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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
忽必烈一直没有杀文天祥，原因有二：一是佩服他忠于所事，希望通过对待文天祥的态度，给臣下立一个好榜样。
二是爱惜其才。忽必烈在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获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身边有一个庞大的汉人幕僚集团。元朝建立后，他十分注意搜罗汉地人才。文天祥是宋朝的状元宰相，自然是重点争取对象。
但元廷中也有人反对忽必烈的这种做法，比如右丞回回人麦朮丁。麦朮丁曾担任江西宣慰使及江西行省左丞，当年文天祥在江西战场上的声势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麦朮丁不仅派人到狱中收走了文天祥的棋弈、笔墨、书册，而且“每倡言不如杀之（文天祥）便”，从而导致“自是上（忽必烈）与宰相每欲释之，辄不果”。
到至元十九年（1282）初，忽必烈对于杀不杀文天祥仍犹豫不决，然而接下去的几件事，则促使他下了决心。
据邓光荐《文丞相传》记载：至元十九年春，福建有一名懂得星象的僧人，向元廷进言说：十一月，土星冒犯帝座星，怀疑国家将有变乱。另外，中山府有个叫薛宝住的人，声称是宋室幼主，聚集了数千人，说是要来取文丞相。
不久，元廷又截获了一封秘密书椟，称：“两卫军尽足办事，丞相可以无虑”，又说：“先焚城上苇子，城外举火为应。”元朝大臣们认为，书椟中所谓的“丞相”有可能是文天祥。这件事导致京师戒严，元朝将瀛国公赵㬎等赵氏宗族迁往了上都。
十二月初七日，司天台上奏：“三台（星官名）拆。”这又似乎印证了“土星犯帝座”的谶语。
这些事件，虽然与一直关在狱中的文天祥并无联系，但是元廷中主张杀文天祥的大臣，却将这些事或多或少地往文天祥身上牵扯。尽管如此，这些事件虽然可能造成忽必烈的精神紧张，却不足以让他匆忙决定杀害文天祥。
当时，元朝的统治已十分稳固，中山府的小股百姓闹事对大局无妨，大可不必过于紧张。至于“两卫军尽足办事，丞相可以无虑”的话，也经不起推敲。首先，且不说这等机密书信为何落入元军手中，就事情本身讲，这件事的谋划者冒着泄密的危险，想事先告知文天祥，对于大局有何益处？
其次，既然两卫军已不可靠，史书为何没有忽必烈对两卫军进行“清洗”的记载？所以，“两卫军”云云以及“先焚城上苇子，城外举火为应”的话，显然是虚张声势，作为成熟政治家的忽必烈并不难看破。
因此，单纯是这些事还不足以使忽必烈受到很大震动，这里面还有更深层次的背景。
就在至元十九年春，元朝爆发了立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政治危机——阿合马被刺。阿合马是中亚色目人，通过察必皇后的父亲，取得了忽必烈的信任。中统三年（1262）领中书左右郎、兼诸路都转运使。其后20年间，历任中书平章政事、制国用使、平章尚书省事等职，权重一时。他为人贪婪骄横，朝中蒙汉官员多次弹劾他，都遭到打击报复。
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忽必烈前往上都避暑，阿合马留守大都。益都人王著与高和尚等密谋举事，参与者有数千人之多。十七日，他们一部分前往控制居庸关，另一部分则窃用皇太子真金的仪仗，谎称太子回京做佛事，潜入大都。这天深夜，王著一行来到东宫南门，矫传太子诏令，让阿合马出迎。阿合马慌忙出见，王著用袖藏的铜锤将他击毙。宿卫赶到，王著、高和尚都被抓获。
忽必烈在上都接到消息，大惊失色，即命亲信大臣驰返大都，平息暴乱。阿合马被刺案实质上是元廷中儒臣派汉人官僚，与理财派的色目人集团之间矛盾的一次总爆发，这次事件在元朝高层引起了极大的恐慌。
忽必烈认为，小股的草民流寇举事并不可怕，而汉人官僚集团中隐藏的不满情绪却很危险。事后，忽必烈只将明显涉嫌的枢密副使张易处以极刑，对其他受牵连的人则网开一面；同时将阿合马开棺戮尸，以缓和汉人官僚的情绪。另外，忽必烈开始重用和礼霍孙等儒臣派，尽力消除元廷中民族矛盾的隐患。
此时，“土星犯帝座”的谶语和薛宝住的举事，必然触动忽必烈最敏感的神经，加上元廷中某些大臣的捕风捉影与推波助澜，忽必烈于是作出了将赵氏宗族迁往上都，以及尽快处置文天祥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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