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7月1日，在阿富汗素有“红色亲王”之称的亲苏派内阁首相达乌德趁查希尔国王外出治疗眼部疾病之时发动政变，兵不血刃的夺取了阿富汗政权，建立了阿富汗共和国。
▲穆罕穆德·达乌德
而苏联出于希望巩固在阿富汗影响地位的考虑下，第一个承认了新生的阿富汗共和国，并且对达乌德政府承诺苏联将会继续加大援助力度来支持阿富汗共和国的发展。在1973年邀请达乌德访问莫斯科时，苏共中央与阿富汗敲定了一揽子的援助政策，其中包括基础设施建设， 农田水利灌溉工程，工厂与机场的建设等等意向方案，并且延长了阿富汗偿还苏联低息贷款的时限。到1974年短短两年时间，苏联对阿富汗的援助就达到了10.28亿美元。同时为了加速阿富汗共和国武装力量的现代化，苏联向阿富汗提供了包括SA-3与T-55A(M)这样的现代化武器。而达乌德也投桃报李，虽然他对人民民主党怀有敌意，但是仍然让旗帜派的几名成员担任了内阁中的几个部长职务，并且派遣了一百多名旗帜派青年担任各省的行政官员。
▲与军官们在一起的达乌德
但是从内心来讲，达乌德仍然是一名民族主义者，并且也是一名精于政治权术的政坛老手，在担任宰相期间就多次与时任国王交锋，到自己大权独揽之时更是将政治权术发挥到了极致。在政权刚刚巩固之时，他便不甘心受制于苏联而开始着手发展自己的势力。在苏联与西方世界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一边接受着苏联的经济援助，一边对西方国家伸出橄榄枝。而后更是逐渐疏远苏联而亲西方，不但派遣大量军官与学生到埃及印度与美国受训（1972-1975年光在美国获得学位的阿富汗青年达到了412名，而在整个苏东国家学习的学生只有384人获得学位）。为了摆脱对苏联支持的依赖性，达乌德甚至愿意与巴基斯坦协商解决两国领土争议问题。在一份中情局报告中非常准确的指出了，当达乌德“用苏联火柴点燃美国香烟之时，他是最开心的”。
▲阿富汗货币上的达乌德肖像
而达乌德与旗帜派的矛盾也在执政几年后开始爆发，当卡尔迈勒领导的旗帜派要求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时，达乌德却坚持“伊斯兰精神是唯一正确且不可侵犯的”；旗帜派要求公开支持苏联的“亚安体系”，达乌德却声称要“探索一条不属于任何联盟的，阿富汗式的民族主义道路”。在发觉自己与旗帜派的矛盾渐渐不可调和之时，达乌德便开始大肆削弱政府内的旗帜派官员，不但借故收走了内阁中旗帜派部长的一部分权利，也借由旗帜派官员在地方上贪赃枉法来清洗各个省内的旗帜派势力。
面对即将失控的达乌德阿富汗，苏联开始着手加强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力量，1974年1月，苏联建议卡尔迈勒和塔拉基停止内部斗争，形成一个团结的政党。1977年夏天，该党终于如愿以偿的实现了和解。不过苏联在和解后仍然不支持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采取激进措施来反抗达乌德政权，1974年克格勃给喀布尔情报站的一封电报中传达了对卡尔迈勒和塔拉基展开工作的一些意见：“在与马立德（卡尔迈勒）与努尔（塔拉基）定期会面和谈话之时，你处必须谨慎的，采取善意劝告的方法。不要说是莫斯科的指示，而是建议他们，在没有莫斯科的指示之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否则可能会被敌人所利用，以此为借口以解散其组织或者给他们带来危险；而在进行反对阿富汗共和国的行动中，要停止互相攻击与谴责，因为这样会被反动势力所利用，造成阿富汗民主运动的失败。我们要求，必须将你们与马立德和努尔的会面以电报的形式告知莫斯科。”
▲巴布拉克·卡尔迈勒
但是形式永远比计划改变的要快，1978年4月17日，著名的左翼思想家、旗帜派领袖海搏尔遭到神秘人暗杀，人民民主党乘机举行示威游行，并且发表了措辞激烈的反政府演说。而达乌德政府抓住这次机会逮捕了包括塔拉基与卡尔迈勒在内的几乎全部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地下组织成员立即召开了一次由未被逮捕的阿明组织的秘密会议，在与同情左翼势力的军官进行了紧急磋商之后，宣布将于4月27日早晨发动政变并夺取政权，组织与准备工作由阿明负责。27日上午，就在内阁全体开会讨论如何处置被捕人员之时，人民民主党发动政变，达乌德家族有30多人被打死，另有一千多人在战斗中丧生，不到二十四小时政变就成功结束，人民民主党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权来取代达乌德的民族主义阿富汗共和国政权，阿富汗官方称其为“四月革命”。在政变成功的第二天，新政权便开始着手建立国家机构来确立自己的合法地位。4月30日，革命委员会颁布法令，由该委员会通过法令和规定实现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最高领导，塔拉基出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政府总理。
▲塔拉基（右）领导的抬棺游行引发了1978年的四月革命
但是与大多数人的看法相左的一个历史事实是，苏联人实际上并不知道人民民主党要推翻达乌德政权，克格勃驻喀布尔站在政变后对莫斯科报告的电报中形容这次军事政变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因为在政变前喀布尔站对政变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直到政变前12个小时，代号马木德（mamad）的阿富汗籍代理人穆罕穆德·古力亚博佐和代号为尼鲁兹（Niruz）的M·拉菲才得知政变的消息并且紧急通告喀布尔站，接到消息的喀布尔站同时向苏联驻阿大使普扎诺夫和卢比扬卡报告这一紧急事态。接到消息的普扎诺夫自然不敢怠慢，第一时间通过外交线路通知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并且在阐述完事实后附上了自己的意见：“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剩余成员（指的是中央委员会地下组织成员）还存在贸然行动的危险，可能有人会采取极端措施。应该鼓励他们通过政府特殊机构中的暗探来做这种（极端）的工作。我认为，在这种形势下，采取极端的行动会导致这个国家进步力量的失败。”同一天，卢比扬卡回复喀布尔站：“不能排除以色列情报局正在满怀希望的煽动该党（指人民民主党）军事组织采取反政府措施的可能性，其目的是打击阿富汗政府”。从上面这些电报回复不难看出，就在离政变开始几个小时的时候，苏联仍然对于阿富汗将要发生的事情两眼一抹黑，只认为事件发生有一定的可能性。而在喀布尔和莫斯科的电文穿梭往来之时，人民民主党已经开始了政变行动，阿富汗国内形式在24小时之内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政变成功后的卡尔迈勒
可能是觉得自己应该通报一下意思意思，在政变成功后的第二天， 人民民主党才派出了萨里（塔拉基的私人秘书）只身来到苏联大使馆来汇报了一下简要的情况。在政变之后的第三天即29号，塔拉基才来到了苏联驻阿富汗大使馆，在塔斯社记者办公室内，苏联驻阿大使普扎诺夫和代号尼夫斯基（Evgeny）的克格勃驻阿富汗喀布尔站领导人奥萨其会见了塔拉基。而这次的会见充满了火药味，塔拉基意味深长的指出，如果不是莫斯科给了人民民主党错误的指令——支持达乌德，那么他的党在三年前就可以获得阿富汗的政权了。而因为这次政变被莫斯科训的满头包的两位苏联领导人立即否认了这种说法，并且指出“达乌德在执政的这些年里一直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暴戾的政治家，力量有限的人民民主党不宜贸然采取行动，否则可能会遭受无法承受的损失”。这次会面最终不欢而散。
生气归生气，但是苏联方面对于阿富汗人民民主党这次干净利落的成功夺权无疑是感到满意的。如同几年前一样，苏联第一个承认了新建立的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并且为了避免人民民主党因为毫无经验去笨拙摸索造成损失，苏联派遣了大量的顾问到阿富汗帮助新政权进行组织建设。人民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的齐瑞在后来肯定了苏联人的贡献：“人民民主党刚刚夺取政权之时只是一个才脱离地下工作状态的党派，正是在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下，它才发展为一个有组织有经验的政党”。
▲苏联在入侵阿富汗前也曾短期内对人民民主党政府进行军事援助
由于夺权后对阿富汗官僚体制进行清洗，损失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阿富汗政府异常缺乏可靠的专家技术人员，不得不向苏联求助，而苏联在政变三个月内就派遣了700多名专家进入阿富汗政府任职，而政变之前负责苏联援阿计划的650名苏联人被集中到喀布尔来为新的政府部门服务。1978年5月，苏阿双方签订了《苏阿友好睦邻合作条约》。确立了两国的军事同盟关系；7月又签订了总价值为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协定，使得阿富汗人民军可以继续加速现代化。
人民民主党政府在政变结束后便开始推行一系列效仿苏联的改革政策，主要内容包括：1.消除封建借贷现象，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可以免除1974年之前对封建地主所欠的所有债务负担；2.提倡妇女解放，包括严格限制子女出嫁年龄和婚嫁费用，禁止包办婚姻，支持妇女离婚，支持妇女进入夜校学习等等；3.规定地主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将多余的土地收归政府所有。到了1978年，阿明宣布要建立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
▲20世纪60~70年代颇具现代感的阿富汗街头
而在伊斯兰环境浓厚的阿富汗，这样的改革不能不冲击到阿富汗国内的伊斯兰教传统，再加上触及了封建地主和宗教毛拉们的经济利益，从而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与反弹，而政府简单粗暴的处理方法也为之后的伊斯兰反政府势力兴起埋下祸根：上到伊斯兰教团领袖，下到普通宗教民众，反对改革的人无外乎得从叛国或者反革命两个罪名中选择一个，有些强硬分子甚至被投入监狱，有不少犯人在监狱中死亡。据阿富汗内务部公布的数据，1978年到1979年，死在阿富汗喀布尔监狱的政治犯达到1.2W名之多，其中不乏教师，毛拉，私营业主和政府职员等等。而这种高压政策则激起了从小变受伊斯兰教熏陶的广大阿富汗教民，在有些边境地区，连被列为解放对象的被压迫农民也支持封建地主反对政府的统治，大量的宗教上层人士逃往巴基斯坦西部城市白沙瓦，加入了那里的反阿富汗政府抵抗运动。
▲20世纪60~70年代传统的阿富汗家庭
而在77年之后短暂和好的党内两派充分诠释了“可共患难不可同享乐”这句话，在四月政变之后组建的人民政府内阁中，旗帜派与人民派力量大致相当（10:11），但是只过了一个月，由于对国家之后路线的剧烈分歧使得激烈的派系斗争卷土重来，6月下旬，警察部门逮捕了几名旗帜派的要员，而半个月之后，出任主席的塔拉基将以卡尔迈勒为首的旗帜派内阁成员大部分扫地出门，旗帜派领袖卡尔迈勒更是在7月到10月的三个月间体会了从内阁到驻扎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之后不到一个月便被撤职并开除出党的连续打击，被迫流亡东欧。在清除旗帜派上层的同时，政府职能大部分被人民派掌控的政府部门开始了对旗帜派分子的大规模清洗镇压。
苏联理所当然的注意到了这一危险情况，早在7月，克格勃驻喀布尔站便提请卢比扬卡注意，对人民民主党领导层位的争夺不仅使得领导人之间出现了分裂，而且也影响到了该党的下层人员。塔拉基和阿明在对肃清了右翼分子之后，开始对旗帜派进行攻击，并且他们已经放弃了最初的民主办法，改用恐怖手段来达到目的。对旗帜派分子的迫害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可能会导致两派之间的战争甚至是内战。而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内部斗争和阴谋是妨碍该党成为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群众性政治组织最主要的绊脚石。这样一个组织不可能成为阿富汗社会的领导力量，也不可能使得其组织和意识形态重获新生。
▲20世纪70年代的阿富汗街头
而对这次的内部斗争，苏联仍然是非常注意避免介入：“应该避免谈论这些问题（指批评塔拉基或者人民派阿富汗政府），我们的人一定不能让自己被拖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内部斗争中去”。而在1978年苏联外事部通知驻巴大使的电报中更是明确无误的写出：“如果巴尔雅力（旗帜派领导人之一，被下放到巴基斯坦任外交大使）向他（指苏联驻巴基斯坦大使，姓名待查）谈起人民民主党内部的斗争，那么他应该说，这是阿富汗的内部事务。如果巴尔雅力不想回国，那么应该让他明白，苏联不会向他提供政治避难的条件”
不过在极力避免陷入阿富汗的党派斗争旋涡的同时，莫斯科也在积极斡旋。苏共中央多次呼吁阿富汗领导人，要在党和政府中实现团结。在1978年9月底，已经升任苏共中央书记的波诺马廖夫在喀布尔会见了塔拉基和阿明，希望能够阻止人民派大规模的清洗。而勃列日涅夫也对人民民主党建议到：“如果经常调换军队的军官，并且还伴随着逮捕，那么就不能对军队（的战斗力）抱有过高的期望，这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很多指挥官在看到自己的同事被逮捕并消失，就会开始对自己的前途失去信心。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对于那些确实有反对革命政权严重罪行的人也不能采取镇压措施。但要切记的是，武器是个极端的东西，使用它必须慎之又慎”
▲1978年政变成功后出任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第一任总书记的塔拉基
虽然苏联富有耐心的对阿富汗人民民主党进行劝说，但是可以肯定的时候阿富汗方面将其当做了一阵耳旁风，这些意见没有产生任何的效果。1978年11月27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开除卡尔迈勒为首的旗帜派共九人的党籍，理由是“参与反革命，反国家与反党活动”。而在大会结束后阿明与苏联驻阿大使的会面中，阿明请大使相信，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一直以来都很愉快的接受苏联朋友的建议，而这次的大会正是学习了苏联共产党的经验，为的是清除“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孟什维克派（旗帜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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