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右史学 | 刘劲松:抗日战争与缩微胶卷输入中国图书馆

  摘 要:缩微胶卷输入我国图书馆的时间大致在1940年。战时我国教育文化界对西文书刊的渴求和美国政府的积极推动分别成为缩微胶卷进入我国图书馆的内外动力。缩微胶卷的接受、分配和管理事宜分别由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和学术资料服务处负责。战时缩微胶卷的输入,不仅促进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技术改进,而且也加强了中外学术文化交流,对抗战胜利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缩微胶卷 图书馆中国 抗日战争

  

  Microfilm,译为缩微胶卷,或缩微影片、影片图书、图书影片、影片书等。缩微胶卷于抗日战争期间输入我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战时我国文化教育界对图书期刊的需求,而且也加强了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了抗战期间同盟国之间的深度合作,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早日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本文拟就缩微胶卷输入中国图书馆的时间、动因、管理机构、使用情况等问题略作叙述,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近代中国图书馆技术的关注。

  缩微胶卷输入中国图书馆的时间

  关于缩微胶卷输入中国图书馆的时间,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1942年11月输入说,另一是1942年上半年输入说。但笔者研读资料发现,缩微胶卷输入中国图书馆的时间应该在1940年9月前。

  1942年11月输入说

  张锦郎、黄源泉在《中国近六十年来图书馆事业大事记》中称:1942年11月,“图书杂志显微影片输入我国”。其依据是“《图书季刊》新四卷一、二期合刊,一九八页”。查阅该刊,确实有一条名为“图书杂志显微影片之输入”的消息,内中有“从去年(1942年)11月起已先在重庆、沙坪坝、昆明、成都等地装设竣事,开始公开阅览。其他贵阳、桂林等地不久亦当设置”的文字。张、黄关于缩微胶卷输入中国图书馆的时间大概由此推论而出。

  1942年上半年输入说

  朱士嘉说:1942年上半年,袁同礼到达美国。他和王重民、刘修业一起去看望了他。其间,朱士嘉告诉袁同礼,他于1940-1942年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发现该处藏有大量档案,对于研究中美关系史,很有参考价值,建议北平图书馆复制该中美关系档案胶卷,运回国内,供读者参考。袁同礼对此很感兴趣,并在朱士嘉的陪同下,拜访了该局Hammer和Oliver,商谈复制档案胶卷事宜。现在北京图书馆所藏中美关系档案324卷(1790-1906)就是袁同礼费尽心思募集了1200美元从美国国家档案局获得的。这里明确提出复制的是“档案胶卷”, 也就是缩微胶卷,而不是影印的书籍。如果这种推测是合理的,1942年上半年也可视为缩微胶卷输入中国的时间,或者说,比1942年11月要早。那么,缩微胶卷到底是什么时候输入中国图书馆的呢?根据笔者的阅读,上面两种说法都不准确。确切地说,缩微胶卷输入中国图书馆的时间早在1940年9月之前。

  1940年9月之前输入

  根据张、黄提供的线索,笔者在翻阅《图书季刊》1943年新4卷1、2期合刊时,发现这样的记载:“查缩微影片已发明多年,为便利珍本抄本书籍之摄复保存,流传阅览,及避免报章杂志之大量堆积,过占空间,在欧美图书馆久已广泛利用,本季刊前已略有记载”。注意“本季刊前已略有记载”几个字,同样的消息,同样的页码上,张、黄应该看到了,但肯定没有查证。如果有查证,就不会说1942年输入说了。

  根据这几个字,笔者查阅了《图书季刊》,其中在新2卷第3期,“学术及出版消息”栏目中有条消息,标题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近况”,其中有“(二)显微软片Micro-film图书之摄制”。内容为:“以图书摄入摄影软片,系法人德哥隆所发明。古本珍籍,得此可获流传,便利学者,其功实不可没。凡二百尺软片一卷,能摄入六千四百页图书,仅需美金五元耳。读时,有放影机供助阅览,以有色之光线,通过胶片,投影于磨沙玻璃之幕后,如幻灯影片然。并装有纽掣,以供翻页之便利。北平图书馆近承美国捐赠此项摄影机一具,因利用北平协和医院发电厂设备之便利,该机即暂时装置院中。当此军兴期间,印刷品之运寄传播俱感困难,有此显微软片图书摄制之发明,代价既较低廉,体积亦极窄小,航空邮寄,尤称便利,大量图书,可借此而广传矣。将来北平各图书馆所藏图籍,均可摄制复本,以供内地各学术机关研究之用云。”

  根据上面内容,整个阅读器的阅读过程记载很清楚,特意提及使用了协和医院的电力设备,也就是说,美国捐赠阅读器的同时,也附带有软片,而不只是机器。此处的显微软片,应该就是张锦郎、黄源泉所说的显微影片。如果能够确定两者一致,那么,显微影片最早输入我国图书馆的时间就不是1942年,而应该是1940年9月之前。因为该消息刊载在《图书季刊》新2卷第3期上,而该期刊于1940年9月出版。

  综上所述,缩微胶卷输入中国图书馆的时间大致在1940年9月前,而不是1942年。当然,这里只是说缩微胶卷输入我国图书馆的大致时间,并不包括输入其他行业,说不定其他行业早在此之前就已经引进了缩微胶卷技术与设备。

  缩微胶卷输入中国图书馆的原因

  尽管缩微胶卷在1940年就已经进入我国图书馆,但那只是零星现象。缩微胶卷的批量输入是在1943年,以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的成立为标志。缩微胶卷批量进入我国图书馆,主要有如下两方面的因素:

  我国文教机关对西方书籍的渴求

  中日战争全面展开后,日本大肆摧毁我国的文教机关。教育部公布的全国高等教育文化机关损失显示:截至1938年底,中国大学损失大半。在各大学损失中,以图书最甚。国立大学损失1,191,447册,省立学校损失104,950册,私立学校损失1,533,980册,总计达2,830,386册[[v]]。战前118所大学,此时14所受极大破坏,18所无法续办,73所勉强上课。而遭受损失最严重的,恰恰是从战区内迁到重庆、昆明、成都等地的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组成临时大学,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等。这些学术机关聚集在内地,图书短缺已经严重影响了其学术发展,不利于战时教育政策的推行。为了维持文化工作的进行,中华图书馆协会和战时征集图书委员会曾向欧美文教机关提出征集书籍吁请,一度取得了良好成效。然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外交通断绝,西文书刊已经无法通过正常海运渠道进入我国,而日益增加的文教机关对西文书刊的渴求因为缺少也越来越强烈。文教机关的需求成为缩微胶卷批量输入的内在动力。

  美国政府的积极推动

  1941年12月初珍珠港事件后不久,美与中、英等国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日本等法西斯国家。为了加强对日本等国的情报收集,美国政府设立了征集国外图书部间委员会(Interdepartmental Committee for the Acquisition of Foreign Publications),隶属于国务院情报协调局分析分局,负责在全世界范围内征集图书,以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持。中国是美国的主要盟友,也是美国政府收集书刊的基地之一。日美战争之前,美国政府已经感到与日本关系日趋紧张,因而加强了对日本的主要对手中国的沟通与了解。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受情报协调局分析分局征召,负责了解中国情况。1941年,他写信给1930年代初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的指导老师、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的蒋廷黼,表示:“我特别强调我们缺乏中国出版的书刊,迫切需要有关中国情况的消息报道,和国民政府社会、经济问题的报告”。1942年9月,费正清受该局委派,来到中国。其主要任务是“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而搜集日本出版物,并拍成缩微胶卷送回国内,供华盛顿战略情报局使用。”通过书刊收集日本和中国的信息,成为美国政府远东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

  美国情报机关收集中国书籍的方式,不是直接获得实体书籍,而是通过缩微技术,将书籍摄制成胶卷,进而实现书刊的获得。美国政府选择缩微胶卷,主要原因是中美海上交通完全隔绝,空中运输成为中美交通的唯一管道。而书籍比较沉重,又占据很大空间,在战事紧张时刻,军事运输第一,书刊根本不适合进行空中运输。缩微胶卷工作参与者徐家璧对缩微胶卷的优点有所总结,认为是:体积小,份量轻,易于携带运输,也省费用,并且容易保存,这些是实体书刊所千万赶不上的。他的看法,代表了美国政府对缩微胶卷战时价值的认识。收集图书是美国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然实体书刊不能占用有限的空中交通资源,缩微胶卷因为这些优点而成为美国政府解决书刊收集的最佳方式。

  当然,美国政府基于战略考虑,在从中国摄制大量书籍胶卷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中国的文化援助。从1943年开始,美国大规模地将重要出版物制成缩微胶卷输入中国,以满足战时大后方学术科研的需要,促进中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美国政府的积极推动,成为缩微胶卷进入我国图书馆的外在动力。

  推动缩微胶卷输入中国图书馆

  机构及人物

  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

  战时输入我国的书刊缩微胶卷事宜由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负责。根据当时媒体的报道,该委员会的设立,有两个因素发挥了作用:一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英庚款董事会等机关,发起输入图书影片(microfilm),籍以解决目前之困难(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欧美学术界无法沟通,国外新出的书报杂志,因重量关系,无法运入内地——作者注)”;二是“美国国务院鉴于中国学术界之需要,乃委托美国国会图书馆,将本年新出版之科学期刊,一律制成影片,用飞机运华,赠送我国教育部。教育部为接受此项资料,并为推广其用途起见,近特组织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主持此事。”

  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设在重庆市曾家岩求精中学内。成立时共有委员11人,教育部副部长顾毓琇为主席,任鸿隽为副主席,叶企孙为会计,杭立武、陈可忠、吴俊升、刘季洪、魏学仁、蒋复璁等为委员。袁同礼任执行秘书,主持一切事务。美国大使馆二等参赞柯乐柏与美国大使馆学术资料服务处主任费正清,代表美国大使馆与该委员会合作进行。严文郁和徐家璧先后任主任干事。委员会每月开会一次,商讨会务进行,并听取有关报告。

  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首次收到西文期刊共210种,后来又与英、澳两国接洽,供给此项影片,希望能够解决我国战时精神食粮恐慌。供应委员会分别在重庆求精中学金陵大学理学院、沙坪坝国立中央大学、成都金陵大学及华西协和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桂林广西大学等五处设立了图书影片阅览室,委托这些主要学术机关负责保管此项影片,及一切设备,同时主持各该区的阅览及利用事项。该会自1943年2月起按期印行《图书影片指南》(英文本),以供学术界参考。缩微胶卷在这些学校,由图书馆负责。

  美、英所供给的图书影片,多数是每种六份,以便分配。所选摄的期刊,必须先经双方同意,我国也可根据各学术团体的要求,随时提出摄制建议。为了配合战时需要,所收到的缩微胶卷,以理工部门最多,文史次之,医学又次之。阅读放映机,全由我国配制,零件则由美国供给。当时配制最多最普遍应用的,是金陵大学理学院设计的模型。另外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也有一种设计,但应用不广。阅览站遍布后方各地,总计约莫有三十处,各大学和研究所,都能依其需要,获得所要看的图书影片。此外并不时派员至各站作实际调查,籍明问题所在,以谋改进。

  学术资料服务处

  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负责缩微胶卷的联络、接受、分发、流通事宜,而该委员会能够成立,得益于美国政府的积极推动。英国政府代表参加委员会,只是恰逢其时,在前期准备工作方面,并无积极表现。美国政府提供的缩微胶卷,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学术资料服务处转交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进而分发到各阅读站。因此在缩微胶卷进入我国图书馆的过程中,学术资料服务处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学术资料服务处挂靠在美国驻华大使馆,费正清任主任。费正清于1932-1935年间在中国求学过,对中国有相当了解。他与中国文教界人士交往密切,其在华工作赢得了中国学者的大力帮助和积极支持。如费正清和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主任严文郁比较熟悉。1942年9月,费正清到达昆明后,随即与之建立了联系,但真正能够实现他出版物双向交流想法的却是中华图书馆协会理事长、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费正清在华游学期间,曾得到过袁同礼的大力支持。10月初旬,袁同礼回到重庆。费正清对他的印象是:“他是第一流的科研事业倡导者,每天都有崭新的计划、思想。”“当时年为48岁的袁同礼已成为中国图书馆界的杰出人物,他在重庆的重新登场,对我来说真是个吉祥之兆。我们就此欣然合作。”

  中日战争全面展开后,加强与美国文化界(主要是美国图书馆协会)的交往一直是以袁同礼为代表的中华图书馆协会对外联络的重中之重,因此他对与费正清的合作也极为热情,对推动中美出版物的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方面,他协助费正清将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驻华办事处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学术资料服务处”( American Publications Service),隶属于美国大使馆。“学术”和“服务”是两个金光闪闪的招牌,使得该机构很体面;另一方面,他说服教育部,建立了直属教育部的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以便由官方主办由费正清办事处提供的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的缩微胶卷的分发事宜。

  美国政府提供的缩微胶卷都是通过学术资料服务处转交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的。不过,缩微胶卷进入中国图书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不少问题,如技术问题、人事问题等,其中最主要的是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对此不是很感兴趣。费正清在1942年底的时候,曾经拜访了陈,告诉他文教界对缩微胶卷普遍感兴趣,但“这位部长对缩微胶卷的性质和使用似乎不甚了了。”所幸的是,尽管陈立夫对缩微胶卷兴趣不大,但也不反对。1943年后,中美出版物合作交流规模不断扩大。据费正清所忆,学术资料服务处曾经把美国大陆2000多种各式书刊的缩微胶卷,连同胶卷目录,以及缩微胶卷扩大机70台,分发给了20个阅读中心,还曾为国会图书馆搜集了数千种图书刊物。由此不难看出,美国政府及一些机构和人物在缩微胶卷进入中国图书馆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萧彩瑜等留美学者

  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学术资料服务处、费正清、袁同礼等都在推动缩微胶卷输入中国图书馆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而极力鼓吹将缩微胶卷用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人,最早当属中国留美学者萧彩瑜博士。1942-1943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美英盟军在北非战场、苏联在欧洲战场均重创敌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从根本上得到了扭转。战场上的高歌猛进也激发了世界各国反法西斯人民对战争胜利早日到来的渴望,中国图书馆界开始谋划战后图书馆事业的复兴。1943年10月,萧彩瑜所著《战后中国图书馆复兴计划书》一文在美国纽约华美协进社社报八卷第十一、十二期上发表,标志着中国战后图书馆复兴讨论的大幕已经拉开。

  根据萧彩瑜的计划书,中国图书馆复兴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绝版书籍摄制成影片;二是最近出版刊物的搜集;三是图书影片实验室的设立。这三个部分,两个都是有关缩微胶卷,可见缩微胶卷在图书馆复兴中所处的地位。萧彩瑜之所以提倡战后中国图书馆复兴使用缩微胶卷,概括起来,理由主要有二:1、近10年来缩微胶卷在美国的图书馆建设中占重要地位,值得中国借鉴;2、缩微胶卷因其清晰,易于保存,而又利于传播,将原来资料缩小,节省空间,有种种优点,何况复制价格低廉,对于图书馆效用,有极大影响。缩微的范围,主要是摄制绝版及珍贵图书、摄制易受气候腐蚀的图书、研究资料的流传,等等。

  萧彩瑜表示,图书影片为翻印或复制图书的最新方法之一,不仅学术界提倡,政府也应该鼓励与援助。我国除原书外,应备有影片书,其设备力求完备,足以促进学术研究。为了较好地实施复兴计划,萧提出在战后亟应设立图书影片馆,并与其他图书馆合作,逐渐推广至各省。萧还拟定了实施纲要:成立委员会,对图书影片馆的内容,应详加计划。在此过程中,应参考美国各专门学者、国内各专家、留美研究人员的建议,以不断地丰富完善。要对影片进行编目和索引,其编目方法大致与图书相仿。同时,在搜集影片书时,各大图书馆应该洽商互相合作。凡是有照相设备的图书馆,应办理服务事宜;图书馆制定专门办法,以尽量利用其设备与图书。图书馆对影片书,应定价低廉。战后我国应该设照相服务实验室,其设备至少包括影片、软片,图书照相、石印翻印、晒花翻印等。

  萧彩瑜认为:“摄制影片实为当务之亟”。他借美国学者戴柳农氏(Vernon D, Tale)对缩微胶卷技术的结论,大声疾呼:“影片书为今日强有力之工具,其任务乃促成胜利,与维持永久和平,虽非为秘密武器,然其效用较之有过无不及云。”该篇文章引起了美国图书馆协会远东及西南太平洋委员会的注意。该委员会表示:“萧彩瑜博士曾经提出关于中国需要摄影器具和图书阅读器的一个广泛的报告。在战争终结后可能购买与载运摄影设备的时候,这个建议需经过慎重的考虑。”

  从现有材料看,萧彩瑜是华人中最早倡议图书馆大量引进缩微胶卷的学者。其关于缩微胶卷的一系列建议,不无可采择之处。该文不仅在美国期刊发表,也为中国图书馆界所知,并翻译成中文,刊登在中国图书馆界最有影响的消息交流刊物《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上,对缩微胶卷在中国图书馆建设中的推广运用具有积极意义。

  缩微胶卷在中国图书馆的使用

  缩微胶卷在我国图书馆的分发和使用状况没有系统的资料可供查证说明,但从一些零星的报道,也可以看出端倪。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17卷第5、6期合刊上刊载了一则消息,标题为“图书影片成都区分馆暂设金陵大学文学院”。内称:图书影片由美国运入,成都分馆已经准备就绪,委托金陵大学文学院院长刘国钧负责保管,并由华西坝各大学聘刘国钧、周克英、蔡路得、赵华琛、孙明经、谢文炳等为委员,并拟定各种保管与阅览规则。为了推进工作便利起见,拟由华西大学指定一房间,作为阅览专用。在此之前,暂由金陵大学文学院先辟一专门阅览室。不难看出,中国方面对图书影片的引入和使用十分重视。

  图书影片在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备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该馆在1944年7月正式成立之前,即已展开筹备工作,其重要活动的第一项为“开放图书影片”,由国际文化学术资料委员会提供材料,该图书影片“颇受当地学术界之欢迎”。其实,国立西北图书馆对引进缩微胶卷十分重视,在筹备期第三期,即从1943年11月1日至12月底,其要点第一条为:“拟先将杂志部分及图书影片部分实行开放以供众览。”也就是说,筹备期间的开放图书影片活动,不过是筹备计划的实施。

  华西协和大学设立了图书影片阅览室,到1944年上半年,接受了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提供的英美图书影片185卷,内容均系英美最新出版的书籍杂志,期刊是连续的,涉及的书籍期刊不下千余种。媒体的评价是:“此项设施,对华西坝五大学[2]师生之研究工作补助极大”。该校除阅览室内架设的两台放映机外,另外备有专供成都市其他学术机关团体借用的放映机,免费供给。图书影片源源不断地输入华西协和大学,国际学术资料供应委员会赠送1944年图书影片250卷,该校图书馆由美国驻华大使馆秘书包懋勋带来图书影片300余种,放映机两架,与成都文化团体共同使用 。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1943年受国际文化学术资料供应委员会委托,管理昆明借阅图书影片事宜。该馆除代借予昆明各机关阅读并代各机关团体交换图书影片外,又于该馆设立图书影片股,在校内另外设立了图书影片阅览室四间,放映影片,以供师生研读。平均每天阅读人数超过10人。

  美国方面也很关注缩微胶卷的推广成效。如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设立的缩微胶卷阅览室,只有两台阅读机器,但要求阅读的人员却非常多,机器每天工作在8个小时以上,满负荷运作,以至于馆中规定每人在同一台机器上阅读时间不超过两个小时,以使更多的读者能够使用缩微资料。

  当然,这一时期缩微胶卷的制作、阅读等技术还不成熟,中国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如灯光刺眼,等等。尽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或不足,但并不妨碍科研人员的阅读热情。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对缩微胶卷的需求,进一步激励了美国政府持续不断地把缩微胶卷输入中国。

  结 语

  缩微胶卷输入中国图书馆,始于抗日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基于战略发展的考虑,从1943年开始大规模将缩微胶卷输入我国,以满足战时大后方学术科研的需要,促进中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因此缩微胶卷进入我国图书馆,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就我国图书馆界而言,为了图书馆事业的复兴和加强与美国的文化合作,也需要缩微胶卷等精神食粮,以解决大后方的精神饥饿。缩微胶卷的输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战时我国学术界的精神需求,其积极意义是明显的。对中美双方来说,输入缩微胶卷是个互利互惠的项目,各取所需,无可厚非。

  缩微胶卷输入我国具有独特的时代特征。珍珠港事件前,我国向美国发出征集图书的吁请,得到了美国图书馆界的热烈响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交通隔绝,图书征集运动中断。随着中美结盟,美国迫切需要了解东亚局势,需要加强与我国的沟通。缩微胶卷项目成为美国政府了解我国的重要方式之一。1943年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书籍征集取代了缩微胶卷,中美的文化交流朝着纵深方向发展,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的缩微胶卷项目也宣告结束。缩微胶卷输入我国图书馆,处于战时中美文化交流的过渡阶段,承前启后,无论对我国文化界或对中美文化交流来说,其历史功绩非常显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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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Wilma Fairbank:《America`s Cultural Experience in China 1942-1949》,Cultural relations programs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 Historical studies :Number 1,Bureau of I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of U.S.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D.C.1976:59

  

  

  

  刘劲松

  江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副教授、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国政治史、文化史。崇尚以自由开放之精神做学问,以尊重历史之理念教书育人,鼓励学生以独立思考之追求积极上进。《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等课程深受广大学生喜爱。

  

  编辑:刘丽婷

  责任编辑:张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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