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梅雪芹
来源│《中国国家历史 · 肆》
东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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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鱼是一个出入淡水和咸水两种生境的重要物种，也是一个反映水质是否优良、生态系统是否健康的有用的指示物。英国的很多河流都曾以三文鱼洄游著称，它们甚至获得了“三文鱼河”之称谓。其中，泰晤士河下游65英里的河段就有三文鱼洄游，泰晤士河的三文鱼还因其味道鲜美，而被视为英格兰的上上品。一些英国人指出，自罗马人统治时代以来，三文鱼洄游泰晤士河长达1500年，曾经有一个时期，这里的三文鱼十分之多，售价竟低廉到六便士一磅。从13世纪到18世纪末，泰晤士河的三文鱼渔业十分红火。仅1766年7月的某一天，从泰晤士河捕获送到比林斯盖特鱼类市场的三文鱼就多达130条，而捕获长达1码2英寸、重达16磅的三文鱼，则为人津津乐道。还有人说，他绝对记得1789年在拉勒安姆村所在的泰晤士河边，有人捕获过一条重达70磅的三文鱼。
泰晤士河
及至19世纪初，泰晤士河的三文鱼渔业依然繁荣。1861年，一位渔民在皇家三文鱼渔业委员会面前作证说，晚至1820年，在拉勒安姆村所在的泰晤士河边，他常能捕获“几百条”三文鱼；在那里，一个坐在渡船上的男孩曾在一天之内用鱼竿钓起六七十条三文鱼。同一位证人还证实，他看到过“20条三文鱼”在“沿着那段不到200码长的河界”产卵后，就死在那里了。另一位证人则递交证据说，1794到1814年间，在靠近特普罗的波尔特船闸，每年差不多有15到66条三文鱼被捕获。1860年，有人发布了1794到1821年间在波尔特船闸和普尔所捕获的三文鱼清单，其数字是483条，总重量是7346.25磅，每条鱼平均重达15磅以上。不过，这一时期年平均捕获量是18条左右，与上述1766年的某一天就捕获130条相比，这一数字在急剧下降，以至在1821年，乔治四世加冕典礼用餐时，想吃三文鱼却吃不到。更为严重的是，泰晤士河里这一曾经数量众多、体量庞大的鱼儿最终却消失不见了。因此在19世纪，有不少关于泰晤士河里“最后一条”三文鱼的记述。
年轻时的乔治四世
1857年，维多利亚时代的博物学家弗兰克·巴克兰（FrankBuckland,1826-1880年）首次出版《自然史的奇葩》。他在书中提到，有一位名叫芬摩尔的艄公，在因伊顿学子而闻名的索雷堡附近摆渡，是他捕获了伦敦泰晤士河里最后一条三文鱼。巴克兰紧接着说道：“自泰晤士河上的这一物种的最后一条成为人类贪婪的牺牲品以来，40年已经过去了。在索雷堡附近，有一个这可怜的鱼儿最喜欢的鱼窝子，当它最终被人发现时，它就注定要走向毁灭。”巴克兰还根据他的了解，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这“最后一条”三文鱼最终如何落网的过程：
……于是，有一天，那个鱼窝子的四周被渔网围了起来，渔民们对捕获信心十足，但是他们搞错了。那三文鱼忽然觉察到了人类的背叛，它俨然是一条勇敢的、聪明的鱼儿，纵身一跃，非但没有落入网中——对这一点它太清楚不过了——反而正好越过渔网，成功逃脱，至少有一段时间是如此。几天过后，当它返回家园，想回到其隐匿之所，渔网又一次向它围扑过来。而这一次，有一张网被系在了撒在水中的那些渔网的软木浮子网线上，同时通过一根绳子悬挂在了空中。那三文鱼又一次突然出现，又一次一跃而起。他毫不困难地挣脱了水中的渔网，但却自然地落入悬挂在空中的那张网中。它死了；虽然死得不光彩，但是它的遗骸却得到了尊重，成为“精美的菜肴，被端到一位国王面前”；因为它被带给了当时住在弗吉尼亚湖村（VirginiaWater）的这位国王（当时住在那里的英国国王是乔治三世。——笔者注），国王以一几尼一磅的价格从那位幸运的网民手中买下他捕获的这条鱼：几小时的工作就挣了20几尼啊！
巴克兰的这段话已成为有关泰晤士河里“最后一条”三文鱼的经典叙述。其笔下的这条鱼虽然“勇敢、聪明”，但终究还是敌不过人类的智慧，最终不免化作了国王的盘中餐、平民的糊口钱。由于巴克兰的这部著作首次出版于1857年，因此根据这一年份以及他所说的“40年已经过去了”的追忆推算，那位艄公捕获这条鱼的时间大约是在1817年。
关于泰晤士河里“最后一条”三文鱼被捕获的时间和地点，还有另外的许多说法。也有人说，1812年在切斯维克小岛和普特尼之间捕获的那条三文鱼或许是最后的一条；也有人说，从泰晤士河游来的最后一条三文鱼于1823年在芒肯岛被捕获，并送给了住在温莎的乔治四世；还有人说，他注意到泰晤士河里最后一条三文鱼是在1833年6月被捕获的。不过，虽然英国人对于泰晤士河里最后一条三文鱼到底于何时何地被捕获各有说法，但是这鱼儿最终从这条河里消失不见，却成为不争的事实。由于这并非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事件，因此，对于泰晤士河里三文鱼到底消失于何时何地的回答，显然难以精确到某年某月某一天的某个地方。世人也许永远不可能确切地知晓三文鱼在泰晤士河绝迹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但是可以说，在泰晤士河里栖息已久的这一物种经历了一个不断减少并最终消失的过程，直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终于在这里绝迹了。
泰晤士河上的捕鱼者
在泰晤士河里栖息已久的三文鱼，为什么会在19世纪中叶消失不见？对于这一问题，英国人早就作出了种种思考，并给出了答案。就渔民方面而言，有人认为，是因为他们缺乏虔诚，渐渐忘了给教会交纳惯常的捕获三文鱼的什一税，三文鱼也就渐渐从泰晤士河里消失了。这一看法让人联想到有关三文鱼的一个宗教传说。它说的是，在往昔，威斯敏斯特圣彼得修道院院长主张，他有权征收伦敦市长大人管辖范围内的三文鱼捕获什一税，并连续征收了几个世纪；其借口是，当圣彼得在威斯敏斯特以他的名字命名那里的教堂而使之得到尊崇的时候，他授予这座修道院征收该税的权利。后来，渔民们渐渐忘了这一条，因而也就影响了三文鱼在泰晤士河里的出没。这一说法当然不足为信，不过，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世纪部分英国人如何忧虑和思考泰晤士河三文鱼及其渔业之命运的问题。
英国人的这一忧虑为时不短，远的不说，至少在1758年，伦敦城市政官水务副手罗伯特·宾内尔在有关泰晤士河的描述中即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宾内尔在分析泰晤士河三文鱼渔业“主要是如何毁掉的”，或“造成泰晤士河这一渔业毁灭的这种巨大罪过的原因”时提及，“捕鱼的时间、季节和方式不合法，所使用的渔网和工具不合法，因此总体上毁掉了这鱼儿的卵、幼鱼和鱼苗”。宾内尔所提及的三文鱼渔业被毁原因可称之为“过度捕捞”。到19世纪，许多英国人认为，对于一些河流里三文鱼捕获量的减少来说，或许可以用“过度捕捞”加以解释，但是这并非泰晤士河里三文鱼消失的原因。譬如，1883年，查尔斯·弗莱尔说，“过度捕捞”，无论是通过正当的手段还是通过不正当的作法，其本身都不足以解释一些河流的三文鱼渔业的衰竭，以及其他一些河流的三文鱼渔业的彻底毁灭。此处，他指的是泰晤士河。他进而说道：“对贸易来说意味着生机的事物，对渔业来说则意味着死亡。在一时的热情之中，这个民族以及公共利益的卫士们彻底忘了三文鱼；‘英格兰的大江大河’被无法通过的堰坝分隔成一段段短促的流域，河水滞流不畅，在下游河道不再快速流动以迎接到来的三文鱼；尽管表面上贸易在国民眼前增加了，但水下的三文鱼却逐渐窒息而亡。”而巴克兰则在弗莱尔之前描述说：“有位渔民的看法是，三文鱼不断离开泰晤士河，不是由于那些轮船或者那河里的污水问题造成的，而是由于煤气厂排放的污水造成的。他这么跟我们说的时候给出了理由，我们被说服了，于是就支持他的看法。”
像这样，无论弗莱尔还是巴克兰，他们都指出了泰晤士河三文鱼消失的主要原因，是贸易增长和工业生产对三文鱼的危害。其实，早在1824年，调查三文鱼渔业状况的议会委员会已认识到三文鱼与贸易和工业之间的绝望的搏斗。该委员会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在那些靠近大商业城市，靠近密集工厂带的河流里，就不要指望三文鱼渔业会繁荣；当它可能出于这些原因而近乎消亡的时候，期待它在某时可能会恢复，这简直是异想天开。这种情况谅必很明显，本委员会决不想提出有关它们的建议，这么做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1883年英国全球渔业博览会银章
1860年，议会派出英格兰和威尔士三文鱼渔业皇家调查委员会，以调查英国主要地区的三文鱼渔业状况。翌年2月7日，该委员会的委员提交了“英格兰和威尔士三文鱼渔业报告”。该报告揭示，在一些河流再也见不到三文鱼，而在其他一些河流它们则濒临灭绝，还有一些河流其数量在迅速下降。其中，泰晤士河有5162平方英里的流域被堰坝和污染物毁掉了。与此同时，这份报告强调，“泰晤士河的堰坝对那条河里三文鱼灭绝的影响甚至比伦敦的污染物还要大”。当讨论污染时，该报告又进一步指出，某个城镇的日常生活污水的影响，对于鱼儿的损害并不像一般想象的那么大，而最为致命的污染物则是煤气焦油、石灰、铅洗涤剂以及有毒物质，所有这些东西在每一条河里都应是不容许存在的。
上述一些看法提示我们，在探究19世纪影响泰晤士河里三文鱼洄游以至其绝迹的因素时，一方面，可以将它们归为两大类，即堰坝或水闸以及污染物；另一方面，需要对这两大因素的具体影响或危害问题作具体的分析。
被工厂废气包围的泰晤士河 托马斯·拉斐尔/绘
首先，是堰坝或水闸的影响。在泰晤士河上设堰筑坝从而妨碍三文鱼洄游的问题早已出现，并不断有人谈及。譬如，生活在17世纪的艾萨卡·沃尔顿（IzaakWalton,c.1593-1683年）在1653年首版的《垂钓者言》（TheCompleatAngler））中谈到，贪婪的渔民设置堰坝与不合法的陷阱，妨碍了淡水中孵出的成群的三文鱼鱼苗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向大海返回，因而将它们成千上万地毁掉了。也有人指出，就泰晤士河以及诺森伯兰郡的科克河而言，经渔业检查员仔细调查后发现，最初使得三文鱼离弃它们的原因，是设立了无法通过的磨坊水坝和水闸，因而切断了三文鱼抵达产卵场所的通道。尤其是水闸，在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初依据议会通过的一些泰晤士河航行条例建立起来，其目的是确保泰晤士河通航以大力发展贸易，但它们同时也成为导致泰晤士河三文鱼消亡的主要原因。对此，1858年W.怀特先生在其著述中确然地说道：
以前，夏日的夜晚，沿泰晤士河边散步，从桑伯里往上到温莎，你会看到许许多多硕大的三文鱼从柳条依依的河中小岛旁跳出水面，或嬉戏，或飞腾。现在，船闸和堰坝那么不科学地建了起来，因此，即使三文鱼会冲破险阻穿过水潭，它们进一步往上游动也将因这些糟糕的人工建筑物而彻底受阻。
怀特所揭示的问题是，泰晤士河上不断建设的大大小小的人工建筑物日益严重地阻塞了三文鱼的洄游通道，因而成年的三文鱼难以轻松地从大海游回淡水故地，产卵、孵化；即使它们英勇地做到了这一点，它们孵化出的鱼苗也难以自在地从河流返回咸水家园，成长、壮大。这一局面，对于泰晤士河里三文鱼种群的生存来说，的确具有致命的影响。
然而，有一点必须明确，这些堰坝和水闸大都位于伦敦之上的泰晤士河河段。譬如，1788年和1789年所建的本森闸和德伊闸都位于牛津郡，1812年所建的克里夫顿闸同样位于该郡之内。因此，它们对于三文鱼洄游的妨碍也只是发生在伦敦之上的泰晤士河上游流域。而前文所说的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三文鱼在泰晤士河里绝迹，指的是整条河流都不见这一鱼类之踪迹的情形。这样，就伦敦之下的泰晤士河下游流域而言，三文鱼的消失，就不能仅仅归咎为堰坝或水闸等人为障碍物的影响。究其根源，还必须重视当时人一再论及的污染物的危害问题。这不仅包括泰晤士河沿途城镇日常生活污水排入的危害，而且包括沿途厂矿企业所产生的废弃物倾倒的危害；对于泰晤士河里三文鱼的消失来说，后一方面的危害尤甚。
19世纪中期讽刺伦敦泰晤士河污染的漫画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三文鱼是一个“十分苛严”的物种，它遵循着洄游鱼类的迁徙模式，要经过异乎寻常的喂养，并在咸水中生长、成熟。之后，成鱼回到淡水溪流产卵；在那里鱼卵孵化后，鱼苗经由几个明显的阶段发育成长。而三文鱼对产卵环境要求之严格，从美国生物学家和自然作家丹尼尔·波特金（DanielB.Botkin）的一段描述中可窥见一斑：
一条三文鱼会将卵产在浅水溪流的砾石河床上。它所要求的条件是严格的，因此三文鱼十分苛严。雌鱼会仔细选择产卵场所。它倒竖着，垂立于河水之中，用力摆动尾巴，并检查砾石河床，由此测试其质量。一定要那种刚刚好的砾石河床；疏而不密，足以腾出空间让水畅流，以便将氧气带给鱼卵，但又不过于疏松，这样河床在洪水季节或高水位期间就不易垮塌；一定要有大小合适的空间，那河床至少必须是其身长的三倍。一旦它感觉那砾石正是其所理想的类型，它就会产卵。
讽刺泰晤士河被污染的漫画（1828年） 希思·威廉/绘
由此可以理解，对三文鱼来说，19世纪的泰晤士河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一方面，18世纪末以来大量建设的堰坝或水闸之类的人为障碍物，严重阻挡了三文鱼的洄游，使之难以抵达其产卵河段；另一方面，这一时代来源甚广的大量污水和废弃物源源不断地排入泰晤士河，耗尽了河里的溶解氧，使三文鱼喘息困难，并逐渐在整条河里“被窒息而亡”。这两方面所反映出的一大问题，即是泰晤士河里三文鱼所需的淡水生境遭到了破坏。于是，19世纪后期以降，尽管处于溯河产卵期的三文鱼几乎年年出现于泰晤士河河口，但是由于这条河一直处于被堰闸段段分隔和严重的污染状态，这鱼儿也就难以重新溯河而上，它们已找不到回归出生故地的路途了。
在19世纪的英国，像泰晤士河所发生的三文鱼消亡的例子绝不在少数，在上述的三文鱼渔业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委员们所巡查的每一条河流里，三文鱼或多或少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三文鱼在与人类的贸易和工业之战中最终败下阵来，这一变故显然具有多方面的意味，因而反映出了不小的问题。对于三文鱼这一物种本身而言，这无疑是一场莫大的悲剧。因此，大西洋三文鱼信托基金会的研究主任、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作家理查德·谢尔顿不无惋惜地说道：“在其漫长的进化史上，作为一个物种的大西洋三文鱼的存在，有史以来第一次再也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了。”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早已表达了他们对于这一结果的思考；譬如巴克兰十分懊悔地叹曰：“可是，唉！泰晤士河里的三文鱼现在竟然像毛里求斯岛上的渡渡鸟一样灭绝了。”
毛里求斯岛上的渡渡鸟
诚然，在今人看来，19世纪中叶泰晤士河里三文鱼的绝迹，与17世纪末毛里求斯岛上渡渡鸟的灭绝并不一样，因为后者体现的是一个物种在地球上的彻底灭绝，而前者体现的是一个物种在某些地方的暂时消亡，但巴克兰的慨叹清楚地说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对这种变故的严重性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毕竟，因设堰筑坝以及建立水闸而妨碍洄游鱼类迁徙的现象古已有之，但是像泰晤士河上所发生的因河水变脏有毒而危及河中物种生存的变故却是旷古未闻。
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三文鱼在泰晤士河绝迹的时刻，恰恰是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其经济大力发展、社会根本转型并最终进入城市——工业社会的重要关头。这一亡一兴、两大变化的重迭，绝非历史的巧合和偶然，而是工业革命催生的新的工业文明之于自然和社会等方面的不同影响的具体体现。泰晤士河里三文鱼在堰坝或水闸以及污染物的共同作用下消亡，突出地体现了新兴的工业文明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程度及其结果。堰坝或水闸早已有之，它们的设立，长期以来对三文鱼的洄游和生存的确是一种威胁，但是，因河流污染使得三文鱼消亡的灾难加剧并实实在在地发生，则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的新问题。因此，这种灾难警示我们应该全面地看待工业革命的结果和影响。
工业革命时期的伦敦火车站
今天，我们翻开英国环境史上这沉重的一页，再叙泰晤士河里“最后一条”三文鱼如何落网的故事，揭示历史上这一繁盛的物种是如何在堰坝和污染物两大“杀手”的合谋之下而消失，由此透视河流污染的严重后果，其意义不仅在于提示人们如何看待英国工业革命开启的工业文明的历史影响，而且在于启发人们如何从这一历史及其影响中总结教训并加以汲取。就此而言，格里菲斯等英国科学家所强调的“给自然腾出空间”的理念，不啻是英国人积极反思之前的不当发展及其问题并汲取那段历史留下的教训的体现。从中既可以看到今天像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在发展方面的大趋势，又可以看到它们在环保方面的新思路。这对于我们如何思考和对待当前自身问题，尤其是在利用自然发展经济以惠及民众的同时，如何考虑自然本身的需要，为自然留出空间，增强生态系统健康意识，是有着启发意义的。譬如它可以启发我们深入考问并探究，在有关政府部门提出的“河湖水系连通”治水方略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水生生物的生存、濒危物种的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的存在等问题，到底占有多大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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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乃至欧洲爱喝茶的好习惯，就这样被中国人培养起来了。但在几个世纪中，爱喝茶的欧洲人，却没有人见过一棵真正的茶树。以至于长期以来，他们一直相信：茶树有绿茶树和红茶树之分。绿茶树产绿茶，红茶树产红茶。直到多年以后，一个叫福琼的西方人，告诉了所有的西方人，特别是那些品茗者和植物学家：绿茶和红茶，其二者的区别，只在于制茶工艺的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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