恃才傲物傅斯年 “五四运动”北大旗手
傅斯年（1896.3.26-1950.12.20）初字梦簪，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著名历史学家。六岁入私塾，十岁入东昌府立小学堂，十一岁读完《十三经》。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曾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1918年与同学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编辑《新潮》月刊。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为学生领袖之一。
1919年底赴欧洲留学，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和高等数学。
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
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
1929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任台湾大学校长。
1950年12月20日因脑溢血病逝。
傅斯年任历史语言所所长二十三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70余种，在经费、设备、制度等方面都为历史语言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组织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殷墟甲骨发掘，其后先后发掘十五次，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傅斯年还将明清大库档案资料争取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进行专门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傅斯年在历史学研究方面，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摆脱故纸堆的束缚，同时注意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古代中国与民族》（稿本）、《古代文学史》（稿本）；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册。
1919年“五四”当天，一个人手举大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头。他作为北大学生领袖，被推举为学生游行总指挥。这个人就是傅斯年。
傅斯年，字孟真，1896年3月26日出生于山东聊城。傅家是鲁西北名门望族、书香门第，但傅斯年出生时，家道中衰。他9岁时父亲病故。他在穷困窘迫和亲朋友人的周济中度过了童年。
1901年傅斯年不满5岁，便进入私塾读书。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
在北大做学生期间，傅斯年就已开始崭露头角，受到校长蔡元培、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和他的老师胡适的高度评价和赞赏。1918年，傅斯年在北大与罗家伦、俞平伯等20人成立新潮社，1919年1月1日出版《新潮》，由于这本杂志一出版即好评如潮，蔡元培决定予以扶持，每年给傅斯年2000元经费办《新潮》。李大钊从图书馆腾出一间房子，专门给傅斯年创办杂志使用。傅斯年在《新潮》上先后发表涉及政治、经济、史学、文学、哲学、伦理等方面文章共计43篇，文章倡导民主，反对专制，倡导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23岁的傅斯年声誉鹊起，受到众多北大学生的拥戴。傅斯年擅长交际，后来还和时任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相识并建立了长期的联系。
“五四”火烧赵家楼的意外行为发生后，傅斯年反对此“过激”暴力运动，自己率先退回到学校，年底考取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官费留学，后从英国转入德国柏林大学文学院进行学习。傅斯年在笔记中写道：“我这次往欧洲去奢望甚多，一句话说，澄清思想中的纠缠，炼成一个可以自己依赖过的我。”“社会是个人造成的，所以改造社会的方法第一步是要改造自己。”“社会是生成的，不是无端创作的，所以为谋长久永安、不腐败的社会改善，当自改善个人的独善。忘了个人就是一时改的好了，久后恐不免发生复旧的运动。”
在留学过程中，他学习了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科理论与方法，加上他已有的深厚文史知识基础，从而成为学贯中西的“通才”。1926年秋，傅斯年回到祖国，担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兼文史两系主任。1928年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这是国家最高学术机构。他使用“拔尖”政策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学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分别担任史语所第一、二、三组的组长。
傅斯年最有影响力的文章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他经常被引用的名言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说：“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
1928年至1937年，傅斯年领导史语所对安阳殷墟进行了考古发掘，前后发掘15次，共出土大量殷代铜器及4862斤甲骨文片，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材料基础。在当时西学至上的社会氛围下，有力地反驳了中华文明西源论。
1931年10月，傅斯年出版了《东北史纲》一书，针对日本学者提出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反动言论展开反驳，从历史角度详细论证了东北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史实。此书英文版被送交国际联盟，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确定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公认之事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先后成立了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作为朝野各方咨询性的参政、议政机构。傅斯年先后被聘为参议员和参政员。参政期间，他不像御用文人那样只讲“好听的空话”，而是猛烈抨击腐败官员，赢得“傅大炮”的美名。
他在参政院上揭露说：“抗战以来，大官每即是大商，专门发国难财。我们本是势力国而非法治国，利益之到手全不管一切法律，既经到手则又借法律名词如‘信用’、‘契约’等以保护之，这里面实在没有公平。”然后又大声疾呼：“惩罚贪污要从大官做起！”
傅斯年这个人非常率性，脾气火爆，有一次会议上，就中医的问题与孔庚产生分歧，孔庚一怒之下骂了傅斯年两句，傅斯年当即气得提出要跟他决斗。散会之后，傅斯年握紧拳头就在门口等着孔庚，可当孔庚走到他面前时，才发现孔庚已经是70多岁的瘦弱老人，傅斯年将双手放了下来，“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1945年抗战胜利后，50岁的傅斯年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他一上任就宣布在敌伪时期的所有教员一律开除。尽管很多人推荐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不干，诚心诚意地保举了还远在海外的胡适。为什么呢？他认为像胡适这种书生，向来都是老好人，不忍心得罪人。所以他要先出头，把那些沦陷时期舍不得离开北京并出任伪职的人员全部都开除，为胡适任职扫清道路。大名鼎鼎的周作人也被开掉。容庚捧着一大堆学术著作，向傅斯年申诉在沦陷区间绝没有与日本人同流合污，以致好多人来找傅斯年说情，他一概不给面子，他说：如果这些人受不到谴责，那么就太对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了重庆和昆明的教授和学生了，他们为了民族大义而抛家别子去了大后方，吃不上喝不上的，容易吗？这番话，挡住了所有说情者。旁人说：“傅老虎”真厉害！
当时的中国，唯有傅斯年会翘着二郎腿跟蒋介石讲话。蒋介石对傅斯年的恃才自傲也不放在心上，反而欣赏有加，一心把傅斯年拉入政府当官，遭到傅斯年多次拒绝。他的理由是：“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久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在傅老虎发威弹劾孔祥熙贪腐时，蒋介石特意请他吃饭。“你信我吗？”蒋介石问他，并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斯年直言道：“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最终，他扳倒了孔祥熙。1947年傅斯年在《世纪评论》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之后，行政院长宋子文就应声下了台。
傅斯年以一文人之声连倒两任行政院长，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影响力”写下民国史上举世无双的传奇。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列席台湾省参议会，在答复参议员质询时，因情绪激动，脑溢血猝发倒在了议会厅。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派陈诚前去指挥抢救，要求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傅斯年。蒋介石本人则守候在电话旁，焦急等待陈诚每半小时的汇报。傅斯年不久抢救无效去世，享年54岁。他英年早逝在国内外引起巨大震动，各界人士深感惋惜，纷纷致电、致函、撰写文章沉痛悼念。蒋介石亲临追悼会致祭，并题写悼词“国失师表”，国民政府专门为他颁发了褒奖令对其进行嘉奖。傅斯年葬于台湾大学，校内设有希腊式纪念亭傅园及“傅钟”，因其说过：“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傅钟”启用后成为台大的象征，每节上下课会响二十一声。
傅斯年被誉为“通才”，一生厚德博学。胡适评价他：“孟真是人间最稀有的天才。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的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和才能。”
“虽千万人，吾往矣。”胡适认为傅斯年“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一个力量”，可以使浑浊不堪的权力集团不得不有所忌惮。
傅斯年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已经得到后人的景仰和推崇。他有一句话至今还盛传于世：“扯谎是最不可恕的，个人扯谎的结果，必至于集体扯谎。遁词的扯谎，必引出故意的扯谎。扯谎成了风气，社会岂不大乱？”
文/图：由“天工尚品普洱茶文化研究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