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函 | “吴带当风,曹衣出水”在佛教造像艺术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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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论中的造型风格

  北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卷一《论曹吴体法》条有云:“曹吴二体学者所宗······吴之笔,其势圜转而衣服飘举;曹之笔,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故后辈称之曰:吴带当风,曹衣出水······雕塑佛像,亦本曹吴。”这里曹指北齐画家曹仲达,吴指唐代画家吴道子。他们两人截然不同的画风不仅代表了绘画上的两种风格,也基本概括了雕塑造像上的两类风格特征。

  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叙师资传授南北时代》条称曹画佛自成一派:“曹创佛事画。佛有曹家样、张(僧繇)家样及吴(道子)家样······吴道玄(吴道子)师于张僧繇。”约可说明南北朝末期至盛唐,我国佛画有北齐的曹仲达和萧梁的张僧繇两类。那么曹张到底是怎样的风格呢?我们来略微追溯一下。

  东晋的顾恺之真迹早已佚无,刘宋的陆探微师于顾恺之,唐人称为“得其骨”。现存三种宋代的摹本《女史箴》(大英博物馆)、《洛神赋》与《列女仁智》(北京故宫),体现出的秀骨清像的人物造型,可以看作顾陆一派的特征。这在洛阳宾阳中洞前壁南侧维摩诘经变浮雕、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屏风漆画中看到。在长江中下游六朝墓葬比如刘宋时期南京西善桥宫山北麓下画像砖墓墓壁所嵌竹林七贤、荣启期画像和该墓出土的男女陶俑造型上也有明显清瘦的特征。也与南朝刘宋京师瓦棺寺丈六铜像面瘦错减臂胛的记载相符。晋人戴逵作无量寿木像与师子国玉像及顾恺之维摩图世称瓦棺寺三绝,此人实为南朝佛像样式之创制者。而这一时期服装的风尚,齐梁之间,正当北魏太和、景明之际,所以佛像服饰的改革,正合乎“褒衣博带”的形式。同时,“秀骨清像”也是对尚玄学、重清谈,欣赏自然秀美、清奇飘逸之风,讲求悠然超世的魏晋风度的六朝士族的刻画。

  

  唐朝张怀瓘《画断》“象人之妙,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这里的张指萧梁的张僧繇,此时他扭转了画风,“得其肉”,即变顾陆的清秀为丰壮成都万佛寺多处刻有武梁纪年铭的石刻造像和江苏常州戚家村南朝墓仕女画像砖上的形象,都有丰腴健壮的特点。梁武正是南朝的盛世,其影响已及于北魏新都洛阳。516年北魏胡太后修建洛阳永宁寺,其塔址出土的塑像人物已经出现了新式,出土的很多衣纹残块,表现出比窟龛造像的衣纹雕刻更加流畅有致,宿先生认为同类形象窟龛的雕刻是寺院塑造的摹拟。时代略迟一些的巩县大力山石窟第1、4、3窟的供养人像,向简洁丰壮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至东魏、北齐,文物制度皆楷模南朝,河北响堂山石窟、水浴寺石窟造像和山西太原北齐武平元年东安王娄叡墓壁画上的人物鞍马造型,更突出了这个体形特征,娄叡墓壁画被部分学者认为是北齐宫廷画家扬子华所作。张僧繇、杨子华并列,犹如前引中古可齐上古之顾陆同举。张僧繇的新样式在北方传布,都首先在东方出现,至北齐则更加明显。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里也强调东方,并引唐代画家阎立本的评语,对北齐的杨子华大为赞赏:“自像人以来,曲尽其妙,简易标美,多不可减,少不可逾,其唯子华乎。”“简易标美”是这个时候又出现的一种新的画风。后来所谓“吴带当风”的风格其实就是指吴道子继承张僧繇在人物服装处理上的鼓风飘逸,与实际人物的胖瘦关系不大。

  

  宿白先生考曹姓属昭武九姓之粟特民族。当时龟兹、粟特亦盛行佛教,粟特曹姓中有精于梵像的曹仲达,因相传天竺阿弥陀佛五十菩萨,魏晋以前传入洛阳,年载久远,又经灭法,经像湮灭,他善于丹青,妙尽梵迹,传模西瑞,于是将粟特人所工的“曹衣出水”式的天竺佛教形象带到了东方。

  

佛立像

藏印度北方邦马图拉政府博物馆

  这种说法比较形象地描绘出薄衣贴体,衣纹紧裹躯干的画法。特别自北魏后期以来,为了使佛菩萨造像更能符合佛教的仪则,于是借鉴了犍陀罗式和笈多式的雕刻,有选择的吸收,融入到本国传统手法与地方风尚中。

  穿宽博广袖长带的大衣、衣褶厚重且重叠、体型清秀潇洒,这种士大夫型的佛像风格经萧梁时期兴起的丰满健康为美的社会审美风俗影响,至北魏晚期的佛像,虽然还穿着潇洒的褒衣博带装,但身体开始丰满,衣服也变得轻薄贴体了,进入公元550年建立的北齐,迎来中印佛像艺术的兼容期,本篇要讨论的就是以青州地区龙兴寺为主的北齐佛教造像。

  青州佛教造像的体型特征

  东晋十六国后期,鲜卑慕容德据青州建立政权,史称南燕。德死,兄子超袭位。东晋安帝义熙五年(409)刘裕统军攻南燕,六年二月灭南燕俘获慕容超,青州入东晋版图,继之属刘宋。至北魏献文帝皇兴三年(宋明帝泰始五年,469)魏将慕容白曜攻陷东阳,青州地区乃从南朝转入北朝版图之中。

  青州地区的民众在南朝前期文化的氛围里生活了半个世纪,名门豪族子弟更是熟知南朝前期礼仪制度,当他们作为“平齐民”或“平齐户”被掳至北魏时,同时也将南朝前期文化向北传播,对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作出贡献。

  青州佛教造像,主要是指现存的驼山石窟、云门山石窟和龙兴寺窖藏佛像。这三处佛像主要是北魏、东魏、北齐和隋唐时期的造像。在龙兴寺出土的佛像中,佛像面部从北魏末年至东魏,面带微笑、肉髻高耸、面方而清秀、颧骨略突、眼圆而眉弯、鼻呈蒜头状、小嘴上翘、双耳肥大,逐渐发展为面相由方而变圆、肉髻由高变矮、身型由矮短变修长。北魏佛像一般表现为厚重的大衣与清瘦体型的结合,北魏末年的佛像从褒衣博带式装,至东魏不见博带,袈裟的甩边与下摆从北魏的外移变化成内收,垂纹也逐渐变少变浅,大衣就显得轻薄贴体了,体型也开始丰满。

  

北魏晚期至东魏

  

东魏天平三年

  

  到了北齐,佛像基本表现为单体圆雕,一类是面部较长、额头较平,眼微睁,鼻梁平直;另一类面部呈圆形,头顶部略尖,额头偏圆,鼻梁从额中直下并略带弧形,双眼微睁,颧骨较低,嘴很小,下颚突出,双耳下垂且窄长,这类也成为典型的“青州样式”。青州地区为我们了解中印风格兼容期的特色提供了重要信息:笈多式面相丰圆,多穿通肩式大衣,轻薄贴体,衬托出宽肩、细腰、宽胯的体型特点。

  

  

  

  

  

  

  

  宿先生言:青齐地区469年入魏之前,其地佛教沿袭中原旧惯,重义理,阐教法,与晋宋同风。其地造像同于江表,仅闻桐木,不见石雕。至于较多石质佛像的出现,已迟至北魏正光(520—525)之后。就龙兴寺之窖藏言,有明确纪年最早的石像,是永安二年(529)韩小华造弥勒及胁侍三尊立像。该像晚于山东以西的北魏地区石质佛教造像出现的时间,约有八九十年之久,可见有关宗教传统风尚的转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之后经历不过三十年,即至东魏北齐之际,其地的造像水平已可与河北、邺都接近,这就不能忽视北魏末十余万户河北流民散处青齐地区这一事件。河北既是北魏工艺要地,其流民中当不乏镂石伎巧,青州石雕造像急剧兴起于魏末高齐,且其造型、服饰又多与定州曲阳所出造像接近,甚至相同。

  衣褶的技术及风格演变

  青州地区的佛教造像,较明显地与中原北朝造像的不同之处,一是通体不刻或简刻衣纹而涂金施彩的作法,二是菩萨像配饰的精细繁缛,让人容易联想到四川成都万佛寺废址出土的北周天和二年(567)菩萨雕像,有助于考虑诸城造像地方风格的来源

  按梁思成先生在其《中国雕塑史》上的分类,云冈佛像可分为印度(或南派)如云冈二十窟大佛与中国(或北派)如云冈第十一窟、二十七窟等。他认为在北魏初凿之时,匠人极力模仿佛教美术中之标准模型,对一己之个性尽力压抑,所以美术上的价值远在其历史价值之下。虽号称犍陀罗式,然只表现其部分,而失其庄严气象。并指出它们的衣褶安置也有毛病,揣测云冈石匠本未见犍陀罗原物,加之一般美术鉴别历低浅,故无甚精彩。阎文儒先生分析这一时期以阴线表现通肩大衣的衣纹,与犍陀罗的刻法不完全一致,是在汉代以阴线条表现细部的手法和汉末发展出以初步起伏线条表现作品细部手法的基础上,吸收了犍陀罗更精细的以起伏线条表现细部的雕刻手法,进而再发展出较写实的新型凸起的线条,表现作品细部的新创作。比如云冈第二十窟大坐佛、东崖立佛和敦煌莫高窟第二百五十九窟佛像。但另一种佛身较瘦,袍带长重,衣褶宽平,披于身上或臂上如带,然后自身旁以平行线下垂,其外廓如紧张弓弦,角尖如翅羽伸张,内蕴藏无限力量,唯临魏碑者能领略之。且北派的衣褶有二层或三层,较平柔而作直垂式。至孝文帝迁都洛阳开凿龙门石窟,凡结跏趺坐,前座垂衣曲折翻覆重叠掩座,遂产出一种新样式。在龙门古阳洞小佛龛及巩县第一、二窟中皆有体现

  

  至北齐,天龙山最精美的第二、三窟,姿态修直,衣褶虽仍近下部向外伸出作翅翼形,然其褶皱不复似前期之徒在表面作线形,其刻常深,以表现物体之凹凸。伊阙药方洞中北齐的各龛、嵩山少林寺的北齐造像、河北曲阳修德寺出土的北齐造像、南北响堂山的北齐造像等,都体现出由前瘦长的面庞,转向丰圆方颐。这是南北朝与隋唐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

  

  青州北齐龙兴寺佛造像在衣着上,佛衣轻薄,像肌肤一样紧贴身体,使身体的造型特征展露无遗,从雕刻技法来看,衣纹的表现方式主要有:不刻衣纹,无任何处理,通体光滑;

  

  采用浅刻的单阴线或者双阴线,有的在其上再绘制田相袈裟或者细刻图案;

  

  

  

  

  剔地隐起的突棱状以及在上面绘制田相袈裟;

  

  

  减地隐起的浅浮雕有强烈印度风格的,

  

  等等。

  宿先生指出,轻薄叠褶的服饰,源于地处亚热带的中印度秣菟罗艺术,盛于4—5世纪的印度笈多王朝。在笈多王朝之前,此种艺术的佛像已出现于印度西北部和中亚两河流域犍陀罗佛教艺术流行地区。大约从4世纪起,即影响到我国新疆中部,到了5世纪前期,类似特征的佛像才出现于新疆以东的内地;5世纪中叶才出现于甘肃以东各地石窟和散存的铜石造像中,5世纪80年代即北魏孝文帝中后期以来,此类见于石窟和散存的薄衣造像,在内地逐步为褒衣博带服饰的造像所取代。此后半个世纪后的6世纪中叶,薄衣佛像却又以多种样式较普遍地再现于东方。宿先生认为,此次北齐佛像的新趋势,大约不是简单的前此出现的薄衣形象的恢复,而与6世纪天竺佛像一再直接东传、北齐重视中亚诸胡伎艺和天竺僧众以及北齐对北魏汉化的某种抵制等似有关连。

  梁武帝第八个儿子武陵王萧纪,在益州统治时期,因父亲特别思念他,命善画者张僧繇至蜀,图其状。武陵王纪虽“在蜀十七年”,但为梁武所特爱而与建康连系密切,太清五年所雕阿育王像,

  

  疑其源头出自京师建康。此类薄衣单身立佛,在青州皆可看见。按北齐礼仪受萧梁影响,其影响也波及到崇奉的佛教形象。

  青州佛教造像吸收了河北、南朝、印度等外来成分,在北齐时期又一反北魏晚期的清瘦模式,创造出一种面部丰满圆润、宽肩鼓胸、身躯敦实厚重,重在表现人物的健壮与力度的风范,佛像身上穿的服装一部分又恢复了早起传自印度的袒裸右肩与通肩式大衣,还有一部分保存了北魏原有的褒衣博带式,但所有的服装都很轻薄,这就是带有笈多风格的所谓“曹衣出水”,也是用来对人物服装的高度概括。

  

  出品 | 树杪

  作者 | 树杪

  绘图 | 树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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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 小葱

  翻译 | 小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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