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8年年春不待,处处酒相留——文章四友中真正以文章见长的崔融

  崔融、李峤、苏味道、杜审言这“文章四友”其实有点名不符实,因为他们都没有留下深入人心的文章,反而是从不炫耀自己文章写得好的“初唐四杰”,留下了《滕王阁序》、《讨武曌檄》等光照千古的雄文。相比较而言,四友中文章写得好的,首推名气最小的崔融。为什么这位崔融反而名气最小,原因很简单,他的诗写的最弱,在唐朝这个诗歌鼎盛的朝代,诗歌写得好才是最能扬名。文学之神给这位崔融的诗歌之窗开的小了点,却补偿给他较大一些的文章之门。

  不过这位崔融(653-706)也是一位“学霸”,他是齐州全节(现在济南市章丘市)人,参加了八科制举,都科举及第,要知道唐朝的科举,每期只有几十人得中。按照现在的人才考核选拔制度,可不能认为那时的科举就是现在的高考,那科举几乎是就是现在中科院、工程院等等院士的评选。

  在李显当太子的时候,崔融担任东宫侍读兼侍属文,就是既陪着太子读书,做文友,又操持东宫的往来公文,大多数的奏疏公文都是崔融拟制。等到了武则天称帝后在圣历二年(698年)封禅中岳嵩山的时候,崔融撰写《启母庙碑》文章进呈武则天,大受赏识。

  启母庙是汉武帝下旨修建的,现在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组成部分之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西北2公里嵩山南麓万岁峰下,供奉的是第一代“家天下”的君王,夏朝开国皇帝夏启的母亲,所以叫“启母”,实际上这位传奇女子是大禹的妻子,名为涂山氏。据《淮南子》记载,大禹治水的时候,三过家门而不入,其妻涂山氏眺望大禹化为巨石,巨石又从北面破裂而生启(不这样还真解释不了儿子的来历啊,毕竟大禹没有回家,孩子就有了,请问隔壁邻居姓王吗?)。因为避汉景帝刘启之讳,也有成为为开母庙。

  因为供奉的是位传奇女子,崔融在文章中对女性不吝赞美之词,很投武则天心意,就这样,年过四旬,前半生籍籍无名的崔融开始发迹。封禅完毕之后,武则天又命令崔融写下《朝觐碑》,以其文笔授著作佐郎,转右史,并在圣历二年,升著作郎,兼右史内供奉。

  不过,这位以歌功颂德型文字崭露头角的文士,在武则天时期的安西四镇的政策上,倒有一番慷慨激烈的见解。

  安西四镇是指在贞观十四年(640)八月,侯君集率领唐军灭高昌国后,在九月于西州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交河故城)置安西都护府,管理西域地区军政事务。贞观二十年(646年)六月,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请和亲,唐太宗李世民要求使其属下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婆﹑葱岭五国作为聘礼,但是也只是名义上的。直到贞观二十二年(648),大将郭孝恪率领唐军大破龟兹国,进驻龟兹城(今新疆库车),并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国都城,后来又在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疏勒(今新疆喀什)三城修筑城堡,建置军镇,由安西都护统领,此三城与龟兹合成“安西四镇”。

  到了高宗时期,吐蕃和唐朝在四镇反复争夺,四镇也时罢时立,到了武则天称帝初期,由于要集中力量剪灭心系李唐的势力,对安西四镇,武则天的施政理念是“务在仁不在广,务在养不在杀,将以息边鄙,休甲兵,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的影响,逐步失去对安西四镇的控制。

  在此期间,吐蕃真正的实权派是传奇人物禄东赞的儿子钦陵。这位禄东赞就是传说中替松赞干布到唐朝求亲,通过了李世民的各种脑筋急转弯并最后迎得美人归的吐蕃第一才子。到了唐高宗永徽元年(650),松赞干布逝世,芒松芒赞继位,当上吐蕃的赞普,因为他年幼,由禄东赞摄理政务。唐乾封二年(667)禄东赞去世,即由这位钦陵掌握朝政。吐蕃语称宰相为论,而钦陵是实际的吐蕃宰相,所以历史上称他为“论钦陵”,实际上人家不姓“论”,他应该性“薛”,全名噶尔·钦陵赞卓,这爷俩执掌吐蕃朝政长达七十年,算是吐蕃政坛常青树。

  钦陵从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就开始和唐军边打边谈,目的就是要求唐朝割让安西四镇。这个时候,朝堂主流意见是满足对方的要求,以狄仁杰上奏的《请罢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疏》为代表,奏疏中写道:“如臣所见,请捐四镇以肥中国,罢安东以实辽西,省军费于远方。”这就是史书上的“拔四镇”。

  崔融却力排众议,上了一封《拔四镇议》。根据唐朝的规定,大臣向皇帝上书,有六种格式,第四种叫“议”,用来对重大的事务发表不同看法,供皇帝决策(“凡下之通于上,其制有六。四曰议(原注:谓朝廷之疑事,下公卿议,理有异同,奏而裁之——《唐六典卷八“侍中”条》)。这篇上书洋洋洒洒两千多字,在此就不引用了,主题思想就是反对割让四镇。

  由于崔融的上书,致使武则天也拿不定主意了,就在她觉得崔融和狄仁杰两人的观点各有道理的时候,名将郭元振也上书,建议跟吐蕃搞拖延战术,割让新疆的安西四镇,但是要求吐蕃割让实际控制的青海(吐谷浑)。其实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回应罢了,但是比较符合武则天“攘外必先安内”的思路,于是就采纳了郭元振的建议,实质还是让出了安西四镇。

  但是从这件事情上,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显示了崔融在边疆政策上的大局观,二是说明武则天没有完全把他看做是一个“词臣”。

  但到了久视元年(700年),崔融得罪了武则天的面首张昌宗,被贬为婺州(现在的浙江金华)长史,但贬官的时间不长,武则天又因为身边没有善于撰写公文的好手,又召他回朝,担任春官郎中,为武则天撰写诏书。

  又过了三年,在长安三年(703年),崔融又在历史上留下了一篇著名的“时政论文”——《谏税关市疏》。

  当时由于财政吃紧,要进行“税关市”,类似现在的“过路费”。最初的方案是所有的行人都要缴纳,而不仅限于商贾,崔融就写了这篇奏疏,从六个方面进行论证,建议只税商贾,不税行人。这个建议得到了武则天的充分认可,并依照崔融的意见行事。

  随着“二张”的势力越来越大,加上武则天的暗示,崔融晚节不保,也陷入了“交游”二张的漩涡,并且在神龙政变后,有一段短暂的贬官经历。但是由于他牵扯不深,加上文笔之名,很快就召回朝,监修国史,并在中宗神龙二年(706),凭借预修《则天实录》功劳,受封清河县子的爵位。

  也就在706年武则天去世之后,他奉命撰写《则天大圣皇后哀册文》,这种哀册文类似于墓志铭,只能是皇帝和皇后才能称之为哀册文,只是这样的文章都随着皇帝皇后埋进地宫,不刻在墓碑之上。

  这篇为武则天的盖棺定论的文章本身就难写,火候不好把握,而且武则天是崔融最大的伯乐,对他有知遇之恩,写作之时难免忧思。就这样,文章写好之时,崔融也发病身亡,一缕忠魂,追随武则天而去。李显念及当初崔融担任其太子伴读的情义,赐谥号为“文”,算是很好的一个谥号了。

  他的文章,并不胜在文采,而是强在义理,当时的评价是“为文华美,当时无出其上者,凡朝廷大手笔,多由皇帝手敕,付其完成。”按照现在的理解,也就是说崔融不善于写小说、散文一类,但是重要的中央红头文件,都是他执笔。

  不过崔融也留下一些诗作,虽然跟李白、杜甫等大诗人不能比,但在初唐诗坛,也足以成名立万。

  在久视元年(700年),崔融被贬为婺州(现在的浙江金华)长史的时候,写下了一首送别诗《留别杜审言并呈洛中旧游》:

  斑鬓今为别,红颜昨共游。

  年年春不待,处处酒相留。

  驻马西桥上,回车南陌头。

  故人从此隔,风月坐悠悠。

  其中的“年年春不待,处处酒相留。”、“故人从此隔,风月坐悠悠。”也是非常清新隽永。

  不过,写下《拔四镇议》的崔融,怎么会没有边塞诗呢?我们也读一首他充满金戈铁马诗篇——《从军行》:

  穹庐杂种乱金方,武将神兵下玉堂。

  天子旌旗过细柳,匈奴运数尽枯杨。

  关头落月横西岭,塞下凝云断北荒。

  漠漠边尘飞众鸟,昏昏朔气聚群羊。

  依稀蜀杖迷新竹,仿佛胡床识故桑。

  临海旧来闻骠骑,寻河本自有中郎。

  坐看战壁为平土,近待军营作破羌。

  “关头落月横西岭,塞下凝云断北荒”是不是也足够磅礴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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