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思辨"与思想训练：史华慈的研究进路
作者：侯且岸 教授
今天我们来谈一个问题叫做思想训练。为什么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呢？就是现在很多青年人，大家感到一个困惑，就是我们今天很难独立来判断和分析一些社会的现实问题，对问题很难有自己的观点，形成自己的思想。
思想训练这个话题是胡适先生当年提出来的。胡适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在1941年，他当时在驻美大使的任上参加美国普渡大学的学生毕业典礼，他发表的一个重要的演讲当中提到思想训练的问题。他在谈到大学生知识的储备的时候，他说，大学的学生怎么样去证明你具有与众不同的个性？大学生的个性是什么？怎么体现个性？怎么体现与众不同？当时他的话讲到，如果说大学的男女学生也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个性特点的话，首先要看你是否具有一个经过训练的头脑，你是否具有“有规律的思想方式”。
胡适这里所说的“有规律的思想方式”其实在今天尤其值得深入讨论，就是要进行思想训练，教你怎么去认识问题，注重从事实出发，通过对概念的分析，具备一整套逻辑体系，形成自己客观的认识，形成自己的观点和思想。
本杰明·史华慈教授
如何进行思想训练呢？我们要引入一个概念叫“柏拉图思辨”（Platonic Ideas）（这里借用柏拉图所用的“理念”的概念，翻译为“思辨”，兼具苏格拉底提问法和柏拉图理念的内涵）。这个概念是谁提出来的呢？其实这是美国中国研究当中一位很重要的汉学家、中国学家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教授原来使用过的。史华慈是一位极富思辨能力和浓厚人文情怀的汉学家和思想家。史华慈的中国研究和其他美国的这样一些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是不一样的，他的汉学研究和中国研究是以思想史见长的，而且特别注重思辨能力的培养。
他提出“柏拉图思辨”是针对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当中遇到的挑战。就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整个的汉学研究在向中国学研究转变，在变化的过程当中，汉学研究要从完全具体的局限于时政分析的研究要向思辨的研究进行转变。这个思辨的研究指的是要超越我们人类的一些普遍的经验，独立于这些经验，而且相对于这些具体的时政研究，它是一种赋有深刻思想史含义的一种思辨的研究。是不是说思想史研究就是思辨的研究呢？不全面。其实在他看来，这种柏拉图思辨强调的不仅仅是思想史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包括对认知的培养，就是怎么样去超越功利，超越实用主义，超越感情的色彩，来进行一种纯思辨的认识和研究。
如何实现这种研究和认识，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史华慈的具体研究进路和思想来展现这一方法，有利于我们理解“柏拉图思辨”。
史华慈有三部代表作，第一部著作就叫《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发表在1951年;第二本著作叫《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 Yen Fu and the West），发表在1964年；第三部著作《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发表在1985年。我们今天在谈到美国的中国研究的时候，尤其是美国中国研究中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我们和很多研究者一般的分析不一样，我们不是把它看成孤立的三部著作，而是把它看作是一个思想的过程，不仅仅是这些，我们要注入的分析就是，他怎么样体现他的柏拉图思辨，怎么体现由我们一般来讲的这种一般性的认识，上升到我们的这样一个理性的认识，上升到一种思辨的高度，我们要具体的展现一下这个过程。
第一部著作发表的时候是在1951年，它是在费正清教授指导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实际也是费正清教授给他的题目，这个问题史华慈先生一直在讲。这本书涉及的命题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当时在冷战期间作为美国的中国研究的东亚地区研究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出现的，费正清也是这样把它放在这样一个角度和范围向史华慈提出的，是作为地区研究的一部分，是作为一个具体的个案来研究在当时的东亚所产生的共产主义运动，包括中国共产党，要对它进行专门的一种带有时政性质的分析。这点可以从这本书的内容看出来。实际上这部著作所研究的时段仔细看起来就是十年，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十年，就是1935-1945年。
按照史华慈原来的考虑，他的假设是把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或者叫各国的共产党看成是基本上一致的，并且他在研究中共的时候，他有一个预设，就是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和列宁所坚持的这种意识形态是一致的。但是通过他的这种时政的研究，他后来逐渐发现，这和他原来的一般的预设出现了很大的矛盾，中共的革命有其自身的特点，是和苏联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命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出了“毛主义”的问题。那么这样就上升到一个思辨的高度，也就是说，你不是在写一部中国共产主义的运动史，因为你涉及到了整个观念形态的东西、思辨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才可以说他刚刚开始从一个时政的分析，从一个经验的分析，开始超越要进行一种独立的思辨分析，也正是这样一个基础上，这个思辨的分析还包括如果你研究的是真正的思想史命题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思想发展的过程怎么看？这个过程一定是充满矛盾的复杂的过程，尤其是你还要特别展现思想内在的矛盾，这样也就逼迫你必须要进行一种思辨的分析和研究，否则的话，你都不清楚。
那么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他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到了五十年代末，也是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人们开始对东亚的问题重新得到了一个认识，走出了当时“麦卡锡主义”的阴影，开始就是来理解中国近代的思想和文化，创造了这样一个可以说是思想的条件。所以五十年代末他就开始转入到中国近代思想的研究，而这个中国近代思想的研究一定是和“柏拉图思辨”有关系的，更上升到一种理性的认识当中去。在这样一个背景下，1964年他推出了《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这个书，他实际上是在研究整个中国近代的思想，但是他的切入点切入了哪里呢？这就是对思辨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就是在中国近代这种思想，他已经不完全是在中国文化这样一个范畴内思考问题，他必须得结合西方的文化来思考问题。
史华慈在这个时候选择严复，选择富强，这完全是他的一个思辨的升华。为什么这样讲？首先我们看为什么选择严复。因为他一定要在中国文化当中去寻找一个和传统的文化、传统的思想有联系的人，同时这个人还必须和新的思潮有它的内在联系，那为什么没有选择像陈独秀、像李大钊、像胡适这样的新派人物呢？因为他在考虑这派人物和中国文化的传统、和传统的思辨，它的联系没有严复这代人紧密，而且相对应来说对应西方一定是他的思想，一方面是站在他的传统思辨的角度，另一方面是必须要和西方的进展也就是十八、十九世纪的思潮有一个内在的联系，既和中国的传统有联系，又和西洋近代的十八、十九世纪的思潮有关系，而西洋的十八、十九世纪的思潮他的主要体现，就是体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思辨因素，涉及到对理论的认识，这个对理论的认识就涉及到进化论的认识，与进化论相联系还包括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对个人主义的认识、对资本主义认识，等等。这个梳理的过程就更加细化，不光这个过程你要看中国的传统和传统思想是怎么变化的，你还要看近代的西洋的思想对中国近代社会发生了哪些影响？更具体来说，就是这些进化论的理论，这些特定的西方文化的思辨的概念，中国人怎么去看。这样就大大把我们的思维带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上去。
富强也同样是在升华思维的变化，因为我们一般来看这个富强一定是和西洋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联系起来的，这概念中国文化当中没有建立起来，什么概念呢？就是民族主义的概念，民族国家的概念。在西洋人看来，实现富强是近代民族国家的使命，也是它的目的的体现，而中华民族、中华帝国，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像西欧国家那样的单一的民族国家。那么这样又提出了一个思辨的命题，就是逐渐把这个思想升华了，你的民族国家的概念，你的民族主义的概念是不同的，那么是什么东西在维系你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帝国，维系多民族的帝国它本身是否发生了变化，这些问题都提出来，在这个命题之下进行的一场东西方文化或者叫东西文明的一个对话，怎么看待富强？这是要思辨的，要有理性的。
我们顺着史华慈研究的思路，他的思想再进一步升华，进一步思考中国近代思想和中国古代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到了20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史华慈开始转向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1975年，他荣升哈佛大学讲座讲授，进一步把他的思想研究推向古代，同年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中国古代的超越》，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化所孕育的很多思想特征，以及这些思想特征给中国近代留下了什么样的传统，他特别强调古代与近代的会通,他使用了一个概念叫"通见"(Vision)，即思想发展的内在联系，特别是从古代到近代的思想的还原。在还原的过程中首先就是要回到思想史的重要起点，那就是先秦思想。所以史华慈在1985年推出了他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一书。现在看来，这本书对史华慈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史华慈本人中文水平不高，要研究中国大量的古代文献来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特点和思想传统，尤其这些传统对近代产生了哪些影响，难度是非常大的，超过了对中国现代思想和近代思想的理解。在还原的过程中，他一定要研究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对于维系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另外，中国古代的先秦思想怎么样从一种学派思想，逐渐发展为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这种发展对于中国近现代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是史华慈在这本书中需要进一步展现的问题。
我们从整个分析来看的话，史华慈的三部著作其实不是孤立的，它是一个完整的思辨过程。这个思辨过程是不断在深化的，由一般意义的经验认识上升到思辨的认识阶段，通过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来展现史华慈所说的“柏拉图思辨”，来展现我们所说的思想训练，也由此来理解我们开始所说的所谓“有规律的思想方式”。它实际上就是对思想过程的完整的展现，包括对概念的分析，来丰富他对思辨和推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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