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眼里，隋炀帝杨广是上下5000年历史上罪孽最深重的暴君之一。据《旧唐书》记载，“罄竹难书”这个成语就是义军用于形容杨广的，大意是，就算用尽南山的竹子作简，也写不完他的罪行。
我们都知道，在终结南北朝乱世的隋文帝治下，中国出现了难得的太平盛世。用史家的话说，当时“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廓庑之下”。国家富庶到仓库全都装得满满，放财物的屋子都不够装了，多余的只能堆在走廊。这种景象，足以媲美汉武帝与唐太宗时期。
可悲的是，杨广接受了老爹的遗产后就开始胡作非为。光是营建洛阳，他每月就役使丁男多达200万。而据学者统计，在东征高丽前的8年里，杨广征用人力至少3000万人次。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隋朝鼎盛时期人口也不到5000万，也就是说，隋炀帝为了满足私欲，残忍地奴役了全国六成多人口，而参与修大运河与长城的百姓死亡率达50%以上，也难怪史家感叹“天下死于役”。
但抛却此人的无数暴行不论，单是隋炀帝这次西巡，倒确实在无意中做了一大贡献：为时断时续的丝绸之路重开奠定了基础。
在三国末年开始的乱世中，中原政权对西域的控制力严重减弱，丝路经常被北方蛮族如突厥等控制。隋朝统一后，文帝养精蓄锐，杨广也就有了底气，琢磨着要恢复这条通道。
大业七年（公元611年），也就是西巡过后两年，隋炀帝还对西突厥可汗庄严宣告：“譬如天上，止有一个日照临，莫不宁帖，若有两个、三个日，万物何得以安？”语意咄咄逼人，显示出了杨广意欲慑服突厥，重归西北之意。
另一方面，他命令“有智数”的三朝重臣裴炬掌管重镇张掖的西域贸易，从各族商人那里收集情报，把了解到的民情民俗，山川地理，政治军事等整理成三卷本的《西域图记》，为中原王朝对丝路的重新开发做好了准备。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位百姓深恨的暴君对丝路来的胡商却非常优待，让有关部门亲自接待和安排吃住，“请入京都市贸易”，“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
外邦商人见与他如此鼓励双边贸易，于是大批来隋，客观上起到了繁荣丝路，推动中外往来的效果。
为了向外族展示中华物产丰饶，吸引商贾，杨广甚至还闹出过“打肿脸充胖子”的国际笑话。有一次，胡商来做生意之前，他先命人京城重修各个店铺，使它们外观更整齐，并且堆满货物以示繁华。
但这样他还嫌不过瘾，居然又让满城人用当时官员贵族才用得起的奢侈品——丝绸缠树，装饰市容！
等到胡商们见了，自然啧啧称奇，但令他们震惊的事还在后面。这些人到酒店吃饭，店主奉了官员命令，就是不要他们付的钱，骗胡人说：“我们中华物产丰富，酒水饮食随便吃，从来不要钱。”起初胡人们还惊叹不已，真以为隋朝富强，外邦望尘莫及。
没想到，这种愚蠢的伎俩当即被其中比较狡黠的胡人看破了。他指着外头缠着丝绸的树调侃道：“我知道你们国家也有穷人，有的还穷到衣不蔽体。既然这样，你们干嘛不用这些丝绸给他们做衣服？缠在树上是要干嘛？”结果囧得对方无言以对。
但无论如何，重开和繁荣丝路算得上是这位暴君一生中罕见的功绩。众所周知，从古至今，这条商路对我们的影响深入到了生活中每个角落。
别的不说，如果没有“一带一路”，我们现在消暑解热的很多水果蔬菜，比如西瓜、葡萄、胡萝卜、黄瓜、石榴等就根本吃不到喽。而凡是像“胡萝卜”这样带“胡”字的水果蔬菜，显然都是来自外国，实际上，黄瓜原本就叫“胡瓜”，还是隋炀帝本人下诏改为今名的。
而在南北朝之后，丝路的重开无疑要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隋炀帝杨广。如果没有他对突厥和西北各国的打击和控制，为李唐对西域的开发奠定基础，恐怕中原王朝还要耗费更多人力物力重开丝路。
也有学者认为，杨广实际上是个颇为英明的君主，科举制始于他，大运河也算他的一桩功绩。毕竟唐人也有诗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虽然这个工程搞得民怨沸腾，但客观上确实为沟通南北，活跃经济做了一定的贡献。
那么，大家又是如何看待隋炀帝这位集强千古圣君与独夫民贼于一身的帝王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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