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史学史初探（下）
本文作者：杨令侠
南开大学历史所副教授
四、美国史研究在加拿大
美国是一个世人瞩目的强国，许多国家建立了美国历史研究学科，但也许没有一个国家具有象加拿大这样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也没有一个国家对美国有着如此剪不断、理还乱的连缀关系。
美国史的研究直接获益于60年代加拿大高等教育的发展。为了符合历史系的扩充需要和学生的要求，很多大学增设美国史课程。许多搞美国史的专业人员（大多数在美受的教育）被召回加拿大。除此之外，60年代全加拿大高中也都开设了加拿大史课，并培训那些愿意学习和讲授美国史的中学老师。1964年，加拿大成立了美国研究学会，每年都举行一次年会，并出版一份优秀的学刊《加拿大美国学评论》。即使是加拿大历史学会召开的年会，也给美国历史专题几个分组会，并且注重吸收非专家成员，为的是使这个学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的历史学学会。虽然《加拿大历史评论》只刊载加拿大历史的文章，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杂志可以发表美国专题的论文，如《加拿大历史杂志》和《国际历史评论》。60年代美国史研究在加拿大的确经历了一个如花似锦的年代。
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加拿大民族主义者对于美国对加拿大的影响与渗透十分忧虑。这些忧虑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是美国对加拿大各经济部门，特别是对石油等天然资源所有权的控制，造成美国一感冒加拿大就打喷嚏的局面；其次是美国在越战中的行为降低了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形象，美国国内反战反种族主义的骚乱频起，大量美国青年躲避兵役逃往加拿大，加拿大人对美国的幻想破灭了；第三个困扰加拿大民族主义者的问题是，一大批美国学者在60年代涌入加拿大大学，以致社会科学方面的教授半数以上不是加拿大人。他们担心其后果将是，加拿大的学生在“美国化”的加拿大学校里受教育。这种焦虑的情绪影响了加拿大人对美国史的兴趣和学习要求。在当时，这一社会思潮的确对美国历史和美国文化的研究起了淡化作用。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民族主义巨浪之下，在知识阶层中还存在一股复杂的心理潜流。加拿大学者们一方面对美国研究采取冷淡态度，如果一个人显示出对美国的兴趣，也许会被说成是没有爱国心；另一方面，做为一个群体，他们又以一种又自负又灰心、有羡佩又防备的复杂心态看待美国文化、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等问题。他们期望能从强大的邻居那里学到有益于自己国家发展的东西，使自己在邻居面前也显得强大些。这些民族主义者的努力保证了美国学研究在加拿大继续下去。但情况并不乐观。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加拿大美国史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的注册人数非常之少。1977年，在280个学习历史专业的硕士生中，只有大约1—3%的学生获得了美国史的学位。70年代学习美国专题的硕士生获得学位的人数仅在2%以下。至于在博士论文中推广美国专题研究就更困难了。虽然在1980年有7名做美国专题论文的博士获得了学位，但是在过去的22年中，有5年没有一个美国史的博士获得学位；有4年只有一个；有3年只有两个。
那些对美国史或美国学有较大兴趣的加拿大学生不得不到美国的大学去求学，在那里硕士导师更多，奖学金更易获得，图书馆和文件资料也比加拿大许多大学更丰富。因此，当时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大多数研究美国史的学者在美国攻读学位，只有极少数是在加拿大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
80年代后期，由于国家统一危机的暂时缓和以及美加自由贸易的签署，美国史研究状况稍有改善。各个历史系美国史注册人数有所提高。美国史硕士生和奖学金也增加了，但不过3—4%。在加拿大获美国史专业博士学位的毕竟是少数，美国史专家不可避免地只能来自美国。并且，在人们心理上默认的一条准则是，在美国毕业的美国史专业人员要比在本国毕业的受到更多的尊重。至90年代，在教室里的美国历史学家比15年前多了，于是又出现了专业比例不平衡的问题，一部分在过去10年中搞美国历史的教授或美国学的专家又被调整去教授加拿大史、印第安人史、城市史、世界史或当代史。持续的经济不景气又减少了人文科学的基金，也缩小了历史系的规模。在保证本国史的教学与科研的前提下，美国史研究人员的流失情况比较严重。《加拿大美国学评论》这份期刊也不再能从美国国务院或者加拿大政治方面得到任何财政上的资助了。许多年来，它是靠期刊编辑部所在学校（若干年更换一次）和订户们的慷慨解囊以求生存的。
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加拿大的美国史学者比其他国家的同行们能得到更多的便利条件。加拿大大多数图书馆积累了为数可观的美国历史藏书，并可为美国史研究人员提供优质快捷的与美国各大学之间的馆际借阅设施。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委员会基金也为学者们到美国查阅手稿、文献或出版著作提供津贴补助。加拿大的美国史专家很容易收到“美国历史学家学会”和“美国历史协会”以及其他历史学组织的与会邀请，而这些机会对于那些横跨大洋的欧洲、亚洲和非洲的美国史专家来说就不那么易得了。
美国史研究在加拿大的发展和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对于它的发展前途却不能不令人感到茫然。由于美国在加拿大人头脑中所占的特殊地位，很难预测美国历史研究在加拿大能有多少突破性成果，因为在过去，除了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的著述外，有些著作是随着美国学者人云亦云。有的加拿大学者已深深地意识到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因而大声疾呼，“无论是学生还是学者，对美国这个国家及其历史都不要陷入偏见之中：不要把美国看成是万恶之源，也不要把美国当成希望之地；对美国历史的兴趣不要影响做为一个加拿大人的人格”。我们认为，在目前加拿大政治不协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这些要求的实现还需加拿大历史学家的不懈努力。
五、魁北克史学
英法两种文化并存的现象是加拿大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法语加拿大的史学具有与英语加拿大不同的风格和来源，可视为加拿大史学史上的一枝奇葩，有单独提出，予以探讨的必要。
魁北克是加拿大一个独特的省，有“国中之国”之称。长期以来天主教会控制着教育、福利、医疗等社会生活。这使得魁北克的政治很稳定，但是科学技术很落后。自20世纪初起，魁北克经历了大的文化意义上的变迁，长期生活于农村的法裔加拿大人迁移到工业城市，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出生率的下降，这直接影响了他们做为一个“特殊”民族的生存。随着城市化的到来，新的价值观代替了旧的价值观，世俗化的进程逐渐破坏了曾经极具权威的教会力量，同时也给魁北克史学带来了新的生机。继法裔第一位民族史学家弗朗索瓦-沙勿略·加诺之后，20世纪中期魁北克史学界出现了两支有代表性的流派，其代表人物分别是蒙特利尔市的卡农·莱昂内尔·格鲁尔和魁北克市的阿贝·阿瑟·马厄。二战后，其追随者们师承其派，形成了蒙特利尔学派和魁北克学派。50年代，一个新的社会集团在魁北克出现。这些人大多在国外接受过社会科学教育，他们开始承认魁北克的未来不可避免地要受新工业时代的冲击，而目前魁北克的经济已经并且继续由英语文化背景的“外来人”所控制。据1965年皇家委员会报告，在魁北克省，收入最高的阶层是讲纯英语的英裔加拿大人；第二位是讲英语的加拿大人和能够使用双语的英裔加拿大人；第三位是能够使用双语的法裔加拿大人；第四位是讲纯法语的法裔加拿大人；最低的是近期移民和土著人。于是新兴的低层的中产阶级试图解释为什么在魁北克没有形成有力的企业家集团。魁北克的专业历史学家也深深地卷入了这场大辩论中。
蒙特利尔学派的代表人物居伊·弗雷格尔·米歇尔·布律内和莫里斯·塞甘主张，法语加拿大在经济上的落后状况是英国人1760年占领造成的，因为自1645年新法兰西就存在着一个企业家阶层，到了18世纪，他们已积累了足以取得政治权势的财富，而“七年战争”把新法兰西的商业资产阶级给“斩首”了。1965年于拉瓦尔大学召开的以“法裔加拿大的资产阶级及其历史基础”为主题的专题讨论会上，蒙特利尔学派非常活跃。魁北克学派以马塞尔·特鲁德尔、让·阿姆兰和费尔南·韦莱为代表。他们反对“斩首”说，并坚持认为，不列颠征服者不必为法裔加拿大人在自己的经济发展中担当次要地位而负责任。新法兰西从来就没有一个资金雄厚的、可以控制殖民地商业的企业家集团。新法兰西殖民地的失败是因内部虚弱所致，“征服”只不过是施加的致命一击。就新法兰西到底有没有资产阶级这个问题的争论跨越了50年代而继续到60年代。甚至在1970年“美洲法裔历史学会”的年会上，很多历史学家再次卷入这场争论中。但很快它便成为过时的话题。70年代流行魁北克的法国年鉴派“新史学”象清新的风吹遍了这块被称做“加拿大的巴黎”的土地。
法国年鉴学派得名于1929年创办的历史杂志《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年鉴学派是在对实证主义史学的批判中兴起的。它反对把历史研究局限在狭隘的政治史范围内，主张研究历史的全貌，研究社会经济结构。年鉴学派把时间划分为长、中、短三个阶段。长时段是指长远起作用的因素的结构，如社会结构、地理结构；中时段是指周期性发生的事情，如物价、人口、收入的波动；短时段是指一个重大的突发性的事件，如政变、自然灾害。30年代年鉴学派在史学界获得了承认。年鉴派“新史学”对北美史学研究有相当大的影响。1972年，约翰·赫克斯教授在美国《现代历史杂志》向美国读者详细地介绍了已经在西方广为普及的年鉴学派的理论和思想体系。1977年5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成立了“费尔南·布罗代尔研究中心”。法国年鉴学派通过美国很快传入英语加拿大。然而，就魁北克历史学家来说，他们的年鉴派“新史学”方法是从法国“新史学”的倡导者那里直接学到的。
50年代的魁北克，史学批评的准则要么来自美国，要么来自那些对大多数历史学家不再具有吸引力的旧的传统。在这种传统影响下，历史著作仍旧以描述重要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为主，年鉴学派称之为“只叙述事件的历史”或“唯历史的历史”。即使60年代早期，在魁北克，历史著作中的这种风格仍很明显。70年代以来，一些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如费尔南·布罗德尔、罗贝尔·芒德鲁等教授经常访问法语加拿大大学，同时一些法语加拿大历史学家在巴黎获得学位，以致年鉴学派在魁北克的影响甚深，因而以政治家为中心的重大历史事件不再是历史学家关注的事情。当代魁北克史学界W.J.埃克利斯和马赛尔·特鲁德尔就是著名的年鉴学派学者。计量史学也被采用了。计量史学是一种各学派都能应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利用各种文件档案等一定主题的量的统计，来研究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
魁北克史学另一个特点是，长期受分离主义情绪的影响。1960年，代表城市力量的自由党上台，开始了“平静革命”；1976年，魁北克人党执政，魁北克分离运动兴起；1980年，就“主权-联合”进行的公民投票，使分离运动走向高潮；1995年，第二次公民投票又搞得沸沸扬扬。对世代法语加拿大史学家承载的无休止的英、法语加拿大间的对抗，一些较开明的魁北克史学家表示厌烦。他们试图与英裔史学家、政治家合作，并尽力站在公允的立场上评述法语加拿大的历史。例如，托马斯·查佩斯爵士在其8卷本《加拿大史》[法]（1919—1934年）中，赞同英裔加拿大史学家提出的关于加拿大“国家地位”的观点。同时他认为，与英裔加拿大人一样，法裔加拿大人也有自己的认同感，而且法裔加拿大人有权利维护这种认同。另一位史学家A.L.格罗克斯满怀激情地描述了法语加拿大做为一个图生存的民族所做的努力，同时表达了他对英语加拿大对法语加拿大同化的反感。还有的史学家认为，加拿大应采用单一的官方历史教科书，过去一些法裔历史学家写的历史书不能公正地讲述国家的历史，这种不公正的讲述使年轻人保持着反英语加拿大的情绪。有的法裔作家呼吁，不要再把魁北克历史写成受迫害的历史，而应写成激发善意、承认法语加拿大做为一个民族也有自身弱点的历史。
纵观一百多年来加拿大史学的历史，顺时应变是其重要特征。当今存在的悬而未决的两难问题是：
1.史学家们很难熟练地使用两种语言。50年代不多见，即使是现在，很多史学家使用母语以外的语言时只能阅读。英法两种文字的使用是加拿大史学发展的一大障碍，已经影响了史学的学术交流与学术发展。史学家的思想和感情交流受到阻碍，更不用说什么互相理解、密切合作了。加拿大历史学会会长一职，多年来是由英、法语史学家轮流担任的。
2.专题区分过细，缺乏融会贯通。历史毕竟是一个主体，内部有着密切的联系。专细的研究固然有益，但弊在分割历史、主次不分，说明不了历史的变化，也难避免以一概全之虞。
3.历史专业团体存在近亲繁殖现象。在英语加拿大，有的专业团体过小，并且几乎完全由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男性新教徒所组成。他们具有非常相近的社会态度和价值观念。他们经常在他们的俱乐部“加拿大历史学会”和“加拿大公立档案馆”年会上相会。他们中的大多数利用暑期来这些俱乐部做研究工作。
4.正如加拿大人自己承认的，史学著作主要写给专业人员阅览，大多数加拿大人不读史著。目前，加拿大政府正在着手研究如何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让公众了解自己的历史，因为普及历史的确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渠道。
一门学科的存在与发展要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经济环境状况、人民文化心态变化等都是影响史学发展的重要变数。总之，对加拿大史学家来说，未来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谢谢阅读
编辑：@常帅 黄逍
责任编辑：@李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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