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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康五年（339年），司空庾亮当政，凭着皇后妹妹这层关系，大肆安插亲信，大玩政治权术，同时为了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他向朝廷上疏请求北伐，试图窃名邀誉，张皇中外。
先前他做了自认为铜墙铁壁所向披靡的军事部署。一是安排弟弟、临川太守庾怿，督梁雍二州军事，领梁州刺史，镇守魏兴；二是让弟弟、西阳太守庾翼，充任南蛮校尉，领南郡太守，镇守江陵；三是授权亲信征虏将军毛宝，督扬州及江西诸军事，与豫州刺史樊峻，同率精骑万人，坐镇邾城；四是庾亮自己调集大兵十万，分布江淝，想移镇石城。
北伐是不是时候，北伐又有多少胜算，年轻的晋成帝吃不准，就把庾亮的奏疏交给群臣商议。
太傅王导看后，掀髯微笑表态说，好啊，庾兄能行此事，还有何说，不妨请旨施行。王导是什么人，他明知北伐时机不成熟，也不可行，但他更愿意看庾亮的笑话。因为此前，庾亮怕王导碍手碍脚，想废黜他，还写信给太尉郗鉴，陈述王导的种种过错，想拉拢郗鉴联手对付王导，结果郗鉴不同意，没戏。
郗鉴是个忠厚之人，看了奏疏后不痛不痒地说：“我看是行不通吧，现在军粮未备，兵械尚虚，如何大举？”这个久经沙场的流民大帅，因考虑朝廷几方士族势力要平衡，所以既不想戳破庾亮的自不量力，也不想说穿王导的心思而得罪他。
其他文武百官，出于对权力的膜拜与对权贵的迎合，都赞成鉴议，支持庾亮北伐。
只有太常蔡谟，一眼看穿庾亮的那点破事，奏章说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俨然有运筹帷幄，决胜疆场的状态，但说得好听是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说得难听点就是画饼充饥。蔡谟认为盘踞在中原的后赵实力强盛，东晋朝廷实力不足，只可凭借长江天险防守，等待时机。
于是蔡谟上书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把北伐这么复杂的事归结两段话：“石虎独起于众异之中，杀嗣主，诛宠臣，内难既定，千里远出，一举而拔金墉，再举而擒石生、诛石聪，如拾遗，取郭权，如振槁，还据根本，内外平定，四方镇守，不失尺土。”
“今庾亮以重镇名贤，自将大军，欲席卷河南，虎必自率一国之众，来决胜负，岂得以襄阳为比哉？今征西欲与之战，何如石生？若欲守城，何如金墉？欲阻淝水，何如大江？欲拒石虎，何如苏峻？凡此数者，宜详较之。”
得出一个结论：后赵的石虎根本就不是你庾亮能够对付的。
这个观点晋成帝给众大臣一看，居然没一个人敢与他辩论批驳。晋成帝也认为兹事体大，北伐是一件难事，于是下诏庾亮停止北伐，不必移镇。
对北伐，蔡谟看的比谁都清楚。他亲自带兵平定过苏峻之乱，也目睹过失败的北伐之战，。所以他撇开个人恩怨和其他考虑，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认为北伐的时机不成熟。这源自他强大内心，尽管外在会受到很多人的排斥，但也不会因外界环境变化受影响，其内心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日本著名实业家稻盛和夫说过，深深扎根于内心的信念，坚定贯彻正道，需要很大的勇气。反过来说，对自己的行为稍有不安或犹豫，自信就会立即动摇，随即失去勇气，也就无法强大。
没多久，彭城王司马纮向朝廷上疏，认为乐贤堂有晋明帝亲手描画的佛像，经历屡次动乱，但此堂还在，这是很值得庆幸的事，建议由朝廷下诏为其作颂。晋成帝又把此事交给群臣讨论。蔡谟认为眼下国家还有很多重要事情要做，像为乐贤堂作颂这类既不涉及国家利益，又不牵涉社会民生的事，私下找几个文人墨客作作赋颂就可以了，不用大张旗鼓以朝廷的名义来作颂。晋成帝认为很有道理，于是就停止此事。
还有，皇后每年都要拜谒皇陵，程序繁琐，声势浩大，每次都花费许多人力物力财力，蔡谟认为不应该如此复杂，如此铺张，于是建议说：“旧制皇后只要在太庙拜见就行了，不用拜陵。”这样一来，不管是在仪式上、程序上，还是在开销上都简单的多。朝廷采纳建议，于是改变此项活动。
复杂问题简单化，源自他对法律制度的娴熟于胸。蔡谟学问广博，对于国家礼仪宗庙祭祀方面的规章制度轻车熟路，并大多提出过议案、作出过决定。他写了不少的著作在社会上流传，反响很好。
永和五年（349年），让东晋王朝为之忌惮的石虎终于死了，加上中原混战不休，东晋朝廷派兵北进，起初捷报频传。东晋朝野为之欢呼，都认为光复中原指日可待。
唯独蔡谟对和他亲近的人说：“敌人被消灭确实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然而恐怕这更给朝廷带来了忧患。”听到的人问：“您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蔡谟答道：“能够顺应天意、掌握时机把百姓从艰难困苦中拯救出来的事业，如果不是最杰出的圣人和英雄是不能承担的。不如老实地衡量一下自己的德行与力量。反观如今伐赵之事，恐怕不是当今的贤达之辈就能办成的。结果只能步步为营，分兵攻守，这是以劳民伤财为代价，来炫耀个人的志向。最后会因为才能和见识粗陋平庸，难以遂心，财力耗尽，智慧和勇气全都变得窘困，怎么能不给朝廷带来忧患呢！”
果不出蔡谟所料，随后的褚裒和殷浩率领的东晋北伐军先后大败，以至于差点一蹶不振。
蔡谟一语中的，缺少有德行和力量的英雄，是不可能北伐成功的。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源自出于公心，不带私心。蔡谟认为，私心杂念一多，带来的不仅有摩擦、内耗，更有明争暗斗、你死我活，这直接关系到东晋能否完成统一大业。他的性格像他的父亲蔡克，禀性公正磊落，坚守正道，做事公道。对方品行假如不符合自己的标准，即使地位再高钱再多也不与之交往。
复杂问题简单化以后，人们处理问题起来就会更加高效，个人的价值在实际工作中也会得到相应的体现。就是这样一位人，东晋的辅政大臣是司徒，大多由皇族司马氏担任。可是，朝廷却破例让蔡谟做了４年的司徒。
但蔡谟还是看不惯朝廷的那番权力之争、士族之争，最终被权臣排挤出去，罢官免职。蔡谟被罢官之后，关了门不再外出，整天研究学问诵读诗文，教育自家后代。几年后，皇太后褚蒜子还是很挂念他，下诏书说：“前任司徒蔡谟凭学问深厚品行高洁享有盛誉，凭做事讲究规则拥有好名声，所以在过去的几个皇帝手下多次做官，一直做到宰相，从那时到现在，蔡谟能闭户思过，确实符合作为大臣能反省自己的道义。”朝廷想重新启用蔡谟，让他担任光禄大夫，开设府第、设置官吏，仪仗同于太尉、司空、司徒。
面对朝廷的盛情邀请，蔡谟做了最后的简单处理：不再复出，专心治学！他在给皇帝的辞谢信中说，自己才德有限，有愧于朝廷的厚爱，所以“惶惧战灼，寄颜无所”。后来，“寄颜无所”就成了成语，意思是说脸面没有地方放，无地自容。
跟蔡谟的做法相反，官场上有很多人喜欢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其实，都是私欲太重惹的祸。他们往往通过引申、联想、发挥、解析、猜测、推敲……一件简简单单的事情可以被某些人穷折腾成面广量大的系统工程。简单事情复杂化，或令人焦头烂额，或令人精疲力尽。尽管不少人有应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的能力，但是假如能把“把简单搞复杂”的功夫用在其他方面，可以做多少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正事。
蔡谟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才是一种大智慧。因为把复杂搞简单，是人们应当坚守的境界或是追求的目标，从艺术的角度，简单最美；从心理学的角度，简单最快乐；从经济学的角度，简单往往意味着成本低、效率高……
正如汉语词典里那个“人”字，一撇一捺，简简单单，清清爽爽，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