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的日记、孔祥熙的回忆录,真实地再现了事变刚刚发生后南京统治集团内部在如何营救蒋介石问题上发生的最初分化。”作者在文中描述了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高层应对策略的分歧和博弈。本文出自《西安事变史略》，限于篇幅，有删节。李义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国民党历来是个派别林立、内争不已的政治集团。蒋介石背叛革命、建立起南京政权后，依靠帝国主义和国内江浙财团的支持，在接连不断的新军阀混战中，采用政治分化、军事镇压和金钱收买等手段，先后战胜了一个个对手，牢牢控制了南京政府。西安事变爆发时，蒋既是国民党的党魁，又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蒋介石被张、杨扣留在西安,南京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对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当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意见不一。12日晚，一些国民党要员在何应钦家中议论此事时，分歧已显露端倪。当时在场的冯玉祥在当天日记中记载：
到何敬之（应钦）家开会，即谈话：
一、协和（李烈钧）主张安全介石为主。
二、陈璧君主安全。
三、陈公博亦然。
四、朱益之（培德）主打。
五、何敬之主打。
六、叶楚伧主打。
七、戴季陶主打。
冯玉祥在事变第二天（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
早起后，同协和先生说，张文白即张治中。先生来谈，均为介石被扣，大为忧虑，研究很多时间，亦无确实办法。
文白说，蒋夫人即宋美龄。希望和平，孔庸之即孔祥熙。亦望和平。文白自己亦望和平。
午后三点，在中央开联席会议。
一、何报告，［据］飞机之报告，西安城外似有小战，长安东、西门均闭，南、北门开。
二、孔庸之报告财政情形及现在政情，并希望能以和平解决。
……
五、林主席即林森。说：讨伐令不可下。
六、何应钦主下讨伐令。
七、戴季陶先生讲话极多：甲、张学良会见毛泽东。乙、日本无人当家的。
八、孔庸之又说：甲、张联共抗日可商。乙、杨虎城态度未明。丙、主张缓和。丁、端纳已去事。
九、吴敬恒即吴稚晖。先生说：甲、表面是抗日不成。乙、蒋是真抗日。丙、为介石安全须速兵去。丁、设法去人。戊、须要担的［得］住错。
孔祥熙后来撰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把12月12日午夜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紧急联席会议上两种分歧意见做了如下的归纳和概述：
甲说:谓张杨此举必有背景，且必有助力。其背景与助力，在内为不尽悦服蒋公之疆吏与将领，如山东之韩复榘，广西之李济深，甚至河北之宋哲元，四川之刘湘，皆可引为同路；在外为垂竭待尽之共产党徒，甚至如第三国际之苏联，皆可暗中联络。张杨既借此背景助力，出以劫持统帅，则必以蒋公之生死为政治上之要挟。中央既不能曲从其狂悖，陷国家于沦胥；尤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昔项羽囚太公，汉高不屈，而太公卒还；清廷囚郑父，成功不屈，而郑公竟死，此中关键，固须审慎，然千秋后世，终必赞果断而贬屈从。故中央对策宜持以坚定。况蒋公安全尚不可知，示张杨以力，蒋公倘在，或尚可安全；示张杨以弱，蒋公虽在，或竟不能安返。此说，辞旨严正，考试院长戴季陶实主之。
乙说：对于甲说之揣测虽不否认，但不信学良之通电将发生若何之效力。且谓蒋公抗日，早具决心，凡在帷幄，均所熟知。张杨此举，如真只以抗日为范围，则在国策上，只有时间上之出入，而非性质上之枘凿，此中已饶有说服余地。况张氏既有保证蒋公安全之电报，自须先探蒋公之虚实，再定万全之决策。如即张挞伐，无论内战蔓延，舆情先背，而坐视国力，益以外患，国将不国，遑论纲纪？
冯玉祥的日记、孔祥熙的回忆录,真实地再现了事变刚刚发生后南京统治集团内部在如何营救蒋介石问题上发生的最初分化。以何应钦、戴季陶为代表的讨伐派，在“维护国家纲纪”旗号下，不顾蒋介石死活，极力主张对西安立即进行武力讨伐；而宋美龄、孔祥熙和冯玉祥、张继、李烈钧、张治中等则主张为保证蒋介石安全,对西安不宜立刻诉诸武力，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
这两种主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和要求。英美帝国主义为维护其在华利益，不愿意中国的内战扩大，希望南京与西安方面通过和平谈判使蒋介石获释；日本帝国主义竭力反对南京当局接受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中国内战的扩大自然对其灭亡中国的图谋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机会。
“讨逆”恶浪
12月12日午夜，为讨论和确定应对西安事变采取的对策，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联席会议。除两会成员出席外,南京政府的五院院长和各部会负责人亦列席会议,与会者共约四五十人，由中央常务委员会的丁惟汾和政治委员会的于右任主持。会议举行时,西安事变才刚刚发生十几个小时。此时的南京,只见到张、杨的八项救国主张通电，对西安方面的许多情况尚茫然不知，特别是蒋介石是死是活尚无确实消息。在此情况下,一些与会者主张不要匆忙做出惩罚张、杨的决定;可是讨伐派在会上以“维护纲纪”为名，极力主张立即惩处张、杨，派兵讨伐西安。这两种主张互相争辩，至午夜过后凌晨2时仍做不出决定,戴季陶忽然站起来,“他的神态简直像疯狂一般,他大声疾呼地主张讨伐,他激昂地说：现在委员长吉凶未卜，若是不幸而为凶，则我们还去和叛逆妥洽，岂不是白白的上了他的当，乃至将来无法申大义而讨国贼；若是委员长还是安全的话,则我们用向绑票赎票的方式救出来，则委员长又将何以统帅三军，领导全国？现在我们只有剑及履及的讨逆,才能挽救主帅的生命”。他还对与会者说：“我要警告大家，若是今晚我们中央不能决定讨逆的大计，明天全国立刻大乱！政府也垮了！大局无法收拾！我们何面目以对总理！何面目以对蒋先生!”
当年担任黄埔军校总教官、现为军政部部长的何应钦，是讨伐派的代表。他的主张，当时得到了以三民主义力行社为核心的黄埔系的支持。这些毕业于黄埔军校、以蒋介石为靠山的少壮军人，听到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留的消息，如丧考妣。他们把营救蒋介石出险的希望寄托在当年的老师何应钦身上。力行社前任书记长贺衷寒代表该组织向何应钦表示：“在蒋蒙难期间一致拥护何为领袖，服从何之命令，集中一切力量营救蒋介石。并要求何给其部队番号，由复兴社派员成军成师，另拟什么苏、鲁、皖、浙、赣五省联防计划，以备万一。”
何应钦在戴季陶、吴稚晖、叶楚伧等人支持下获得军事指挥权后，迫不及待地开始在自己家中筹建“讨逆军总司令部”。他“临时抽调若干亲信干部担任各级幕僚,以军委会铨叙所所长林蔚任参谋长，军委会高级参谋徐培根为参谋处长，以参谋本部第一所第三处处长钱贻士主管后方勤务等等。据林蔚说，何应钦率上述主要人员对西安进行军事部署，曾三天三夜未曾合眼，其兴奋程度已达最高点。何估计蒋在西安凶多吉少，被杀的可能性极大。如蒋被杀害，何将继承蒋的地位;如以武力将蒋从西安救出，则何功绩第一,真是两面都把握便宜。12月14日，何应钦对被他派往潼关前线的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得意地说：“这次西安事变，名义上是张学良、杨虎城干的，实际上是共产党策动的，我们和共产党斗争过多年,共产党人的厉害你们是知道的。委员长这次被扣,能否保安生命、能不能回来，很成问题。中央昨天开会，对张、杨的叛变，已经决定讨伐，并命我负责指挥军队。黄埔军校系统的军队，是国民政府的重要支柱，只要你们同学——尤其是带兵的将领，能一致团结起来，是可以应付这个局面的。”显然，他是想依靠黄埔系的支持掌握南京的军事大权。
南京的“讨逆”军事行动，从抢占潼关开始。如前所述，西安事变刚刚爆发，驻在洛阳的第四十六军军长樊崧甫就奉命派他的第二十八师师长董钊率部西进，当天即进占了军事要地、进入关中的门户——潼关。接着，力行社的重要骨干、中央军校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不顾军校教育长张治中的反对，在何应钦支持下率教导总队“勤王救驾”。教导总队共12600人,辖步兵3个团及骑兵、炮兵、工兵、辎战车等5个营，相当1个甲等师的兵力，完全是德国装备。13日，桂永清率部从南京浦口登车，沿津浦路北上，再转陇海路西开，16日进到潼关以西的华县，18日挺进渭南。22日，桂永清派2个团向赤水河西岸的东北军阵地发起进攻，遭到东北军一〇五师第二旅和第一一二师的迎头痛击，被迫停止军事行动,与东北军形成对峙局面。
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推何委员应钦为讨逆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何应钦12月17日在南京宣布就职，随即任命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为东路集团军前敌总指挥;任命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为讨逆军西路集团军总司令。
讨伐派掀起的“讨逆”恶浪，顿时使内战阴云笼罩在中国西北上空，一场大厮杀成一触即发之势。
12月16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在任命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的同时，还任命于右任为宣慰特使，决定对西安实行剿抚兼施的策略。
和平救蒋
南京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宋美龄、宋子文和孔祥熙,事变发生当天都不在南京。
当时担任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12日在上海收到何应钦从南京拍给他的电报和电话，得知西安发生事变。当天，南京有关方面还给他转来了张学良发给他的“震电”。张在“震电”中，除向孔陈述发动事变的苦衷外，还郑重表示:“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公害私，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孔祥熙认为，张学良除向全国发出通电，还单独给他个人拍发电报，这表明事变“尚有转圜余地”;特别是鉴于蒋现被扣在西安，蒋的安全完全掌握在张、杨手中，因此万万“不能遽闭谈判之门”。孔立即复电张学良，说：“顷由南京电话中告知，我兄致弟一电,虽未读全文，而大体业已得悉。”他在此电中没有严厉谴责西安事变，只是委婉地予以批评，说：“吾兄主张，总宜委婉相商……如骤以兵谏,苟引起意外枝节，国家前途，更不堪设想，反为仇者所快!”孔表示他愿充当张、蒋间的调解人，他对张说:“尊意如有需弟转达之处，即乞见示。”
当时也在上海的宋美龄获知蒋介石在西安被张、杨扣留的消息后，“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当时，南京与西安间电讯中断，“越数小时仍不能得正确消息”。蒋介石生死不明，各种五花八门的传说“已传播于全球，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如坐针毡的宋美龄，急于弄清蒋介石死活真相，她决定亲自前往西安。在上海她物色到了一位十分理想的随行者——端纳。端纳，英籍澳大利亚人，原为新闻记者，辛亥革命前来到中国，后曾担任孙中山、张学良的秘书，曾陪张游历欧洲。1934年初随张返回中国不久，又被聘为蒋介石、宋美龄的私人顾问。他与张学良和蒋介石都保持着友好关系，而且他对张学良联共抗日的主张颇表同情。张在多次向蒋诤谏连遭拒绝和斥责后，曾在1936年秋末，专程飞到南京拜访端纳，向他诉说自己的苦衷。张说：“我的士兵不愿与共产党人交战，这倒不是他们害怕共产党人的子弹，而是他们听信了共产党的宣传。共产党人说：‘我们是中国人，你们也是中国人，为什么你们要打我们？’”张向端纳说，“他曾劝蒋介石考虑接受共产党关于共同抗日的建议，但他的这种努力却没有效果”，“蒋的脑袋像块花岗岩”。端纳同情张的上述主张和处境，让他把自己的苦衷写出来，交给蒋介石。端纳向张表示他将寻机对蒋做说服工作。如今蒋因拒绝张的抗日主张而被扣西安，他是一个十分理想的调解人。12日下午，端纳从宋美龄口中得知西安事变消息后，欣然答应宋的请求，决定去西安探明事实真相。当天夜间，他随同宋美龄、孔祥熙由上海乘火车去南京。奉命同行者，还有与蒋、宋保持极为密切关系的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宋美龄给黄仁霖西安之行的任务是亲眼看蒋介石是否安全，并担任蒋同端纳谈话的翻译。
孔祥熙离沪返京前，采取措施稳定上海的金融市场。当时上海是全国的金融中心,如果因西安事变的爆发引起上海金融的波动，势必波及全国，从而招致人心浮动，社会动荡，不利于事变的顺利解决。13日刚刚由香港返回上海的宋子文被孔祥熙留下照顾上海的金融、市场。宋子文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14日他在上海对新闻界发表谈话,宣布蒋介石在西安“绝对安全”,并说：“本人受孔财长之嘱托留沪，对于金融方面加以照料，目前市场尚称平稳，中、中、交三行对于外汇，照常无限制买卖。”就在宋子文发表谈话的这天，上海的花纱一度上涨，但黄金、外汇始终平稳。第二天，花纱开始下跌，市场趋于平稳。总之，市场平稳，人心安定,这就为事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宋美龄、孔祥熙13日早晨到达南京，方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刚刚开过紧急联席会议，决定褫夺张学良的本兼各职，派兵讨伐西安,并已派兵抢占了潼关。宋美龄当即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非健全之行动”。她认为：“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深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动员军队讨伐西安……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于是,她“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宋美龄当时没有官职，也不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只挂个航空建设委员会秘书长头衔，到南京后“陷入甲胄森严与战斗意识弥漫之重围中”,但她以蒋介石夫人的特殊身份，为救蒋面对面地与讨伐派展开争辩,反对他们的主战主张。她向何应钦等“反复申述,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她强调指出：不如此，“战争开始之后”,蒋介石“不为其亲自统帅之陆空军轰炸所误中而丧生”，亦将被张、杨军队杀害。为尽快探明蒋介石死活的真相，她在还没有得到张学良复电同意的情况下，就决定派端纳立刻飞往西安。13日晨何应钦来到孔祥熙住宅,当面竭力阻挠端纳西行。他双目恶狠狠地瞪着端纳说：“没有人准备去西安，我们已命令讨伐。委员长已死了。”端纳当即反驳说：“你说委员长死了，我说他没有死。没有弄清真相之前，你不能进攻西安。”为避开何应钦的阻挠，端纳于13日中午秘密飞离南京。临行前，孔祥熙向随行的黄仁霖交代任务说:“你的任务是用你的眼睛，亲自看到委员长，亲眼看见。看见他之后，马上回来向夫人和我报告你所亲眼看到的确实情形。就是这一点，不多也不少。”孔祥熙接着说如果委员长健康而安好,“那么谈判之门，还是敞开着的”。可见,宋美龄、孔祥熙派端纳和黄仁霖去西安，主要目的是弄清蒋介石死活的真相，如果蒋确实活着，他们将坚持用和平方法营救蒋介石，结束西安事变。
宋美龄还对那些支持何应钦武力讨伐主张的黄埔系青年军官尽力做说服工作。她让邓文仪转告力行社成员，不要坚持武力讨伐西安的主张，因为主战对蒋介石安全不利。她到中央军校发表演讲，强调“于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遇事镇定,勿尚感情”。
12月14日上午，根据宋美龄要求,孔祥熙在南京主持召开高级会议，研讨在军队讨伐前如何采用和平方法营救蒋介石。出席会议的有南京政府五院院长(代理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立法院院长孙科、司法院院长居正、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和中央党部的陈果夫、陈立夫、秘书长叶楚伧以及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部长张群和黄绍竑。据黄绍竑回忆：“与会者大多数都赞成和平营救，何应钦虽另有用心，也不好公然反对。戴季陶原来坚主讨伐，这次他在讨论未决的时候，退入休息室想了相当的时间,又走了出来，跪下向大家磕了一个响头。他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都可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戴季陶的用意是很清楚的,这次他也不赞成单一的硬性的武装讨伐了，主张先进行和平营救，如果和平营救无效，再进行武力讨伐。”黄绍竑回忆说：“会上有不少人同意他的意见。”如果说12日午夜举行的紧急联席会议，是主战派的意见占了上风；那么这次高级会议，是主和派的意见占了优势。这对宋美龄、孔祥熙等开展和平营救活动很有利。
孔祥熙被授权代理行政院院长，在南京临时主政，把内政、外交大权集于一身，这对推行他的和平主张，最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孔从上海回到南京后，根据了解到的各方情况，决定采用“智取之法”营救蒋介石。具体来说，就是从政治、军事、外交等诸方面给张、杨施加压力，以“乱其心，孤其势，怵之以力，动之以情”，力求“兵不血刃”地解决西安事变。
为孤立张、杨，极力拉拢地方实力派。30年代的中国,形式上虽已宣告统一，但实际上许多省份(特别是边远地区）仍由地方实力派控制，处于半独立状态。西安事变前，这些地方实力派就已成为张、杨和南京方面互相争取的对象。因为这些地方实力派站在哪一边,关系十分重大。蒋介石被扣西安后,孔祥熙十分担心一些地方实力派站到张、杨一边，响应西安的行动。他13日早晨返回南京后，深感“当时蒋公情况不明，各省疆吏多感徬徨，尤以鲁、冀、桂三省态度，更可注意”。为稳住各地方实力派，以孤立西安的张、杨,他当即通电各省市。针对张、杨在通电中对蒋屈辱外交的揭露和抨击,孔竭力为蒋的“攘外必先安内”误国政策辩解,说什么“中央同人,对于抗敌御侮，素具决心”，吹捧蒋介石“赤忱报国，主政中枢，秉此主张，艰苦奋斗，努力迈进，成效显然”；孔在通电中呼吁“全国民众，素明大义”，“一致拥护中央既定之国策”，要求“各地方长官翊赞中枢，忠诚夙著”，不要响应西安的行动，不要站到张、杨一边去。对那些素来与蒋矛盾较深和同张、杨关系密切的地方实力派，孔祥熙单独给他们发电报，针对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提出了不同要求，“致宋哲元(冀省）电，以容共相警，以劝张为宗;致韩复榘(鲁省）电,虽示以劝张为言，而以蒋公安全先坚其信”;对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山西的阎锡山，青岛的沈鸿烈等也都发了电报，或派专人前往笼络。
为分化张、杨内部，收买冯钦哉叛杨投蒋。在潼关前线的第四十六军军长樊崧甫12月13日向孔祥熙（樊崧甫之弟樊光在南京财政部供职，是孔的部下。缘此关系，樊得以结识孔）报告：驻“同州冯钦哉师奉杨逆命，接防潼关，急由职电话联络,劝其顾念国家艰难，固守原防，静待解决。彼表同情”。第二天又报告说:“冯钦哉表示决守原防，情况似有急转直下之势。”孔得此消息后，喜出望外。在他看来，樊崧甫策动冯钦哉叛杨得手，不仅使蒋军顺利地抢占了军事要隘潼关，打开了通往西安的大门；而且削弱了西安方面的军事实力，并为分化张、杨内部取得了突破。樊崧甫因此受到南京称赞和嘉奖。孔祥熙在12月15日给他的电报中说：“冯钦哉力持大义，自拔反正，中央同人极为嘉佩。吾弟潜移默化之功，亦至伟大。”樊收买冯钦哉立功当即升了官，发了财。他被委任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副总指挥。孔祥熙12月19日用密电通知他,先给他汇去一万元,“以供临时支应，嗣后当每月酌予补助”。孔鼓励樊再接再厉，继续对十七路军将领策反，并特别指出对“孙蔚如方面”要“密加联络”。
……
奉孔祥熙命到西北从事策反活动的张天枢（孔的旧部），在潼关与有关人员密谋策划，炮制出一个制造张、杨矛盾，由杨捕张从而结束西安事变的毒辣计划，并以张天枢的名义电告孔祥熙，请孔采纳并组织实施。这个计划的大意是:南京“先派人到西安……说明中央对杨尚能原谅其苦衷，然后派委员向杨建议，以整个十七路军生死存亡关系，请杨设法拘捕张”；杨送蒋回南京，“再通电全国,表明此次事变，十七路军完全为被挟持，同时密与中央军联络，解决东北军”；“密派妥人分赴西安附近各县,散布东北军将不利十七路之流言”，由孔祥熙“密嘱留京东北要员，密劝汉卿,劝其捕杨”，释放蒋介石，而“杨在西安有无线电台，将接受各方往来密电，各种密本均能译”。杨截获、破译上述密电后，就有了捕张的理由。这一毒辣计划虽未见诸实施，但从中可看出此计划炮制者为分化张、杨，瓦解西安，真是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
孔祥熙也把分化瓦解的阴谋指向了东北军，他首先选中的目标是东北军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当他得知刘多荃与河南省主席商震的关系非同一般(刘、商早在辛亥后“二次革命”时就相识，刘青年时代曾得到过商震的提携与帮助，两人后来一直过从甚密），便于13日致电商震，鼓动他对刘多荃进行策反，孔的电文说:“査汉卿之警备旅长刘多荃，与兄关系最深，务请速派妥员，前往设法婉转汉卿，使之觉悟，泯大难于俄顷。”商震立即照办，他14日复电孔祥熙说：已“密派刘多荃之弟刘多麟驰赴西安”，进行策反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