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随便啥日子都好）
每次的引子都不得不吐槽一下李小龙同志，这家伙催更跟催命似的，都赶上学校催俺们发论文的水平了。唉？！对了！！我今年还没发表论文呐？！眼看年度考核要完蛋啊！！……算了……先假装没有年度考核这事儿吧……话说“催更”这词儿啥时候出现的？银锤死挺……然后查了一下无耻的百度……然后就看到了“惨无人道”四个字：
注：本文论题太过艰深，且论述非常无聊，万一有错，概不负责。
《唐诗三论》实在是不适合人类阅读
高友工先生的成名作自然是和梅祖麟先生合著的《唐诗三论》。当然，这是现在比较通行的2013年翻译版的名字。之前有个1989年翻译版叫做《唐诗的魅力》。
译者看似是两个人实际上似乎可能应该是一个人，然而价格的变化……
高、梅的理论影响极大，几乎人人都读过，但人人都有读不太懂的地方；人人都赞美过，但同时很多人也都客气地批评过。或许我们会想，这么大影响力的书，是不是有很多人继续在沿着高、梅的这种方法进行研究呢？
实际上，在所谓的“普林斯顿系统”内，真正跟随高、梅那种语言学方法继续做文学研究的，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人的！当然也可能是有人在悄悄地做（比如我，但这是秘密，我从来不声张，嘿嘿嘿）。
不过高、梅的路数，从研究方法来看，实际上是非常难出成果的。为什么难出成果，这得慢慢说。
高友工与梅祖麟
我当年开始读高、梅理论的时候，可以说是根本读不懂；所以这让我认清了一点，就是我很笨。因此，笨人就要有笨办法。
在读书读不懂的时候，一定先想一想，他们这书写给谁看的？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很明显高、梅的预期读者根本不是我（所以我看不懂也很正常），也不是在中国的研究诗歌或者美学的学者，而是外国的语言学和美学的专家；其根本目的应该是纠正当时外国学者对中国诗的偏见。
说得夸张一些，当时的外国学者以为中国诗就是简单的意象排列（罪魁祸首很可能是庞德），而高、梅站出来说：“不对，不是简单排列，里面有更深的层次！”外国学者反问：“有啥更深的层次？”高说：“情！景！境！”外国学者说：“听不懂慢走不送！”梅说：“那我们用你能听懂的话说一遍吧。来来来，你先说说你懂啥？”外国学者说：“雅各布森！燕卜荪！瑞恰兹！”高、梅说：“那好，我们就按这些人的说法给你解释！”——毫无疑问以上这些是我脑补的，但大致情况就是，为了方便外国学者理解中国诗的好处，高、梅采用了当时在外国学界通用的话语体系来进行解释。由此，我便意识到，读不懂高、梅太正常了，因为没读过“雅、燕、瑞”的人怎么可能读得懂高、梅。
除了要搞清楚预期读者与写作目的之外，我另外考虑的，就是要把高、梅的理论无限制地简化，简化到最低级的“二元论”的层次，也就是研究的“入口”和“出口”的问题。一般来讲，以“文学”为入口的研究，出口不应该是“文学”，而往往是一种特殊的“历史”，也就是“文学史”。当然现今的潮流是，以“文学”为入口的研究的出口往往是“文化”。以“语言学”为入口的研究，其出口或许才是“文学”。但像高、梅这种研究，以“语言学”为入口，其出口实际上是“美学”，而他们最终极的目标是“哲学”。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读一下《唐诗三论》中梅祖麟写的跋，就会立刻发现，实际上梅祖麟自己也意识到，自维特根斯坦蹦出来之后，“美学”就快 game over了——这也就是说，以“语言学”为入口是值得称赞的，但以“美学”为出口就有很大问题了——“美学”之后的发展如何，我实在是小白了，也就不敢说啥了。高、梅的研究方法到如今无人继承，或许也是因为“美学”这个出口出现了问题？
至于高、梅具体说了什么，其实我没必要再重复了，因为很多人都写过了。有兴趣的自己去读原文即可，读不懂的时候自己傻笑一阵混过去即可（as I always do）……但是吧，我个人感觉，读海外汉学的书，一般要找一本思路类似的中国学者的书，对照着读才能有更深的理解。因此我个人是一边读《唐诗三论》，一边读葛兆光《汉字的魔方》，感觉二者颇多相通的地方，但毫无疑问葛兆光书的更容易读懂。
高、梅的研究方法，学起来不太容易，或许需要将其拆解成三个层次才好理解。第一个层次是翻译，第二个层次是对等原则的分析方法（也就是结构主义），第三个层次是我搞不懂的美学（因此也就不说了）。
这三个层次之间是有关联的：为了解决美学问题，所以才要使用对等原则的分析方法；而为了适应对等原则的分析方法，所以必须采用特定的方式翻译诗歌。
然而，第一个层次就能卡死百分之九十的人。啥叫“特定的方式翻译诗歌”？简单说来就是王力的《汉语诗律学》，关键是词性与语序。
一般人一提诗歌翻译，脑子里想的是“要把中文诗翻译成英文诗！”这是绝对错误的。凡是按照这个原则翻译中国诗的人，都是在创意写作。实际上，学术翻译的要求是“要把中文诗的每个字对应一个英文词翻译成英文普通话！”而英文普通话的意思一般就是主语动词宾语健全的、没有语法错误的句子（S-V-O）。由于中文诗实际上经常习惯性地省略主语或动词或宾语，那么翻译者必须把省略的部分补上（当然，有时候容易补错）。而“普林斯顿系统”对于翻译的要求更加变态，是要在保证句子意思完整的前提下，还要把词性翻译准，更要保持语序不变——但这样的翻译，英文母语的人士一般是看着会很不舒服的，那好吧——在适合英文阅读习惯的情况下，可以在最小限度内适当改变词性与语序。其实这种翻译不复杂，基本功而已，难点只在于如何判断中文诗里每一句的词性，以及判断句子的主语。闲得没事儿的话，练习翻译个三四百首诗，基本上就不会出大错了。
第二个层次很简单……或许很简单吧……关于高、梅使用的“对等原则”，我还专门问过我的朋友，一个主业研究莎士比亚文学的美国教授，他这样回复的：
┑(￣Д￣)┍好吧，差不多这意思吧。无所谓了，爱咋咋地吧。反正无论是“对等原则”还是“结构主义”，都已经有无数人说过了。
总而言之，高、梅的研究是建立在翻译的基础上的，这也就是说，跳过“翻译”这第一层次，而直接进入“对等原则”的第二层次来分析诗歌，是会出现大问题的。
尽管受到普遍肯定，但是高、梅这种研究方法的弱点有很多：
一、 词性和语序判断非常容易出错。中国诗中的词性不像英文语法那么规矩，有可能一个字同时具备名词、动词、形容词三种词性，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翻译者必须选择其中一种进行讨论，这就非常容易造成误读了。同样的道理，诗中的语序很多时候也是存在多重解读的可能性的，而且正是这种多重解读才是诗的特性，如果仅取其中一种读法，那便是抛弃了诗的特性，必然会有隐患。这是老生常谈了。
二、 只能处理数量少的文本。从第一层次的基础翻译工作来看，把10首诗的词性和语序全搞清楚并翻译出来要花多久？100首呢？1000首呢？假设以明清时段的诗人作为研究对象的话，随便一个什么不知名的人一辈子都能写出个2000首诗来，高、梅的方法怎么用？假设即便找准了一个诗人的作品，光是做基础的翻译工作说不定就得做十年，在如今这个残酷的学术环境下，成果还没影儿呢就先被学校开除了。拜拜。
三、 没有数据统计作为支撑的分析结果是没有意义的。这个弱点是由第二个弱点衍生出来的。即便我们从语言学的角度发现了某些诗人的某些写作特性，但是在没有大数据支撑的情况下，我们是无法证明其特殊性的，甚至连其普遍性都无法证明。悲伤啊！
四、 不保证一定能有结果。这才是最恐怖的一件事，假设我花上十年分析了2000首诗，然后发现……得到的数据很可能杂乱到没有任何共性！或者是得到的数据很可能非常单一，以至于根本不用深入分析就能看出某种共性！这也就是说……我在一开始就不应该采用这种方法来研究这2000首诗！如果这样那就纯粹的呵呵哒了……（不要问我为什么会知道可能出现这种结果我才不会告诉你我用这种方法分析过四百首诗然后发现这种方法根本行不通然后那四百首诗到现在还躺在我的某个柜子里的某处静静地等待着某一天被处以火刑）
五、 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与所追求的目的不符，进而导致过度阐释。语言学理论理应是纯理性的、客观的，但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偏向主观判断的；以客观的方法追求相对主观的结果，似乎是一种悖论。实际上，葛兆光在《汉字的魔方》的附录中就已经点明了这个问题了。
最后，作为一个高、梅《唐诗三论》研究方法的忠实的追随者，我就开个地图炮吧：在这本书里的高、梅的理论体系中，最有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在于，他们运用了语言学的理论，但心中却仍然相信诗歌是抒情的，而抒情是美的……懒得解释了……
高友工在《美典》中把他的理论完善了，不过总感觉《美典》更不适合人类阅读，我读了几次，很多地方令人深思，但还有很多地方都读不太懂，所以也就不讨论了……
思考了一下，读不懂的原因可能是：我一向认为“美”是个非常主观的概念，是无法被准确定义的，因此也就无法被客观的理性思维所分解，而一切无法被理性思维所分解的东西，是无法在一个拥有统一标准的框架下进行讨论的，所以归根结底，如果“美”没有一个统一标准来衡量，那么“美”就不存在——这样看来，维特根斯坦的早期思维在现阶段暂时还是胜出的。
-全文完-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不用介绍你们也知道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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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西敏斯特大学计算机软件工程专业学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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