做自己的天然的解放者和保护者。
这样一来，原先为了防止俄国侵略土耳其而发明的外交体系，却迫使欧洲土耳其的1000万正教徒向俄国求援。……只要西方外交的指导原则仍然是传统的政策，即无论如何都要维持现状，维持土耳其目前这种状态的独立，欧洲土耳其十分之九的居民就要把俄国看做自己唯一的靠山，自己的解放者，自己的救世主。」（恩格斯，1853，《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
与此同时，马克思认为，要阻止两个君主国（俄土）的联手，就应极力避免俄国借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保护人。
「不管奥斯曼帝国的最终命运怎样，更确切点说，不管统治了这个帝国已有四个世纪的伊斯兰教政权的最终命运怎样，英国和整个欧洲的所有政党有一点是意见一致的，这就是：当地的基督教居民逐步向文明、向独立治理进展，是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些民族沦于俄国的铁蹄之下，使俄国的巨大领土更加扩大。
我们深切地希望，不仅土耳其，而且全欧洲都来抵抗俄国的这种野心；我们希望，只要俄国的这种兼并和扩张的意图真正表现出来，马上就引起普遍的反感和不可遏止的反抗，土耳其的希腊族和斯拉夫族的臣民也是决心积极参加这种反抗的。」（马克思，《土耳其问题》，1853）
马克思肖像
具体对策
在马恩二人看来，唯有革命才是对抗专制最好的武器。首先，革命所带来的是民族的解放，而民族解放本身就将使斯拉夫人站在俄国的对立面，成为打击俄国最好的帮手。
「无论俄国的斯拉夫人和土耳其的斯拉夫人血缘如何相近，宗教如何相同，而一旦后者获得自由，他们的利益立刻就要显示出很大的不同。」(恩格斯，《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1853)
其次，革命与英法在土耳其的利益一致。
「俄国毫无疑问是一个有侵略野心的国家，100年来就是这样，直到1789年的伟大运动才给它产生了一个充满强大生命力的严峻敌人。我们指的是欧洲革命、民主思想的爆炸力量以及人生来就有的自由要求。从这个时候起，欧洲大陆实际上只存在着两种势力：一种是俄国和专制，一种是革命和民主。现在，革命似乎是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它活着，人们还非常怕它，就像过去一直就非常怕它一样。不久前的米兰起义使反动派惊慌万分就说明这一点。但是俄国如果控制了土耳其，它的力量几乎会增加一倍，它就会比其他欧洲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强大。如果事态这样发展，对革命事业将是一种莫大的不幸。在奥斯曼帝国可能崩溃的时候维护土耳其的独立或粉碎俄国的兼并计划，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民主派和英国的利益是相符的，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不能让沙皇把君士坦丁堡变成自己的一个首都。如果情况发展到极端严重的地步，我们就会看到，这两种势力将给沙皇以同样坚决的抵抗。」（恩格斯，《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1853）
恩格斯肖像
总结
防止俄国做大做强一直是西欧列强的核心任务。作为革命导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亦不能免俗。俄国始终被视为欧洲的异类的原因，其本质上并不是专制的政体或其它原因，而仅仅在于其辽阔国土所带来的战争潜力及其背后的权力资源。这最终导致的是西欧列强对俄国的恐惧，再加上专制的政体，使得反对它有了足够的理由。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财富在于，他们准确把握了土耳其问题中的核心问题——民族。民族的复杂性给土耳其的治理更加了难度，也为俄国与英法处置巴尔干半岛留下巨大悬念。不过，在革命视野下，他们恰恰是最迫切渴望革命，获得自由的人，亦是革命的最好伙伴。更重要的是，他们将成为反对俄国君主专制的重要力量。
然而，马克思与恩格斯没有见到「十月革命」，更不会料到苏联解体后的民主改革。无论俄国政体怎么变，都无法改变西方对它的恐惧。苏联解体后，民主改革后的俄罗斯也并未得到北约的善待，反而迎来了北约东扩。
俄罗斯也并没有因为建立了一套民主政体就彻底地与西方改善关系，反而仍然遭到西方的疑惧。西方只要批评俄罗斯的民主是为「伪民主」，就足够其反对俄国了。
今日主笔 蒋旭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