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消灭了元朝,他的儿子却把“忽必烈”当作偶像?

  一直以来,明成祖朱棣因其得位方式以及接下来的统治生涯与李世民相似(骨肉相残、即位的不合法阴影、用文治武功证明篡位的正当性),而被视为唐太宗的仰慕者。

  的确,朱棣很敬慕李世民,史家多有持论者。他赞唐太宗:“拨乱发正,贞观盛世,近古罕论,”赞太宗兵力强盛,使突厥降服,羡慕其文教盛兴,远国新罗、百济遣子弟入学,晚年,又数度称赞太宗治国理政理念。

  对于忽必烈,朱棣只是象征性地谈到了他入主中原乃天命所在,以及建立中华“垂统”的贡献。按说他心中的君主梦,应该是唐太宗时代。

  然而,憧憬唐太宗,只是表象。从朱棣对内、对外的种种作为来看,他更憧憬“忽必烈时代”。

  

  朱棣(公元1402-1424年在位),关于忽必烈,朱棣曾特别赞到:“自古国家盛衰存亡,未有不系于武备之张弛,汉唐世远置不言,……元以胡人主中夏,世祖时,戎部严整,甲兵强盛,天下宁谧。”他似乎十分艳羡其武功之盛。

  “唐太宗崇拜”?

  说朱棣做着“忽必烈梦”的观点,是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先生首先提出来的。

  他认为,永乐帝以元世祖忽必烈再居。这个观点很激进,支持者甚少。后来,日本另一位明史学者檀上宽赞同认为,永乐帝的终极理想目标不是唐太宗时代,而是忽必烈时代,“永乐帝将唐太宗视为终极目标,只着眼于两人人生境遇的相似性,却完全忽略了唐代与明代的时代差异。”

  檀氏甚至认为,朱元璋本人也信奉忽必烈,每当有事,朱元璋都会言及忽必烈时代“四夷朝贡”的盛举。只是当时立国不久,朱元璋只能致力于稳固政权,无法像忽必烈那样开疆拓土,建立世界性的帝国秩序。

  这对于多次扬言变革元俗、元制且一手建立内敛型国家体制的朱元璋而言,多少显得有点令人费解。

  朱元璋是不是憧憬“忽必烈盛世”暂且不论,朱棣就必定憧憬忽必烈时代吗?

  宫崎市定与檀上宽认为,至少有三个理由表明朱棣的君主梦是以“忽必烈”为效仿对象:

  (1)元明之间具有时间上的因缘性和制度上的连续性;

  (2)蒙元之前,中国还不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蒙元之后,中国已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这个历史遗产,更替后的王朝不得不去面对、处置。从这个意义上,唐代与明代存在本质上的时代差异;

  (3)朱棣个人欲建立超迈其父的功业,希望像忽必烈那般让“四夷来朝”。

  若从上述角度审视永乐时代,那么篡位后重审洪武旧制的朱棣数次派遣郑和下西洋、不顾群臣长期反对坚持迁都至元故都北京、违反祖训决意出兵安南、不择手段来奖励朝贡等等问题,就能得到部分解答。至少,朱棣对于忽必烈时代制度遗产的承继与憧憬,是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对外”

  那么,朱棣憧憬的“忽必烈时代”,是个怎样的时代?

  蒙元帝国是一个奉行重商政策、多民族交错、多元经济混合、疆域极其广阔的大帝国。忽必烈统治时期,堪称蒙元帝国的全盛时期,他以其武功不仅一举统一了中华本土,也大体稳定了蒙古世界,伟业史无前例。

蒙元帝国

  同时,忽必烈的内外政策极具扩张性:对内,他营建大都,崇信佛事,推行单一纸币制度,大肆收兑金银,聚敛财富;推崇朱子理学;对外,海陆并举,兵指高丽、日本和东南亚群岛,降服诸国,极力促成并经营欧亚经贸圈和海上贸易圈。[11]

  一个帝王要建立盛举,确实需要扩张性的内外政策,但这对朱棣而言并不简单。

  朱棣纂位伊始,宣布恢复洪武一切旧制,悉数罢除建文改制措施,这是事关即位合法性的大事。

  然而,洪武旧制却是个极其内敛型的内外制度:

  通过里甲户籍制度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赋役财政制度几乎全面实物化,财政奉行“原额主义”,仿效元代建立的单一纸币制度只存其形而未能有实,禁止民间金银、铜钱的流通,排斥打击商人、市场。

  不仅如此,为防止后世子孙劳民伤财、败坏朱家天下,朱元璋颁行了不少的祖制成例予以限制,对外,一手建立严格的“海禁—朝贡”二元体制,严格限制私人海上贸易,极力限制周边国家朝贡的次数,甚至针对日本怀良亲王的多次挑衅,采取隐忍态度[12],并在祖训中列出了15个不征之国。

  对这一系列措施,学者黄仁宇直斥为内敛型帝国,檀上宽指出这是个被固化的秩序。

  不得不说朱元璋是造就这段历史的起点。

  朱棣要建立超迈其父的功业,就无法绕开这套体制,但只固守旧制,又怎么能建立盛世?于是便打着革新的名义,以外御内,施行内外双重的扩张性政策。

  永乐元年,朱棣笼络近3000多名士子,前后花费五年时间编纂《永乐大典》,为篡位和盛世宣传涂脂抹粉,又继而罔顾群臣长期反对,投入劳力达上百万人(其中包含巧匠数十万人),营建新都北京。

  檀氏认为,朱棣之所以迁都,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将大明政权由“江南体制”蜕变为“统一体制”;二是建立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13],呼应忽必烈时代的遗产。

  其后,为疏通北京与江南税赋,朱棣组织数十万民工浚通大运河之会通河段,使漕运运力达400万石以上。此外,兴建长陵陵墓、大报恩寺、武当山宫观等,也是朱棣一手操办的大工程。

  朱棣对内扩张,充分利用了洪武旧制,如利用“配户当差”的全民劳役制,廉价甚至无偿地滥用民力,兴修大工程,损耗国力。

  朱棣又发动“印钞机”,急速增加宝钞投放数额,永乐时期,国家每年的造钞能力从洪武时期的500多万锭(1锭=5贯),跃升至760万锭;每年课钞的数额从560多万锭跃升至1900多万锭[14]。由于宝钞急速贬值,朱棣首开食盐计口纳钞法,让全天下百姓为宝钞的贬值买单。

  此外,朱棣还不惜违背洪武禁银封矿的旧制,大规模增挖银矿,终永乐一朝,国家每年银课数大体为23.4多万两(洪武时期不过2万两上下),是明代前期金银生产增幅最大的一次。[15]

  然而,以上对内政策,很大部分是为对外政策服务,而对外的表现,堪称“忽必烈时代”的再兴。

  新中华的天子

  朱棣似乎整个统治生涯都在致力于复兴华夷秩序,篡位伊始,国内外海上走私贸易猖獗,朱棣颁诏宣布:

  凡番国之人,即各还本土,欲来朝者,当加赐赉。遣还中国之人,逃匿在彼者,咸赦前过,俾复本业,永为良民。[16]

  宽大处理走私贸易,显示出不同于洪武的严厉海禁政策。

  朱棣似乎一开始要营建更扩大的国际秩序,他重新恢复市舶司制度,大肆赏赐奖励朝贡贸易,甚至对番国携带违禁品,只要不太严重,都会予以容忍。

  

郑和下西洋图

  如在当时,朝贡国不仅需求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物,也大量索求中国的铜钱。然洪武末期下令禁钱行用、禁钱出海。为此,朱棣不惜下令重开铸局、铸造永乐钱用于对外赏赐,使永乐钱大量输出海外。

  当然,在国内,朱棣还是坚持禁钱制度,可见对朝贡体制的支持力度。

  即位后,朱棣随即派遣使者晓谕各国,促成各国来华朝贡,力图形成四夷宾服、诸国来朝的局面。比如,谋求与日本建立朝贡关系,重新将日本纳入体制,永乐三年,派遣郑和首下西洋,践行新中华构想。

  由于朱棣大量的赏赐和奖励政策,来华朝贡国增加到60多个。据《明史·西域传》记载:

  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万方,遣使四出招徕。由是西域大小诸国,莫不稽颡称臣,献琛恐后;又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抵日出日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

  可见四夷朝贡之盛况。

  清代陈璋根据明代沈度原作瑞应麒麟图临摹而成的《榜葛剌进麒麟图》,描绘公元1414年(永乐十二年)榜葛剌国进贡的麒麟(长颈鹿)

  不仅如此,朱棣一直视四夷朝贡为重要的国家大政。永乐六年,朱棣决定亲征蒙古,让太子监国理政,颁令“凡重要事及四夷来朝与进表者,俱达行在。小事达京师,启皇太子闻”[17]。可见,朱棣视四夷朝贡的重要性不下于军政大事。

  檀上宽认为,朱棣建立了一个超越忽必烈的中华“世界体系”,完成了华夷秩序的构建。此后,朱棣以这个秩序的统治者自居。凭借中华绝对的政治经济实力,构建了一个中华独尊的开放性的统治世界。[18]

  正由于朱棣对这一梦想的着力坚持,才会打破洪武“不征之国”的祖训,数度出兵安南;也正由于持守这一梦想,才会不顾群臣激烈反对、国力已极度疲惫不堪的现实,多次亲征北地蒙古大漠,最后猝死在回途。

  可以说,执着追求华夷秩序,力图成为“世界性”新中华的天子,是朱棣一生的君主梦,他的目标是要超越忽必烈。

  脆弱的“君主梦”

  朱棣的君主梦构建在极度榨取国力、挥霍财力的基础之上。

  学者保守估计,朱棣对内营建北京、疏通大运河、修建陵墓、寺观,对外南征北讨、派遣舰队下西洋、大肆营建织造等8大工程,动用军民力数额达600万以上,占当时全国男性总人口的1/5。[19]每年的财政支出规模,远超过国内正常税赋收入的3倍以上,[20]若非多次近于无偿性的征发民役、增印宝钞、违反旧制开矿铸钱等,断不能维持。

  而其所实施的巨大工程则构筑在明初落后的实物劳役型财政体制之上:

  滥征民力,导致底层军民生活极其困苦,民众不堪重负大量逃亡的现象开始在富裕的江南地区蔓延;

  滥发宝钞,导致宝钞币值极度贬值,导致以钞为俸的官僚阶层开始勒索差役银两,大开官僚阶层贪欲之门。

  晚年,朱棣一意孤行亲征蒙古,不惜弹压持反对意见的重臣夏原吉等人,最终身死无果,使得整个官僚集团渴望改变。

  朱棣的君主梦,很脆弱。

  死后,朱棣的政策大半被长期受压制的继任者仁宗所改变、否定,譬如停罢织造、铸钱、下西洋,否定了朝贡滥赏的体制。若非仁宗过早死亡,明朝再度还都南京也不是没有可能。

  朱棣苦心经营的“华夷秩序”也只是昙花一现,郑和下西洋在宣德(朱棣之孙)后期还进行过一次,但已是终曲奏响。后世虽不乏有人提议重下西洋,但遭到文官集团的深度抵制[21]。安南之地,长期陷入叛乱的漩涡,明廷最终放弃占领。对蒙古的征伐策略也没有彻底降服蒙古部落,相反蒙古势力不断做大,萦绕明代始终。朝贡番国随着中国赏赐的减少,来往次数日渐退却……

  东亚世界秩序重新陷入停滞和待转状态。忽必烈时代,何尝不是如此?

  【朱棣名字由来】

  朱棣出生于元末的战乱时期。那时群雄并起,互相征伐。在朱棣出生时,朱元璋与陈友谅正打得不可开交,没有时间给儿子起名字的。

  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四月十七日,朱棣出生于当时称作应天府的南京。应天,是顺应天命的意思。

  1356年,朱元璋渡江攻下集庆(南京),就将集庆改名为应天。朱元璋意思是要顺应天命,推翻元朝。

  1360他又有了第四个儿子,几乎与朱棣出生的同时,前线传来了陈友谅进攻太平(今安徽涂县)的告急文书。陈友谅如果攻陷了太平,并要接着进攻应天。但军情紧急,朱元璋甚至对自己的这个儿子都来不及看上一眼,便又到前线指挥打仗去了。至于怎么样为这个孩子取个吉祥名字,他就更没有功夫去琢磨了。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旧历年底,朱元璋准备转过年头就要正式登极做皇帝了,看到自己已经有了7个儿子。这时形势已经初安,他决心要为儿子们正式取名了。

  十二月二十四日。他祭告太庙,把自己渡江后生了7个儿子归因于祖上的阴德:仰承先德,自举兵以来,渡江生子七人。今长子命名曰标,……曰棣……

  【朱棣青年经历】

  这时朱棣已经7周岁,他这才和众兄弟一样有了自己的名字。洪武三年(1370年),朱棣十岁,受封燕王。曾居凤阳,对民情颇有所知。

  洪武九年(1376年),朱棣已是17岁青年,朱元璋准备让他们到外地去当藩王。就在这一年,朱棣兄弟们一起来到安徽凤阳老家,那时被称为“中都”。

  这里埋葬着他们的祖父母,也是他们的朱元璋小时候为大户人们放牛放羊的地方,老百姓的生活都很困苦。

  朱棣在这里住了三四年,民间生活对他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朱棣是个有心人,“民间细事,无不究知”。

  他当皇帝以后,还经常对儿子们说起他这段生活。认为自己能南北征战,不畏塞外风寒,就得益于这段经历。

  朱棣在凤阳的这段生活可看作是宫廷教育的实习阶段,他回去就要准备到外地去当藩王了。

  朱元璋同时对朱棣和其他的几个子女们加强了教育,朱棣兄弟们除了接受师傅们的教育外,还要随时接受朱元璋的训诫。朱棣从朱元璋那里接受的完全是封建正统教育。

  对此,朱元璋曾有一段明确的自白:朕于诸子常切谕之:一、举动戒其轻;二、言笑厌其妄;三、饮食教之节;四、服用教之俭。怨其不知民之饥寒也,尝使之少忍饥寒;怨其不知民之勤劳也,尝使之少服劳事。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棣就藩燕京北平,之后多次受命参与北方军事活动,两次率师北征,曾招降蒙古乃儿不花,并曾生擒北元大将索林帖木儿,加强了他在北方军队中的影响。

  朱元璋晚年,长子太子朱标、次子秦王朱樉、三子晋王朱枫先后去世,故朱元璋四子朱棣不仅在军事实力上,而且在家族尊序上都成为诸王之首。

  【靖难之役】

  朱元璋为御侮防患,在位期间曾两次分封诸子为藩王。藩王各拥重兵,坐镇一方,其中尤以秦、晋、燕、宁诸王势力最强。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病故,继立为皇太孙的朱允炆对诸王势大难制深感忧虑。朱元璋晚年,功臣宿将被诛杀殆尽,北方军事均以诸王主之。

  不久,秦王朱樉、晋王朱棡先后死去,而燕王朱棣与周王朱橚及齐、代诸王均拥兵自重,多行不法,朝廷孤危。

  故1399年朱允炆即位后,即与齐泰、黄子澄等密议削藩。以燕王朱棣势大难图,故削藩自朱棣同母弟周王始,周、代、岷、湘、齐诸王先后削夺,湘王自焚,余皆废为庶人。为图朱棣,朱允炆令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以谢贵控制北平(今北京),另以都督宋忠、徐凯、耿瓛屯兵开平、临清、山海关一带,并调检燕府护卫军士,加强防燕措施。

  建文元年六月,齐泰将燕使邓庸下狱审讯,具得朱棣将举兵反状,乃发兵逮燕府官属,并密敕张信逮捕朱棣。张信为朱棣旧部,此时遂降朱棣,朱棣随即为备。七月,朱棣以计擒杀张昺、谢贵(装疯以麻痹二人),并命燕府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兵乘夜攻夺北平九门,遂据北平。后以尊祖训、诛“奸臣”齐泰、黄子澄,为国“靖难”为名,誓师出征。

  战事之初,因北方诸将多朱棣旧部,降朱棣从战者甚多。朱棣军先后下通州、蓟州、怀柔等城,宋忠等战死。八月,朱允炆以太祖旧将耿炳文(擅长于防守)为大将军,率师三十万伐朱棣。先锋抵雄县,为朱棣所袭,九千人全部战死。复战于真定(今河北正定),又大败。

  朱允炆遂以勋戚李景隆代耿炳文,调兵五十万伐燕,筑垒九门,围攻北平。十月,朱棣亲自率精骑袭大宁,执宁王朱权及其妃妾世子,得其部朵颜三卫骑兵(相当于雇佣兵,均为蒙古骑兵,战斗力极强),兵力骤增。

  李景隆乘虚攻北平,但不能克(朱棣长子朱高炽镇守,用冰冻住城墙,使李景隆无法破城)。燕王师自大宁返回后,于郑灞大破李景隆军。朱允炆被迫罢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职,以缓燕师。

  建文二年四月,双方又战于白沟河,李景隆再次战败,燕师乘胜围攻济南。山东参政铁铉固守济南,以逸待劳,燕师久攻不下,败还。九月,朝廷升铉为山东布政使,改命盛庸代李景隆。

  十二月,盛庸率师与燕军会战于东昌(今山东聊城),燕师大败,主将张玉战死。建文帝于三年复齐、黄职。

  二月,燕师再度南下。三月,败盛庸于滹沱河,再败吴杰等于藁城。朱允炆以放逐齐、黄为名,使其外出募师勤王。当时,朱棣虽多胜,但损失颇重,而朝廷军源颇广,燕军于河北、山东一带所攻下的城邑,兵回后又为朝廷兵所据。

  同年底,有内臣自京师告密,朱棣知南京空虚可图,决计改变战略,于四年正月率师南下。四月,连破何福、平安师,五月克泗州、扬州。建文帝遣庆成郡主至燕师,乞割地求和,燕王不许。

  六月,江防都督陈瑄以舟师降燕,燕师渡江,下镇江,直逼南京。谷王朱橞与李景隆开金川门降,南京城陷,宫中火起,朱允炆不知所终。

  朱棣攻下南京后,在拒绝了他的支持者们反复几天的劝进之后,于1402年7月17日即皇帝位,但不是继承朱允炆的帝位,而是继承明太祖朱元璋的帝位(废除建文年号,建文四年改称洪武三十五年)。

  下令大力搜索齐泰、黄子澄等建文朝臣五十余人,朱棣还令尽复建文所改的一切太祖皇帝制定的成法和官制,以表明其起兵目的在于恢复祖训。

  靖难之役是明初围绕皇权斗争日趋激化的必然结果,朱棣以强藩起兵夺取皇位后,北方不再有强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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