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对荷马的批判，无疑把他那个时代已经“老生常谈”的哲学与诗歌之争推向高潮。这一争端根植于思想世界的结构。因而，它总能引起新的兴趣（我们将在意大利14 世纪文艺复兴中见到），而哲学将总是作结的——因为诗歌并不回答她。诗歌有自己的智慧。
——库尔提乌斯《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
诗人在世有何意义？对于这个问题，歌德借威廉·迈斯特（Wilhelm Meister）之口回答道：
诗人的内心深处有美丽的智慧之花绽放。当世人做着白日梦，并且让狰狞的臆想之物吓得魂不守舍，那么诗人就在举世皆醒之际，沉浸于生活的梦境；所发生的一切，不论多么不可思议，对他而言都是过去和未来。因此，诗人既是老师、先知，又是诸神的朋友、人类的朋友。
这段话中回荡着古代思想的声音。整个古代都把诗人视为圣徒、导师和教育家。当然，荷马本人并不知晓这个想法。荷马笔下那些在爱奥尼亚的宫廷里吟诵的诗人，不但取悦听众，而且还能让他们听得心醉神迷，“如中魔咒”。“如中魔咒”，这个最初描写诗歌与巫术之摄人心魄的词里，有没有我们所谓的回声呢？可即便这里的“魔咒”是比喻用法，它也表明了所有诗歌最纯粹的效果，同时指出一条超乎诗歌任何教育理念的永恒真理。
然而，古人所珍视的，正是诗歌的教育理念。诗歌该只作娱乐之用吗？它是否该另有他用？贺拉斯在其朴素的格言中，总结了前人的种种观念：两者应兼而有之。可荷马史诗有用途吗？荷马史诗是真的吗？这些都是古代文论的基本问题。由此，产生了数不胜数的历史结果。对荷马率先发难的是赫西俄德。他向皮奥夏（Boeotian）社会的底层民众演说，痛斥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并亲自呼吁道德与社会改革。当他在赫利孔山上为父亲放羊时，缪斯女神将其封圣为诗人，并告诉他：“我们知道怎样讲似是而非的谎言；但只要愿意，我们也知道怎样讲真理”。赫西俄德的“真理”不仅关乎创世和诸神故事，而且也指出了与新陈代谢过程相关的礼仪规范：“不要面对太阳笔直地解小便，要记住在日落到日出这段时间里干这事；不要在行路时解小便……不要赤身裸体。一个心智发达的细心人，他们总是坐下来，或者走到一个封闭庭院的墙角下做这事。”赫西俄德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的指导意见太多，以致身为诗人的他让后来者无话可说。在他看来，他所提出的是真理。然而，对真理的判定说变就变。赫氏的想法只适用于神话。从前6世纪起，爱奥尼亚式自然哲学的合理思想就与之格格不入。我们很高兴看到，哲学侵入希腊人的头脑，并以风卷残云之势占据一席之地。这是逻各斯（Logos）针对神话，同时亦针对诗歌的反叛。赫西俄德曾以真理之名向史诗发难。现在他与荷马都受到哲学的审判。赫拉克利特说道：“应该把荷马赶出比赛，然后用棍棒好好教训教训他。”色诺芬尼则表示：“荷马跟赫西俄德把人类当中难以启齿的一切——偷盗、通奸、尔虞我诈——都放到诸神了身上。”虽然这里，哲学家的批评矛头直指宗教，但这也意味着针对诗歌，因为希腊人没有宗教记录，没有教士阶层，没有“圣典”。他们的神学是由诗人构建的。荷马的众神也会为人类情感所左右，因此史诗中才有不可思议的桥段。不过，克洛诺斯推翻乌拉诺斯统治，后来宙斯又推翻克洛诺斯统治，赫西俄德告诉我们的这些，同样有违伦理常情。正由于此，诗人才被逐出柏拉图的城邦。柏拉图对荷马的批判，无疑把他那个时代已经“老生常谈”的哲学与诗歌之争推向高潮。这一争端根植于思想世界的结构。因而，它总能引起新的兴趣（我们将在意大利14 世纪文艺复兴中见到），而哲学将总是作结的——因为诗歌并不回答她。诗歌有自己的智慧。
希腊人既不想否认荷马，也不想否认科学。他们试图寻找折中之道，而且的确在荷马的寓意阐释中找到了。对荷马的寓意解读（allegoresis）紧扣荷马对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批判。它始于前6世纪，随后衍生出五花八门的分支和阶段，但这里我们不做考察。在古代晚期，它迫切需要一种能控制人类思想的新力量。希腊化的犹太人菲洛（Philo）将其转移至《旧约》。于是，从这种犹太式圣经寓意解经法中，产生了教父的基督教式寓意解经法。日渐式微的异教，也把寓意解经法用到维吉尔身上（马克罗比乌斯）。《圣经》与维吉尔著作的寓意解经法，在中世纪相遇并融合了。结果，寓意成了解读所有文本的基础。这里孕育着所谓的中世纪“寓意说”（allegorism）的萌芽。通过寓意阐释，一方面，“寓意说”在奥维德的“道德说教”以及其他作者的著作中找到了表达方式。另一方面，超感官自然的拟人化存在物（如前所见，古代晚期的人偏好类似经历），可以成为诗歌创造的主要人物；从普鲁登提乌斯的《人类灵魂之战》（Psychomachia）到12世纪的哲理史诗，从《玫瑰传奇》到乔叟、斯宾塞及卡尔德隆的《圣礼》（autos sacramentales）均如此，而这也成为“寓意说”的表达方式的另一处来源。伊拉斯莫和温克尔曼认为，荷马的寓意概念仍是不证自明的。在荷马以前的诗人著作笔下，智慧依然深藏于谜语之中：
最终，智慧在希腊人那里变得更具人形，并且想方设法把自己传授给更多人，为此她揭开了蒙住自己的面纱。尽管她披着伪装，但已不再遁形，这样那些为观照而找寻她的人就可以认出她来。于是，她以这种形象见于名诗人的笔下，而荷马则是她最崇高的导师（此高位，古人中唯阿里斯塔胡斯不承认）。荷马的《伊里亚特》本是为君王与统治者所做的指南，他的《奥德赛》则为家庭生活指南；阿喀琉斯的愤怒与尤利西斯的历险不过是伪装的素材。他把智慧对人类激情的观察，转化为可以感知的形象。如此一来，他便为自己的种种想法，赋予了用美图激活的身体。
荷马的寓意解读已经成为荷马针对哲学的辩护。后来，一些哲学派别，甚至历史、自然科学等学科，也把它拿来为己所用。荷马的寓意解读契合了希腊宗教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希腊人相信，诸神以隐晦的方式（神谕、神秘事物）表达自己。明察秋毫者的职责，就是看透这些蒙蔽世人双眼的面纱和盖子，参透真相——这一思想仍影响着奥古斯丁。自公元1 世纪以降，寓意解读逐渐有了根据。正如塞内加讥讽道，每个哲学派别都发现自己的学说就在荷马之中。这其中，起至关重要作用的，是新毕达哥拉斯派。荷马护教学（Homeric apologetics）转而成为荷马神圣化运动（an apotheosis of Homer）。对于新柏拉图主义者而言，诗人成了祭司长（hierophant）以及秘传奥义（esoteric secrets）的守护者。我们不妨把这视为荷马与柏拉图的较量中取得的胜利，或者最伟大的诗人与最深邃的思想家之间的妥协（奄奄一息的异教就用它来炮制“古代的争执”）。
一位12 世纪柏拉图主义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用简洁而清晰的文字阐述了古代寓意解读的基本主题：
……坚信，
费洛罗吉亚是墨丘利的伙伴，
这并不是为了向虚假的神性致敬，
而是因为真理潜藏于文字的面纱下。
面纱下的真理幻化多变，
因为通常律法禁止凡人与圣物联系。
有一种观点认为，诗歌包含且必须包含神秘的智慧，以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实用知识；从理论上讲，它可与寓意解读分开对待，可实际上却往往与后者紧密相连。昆体良指出，荷马熟稔各种技艺。在一本据称为普鲁塔克所作的书中，荷马被称为“万事通”。梅兰希通认为，荷马对阿喀琉斯的盾牌的描写，奠定了天文学与哲学的基础。直至1713年，科林斯仍视《伊里亚特》为“一切技艺与科学的缩影”。荷马已经把它一劳永逸地编排好，“以取悦并指导世人”。由此引出了本特利（Bentley）的回答，并激发他提出荷马批评（Homeric criticism）。
到了晚期罗马鼎足而立的4 世纪，维吉尔取代了荷马。维吉尔精通所有技艺，这是马克罗比乌斯最弥足珍贵的一个观点。马氏的同辈塞尔维乌斯点评《埃涅阿斯纪》第六卷时说道，“维吉尔无疑是无所不知的，这一卷表现得淋漓尽致……很多内容都言简意赅，很多取自历史，但也有很多源自哲学家、神学家、埃及人的精深智慧”。阿兰把寓意解读与博学多识结合起来。在其《反克劳狄安》序言中，他指出，自己的著作适合不同程度的学生。孩童可以理解其字面意义，程度较高的学生可把握道德意义。不过，寓意的精微之处让最博学的头脑变得更为机敏。那一时期的诗歌艺术也要求，诗人具有包罗万象的知识面。
(选自库尔提乌斯《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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