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英王乔治三世的特使马戛尔尼率领使团来到中国，他们的目的是打开中国的贸易之门。此时，乾隆皇帝已经年逾八十，军政大事都委托和珅和福康安两位大臣打理。
在经过不愉快的“礼节”问题的交涉后，英国特使的任务一个都没有完成。对英国使团竭尽全力想得到贸易许可的要求，乾隆皇帝只是轻蔑地说了一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就把使团打发回去了。
马戛尔尼在失望之余，想邀请傲慢的大清官员见识一下英国武器的威力。这位在征服大小金川和西北边疆叛乱中立下赫赫战功的福康安，拒绝了这一邀请。马戛尔尼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他（福康安）一生中都没有见过连发枪，中国军队还在用火绳引发的枪。”
西方描绘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的漫画
首先，让马戛尔尼不能接受的是，他必须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君臣之礼，而马戛尔尼只肯单膝跪地。中英官员就此事争执了近两月之久。
在这个礼仪形式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中英双方认识上难以逾越的鸿沟。英方试图通过平等外交的手段打开中国市场，大清则把使节来访当成纳贡称臣。
对于明清时代各大洲之间的实物交流，中国的史家一点也不感到陌生。这不仅表现在中国的瓷器、丝绸、纺织品等手工业产品源源不断地通过对外贸易进入欧洲、美洲、非洲，对这些地区的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
而且，就中国来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已经变得不可或缺的重要产品，比如红薯、南瓜、番茄、辣椒、蚕豆，尤其是玉米与马铃薯，都是明清时代通过外洋贸易而从美洲传入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哪些作物像这几种外来作物一样对中国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新作物的巨大产量使得中国的耕地面积和人口在明清时代成倍增加。在同一时期，中国的人口增长要远远高于欧洲。
福康安（1754年—1796年）
如果不是因为明、清政权的鼎革所引起的战乱和天灾人祸，中国的社会形态会在 17 世纪发生巨大变化。同样，在15—19 世纪灾害频仍的中国内地，这些高产而抗旱的粮食不知救活了多少中国人的性命。今天中国人所吃的食物中有百分之三十七是原产美洲的，中国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玉米生产国。
这些重要作物的流传，借助于地区之间贸易网络所固有的航线，尤其是哥伦布等人开辟的新航线，更成为这种从很早之前就一直存在的地区贸易的催化剂。但是，从目前的统计数字来看，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体系与其他地区的货物贸易中，中国存在严重的贸易顺差。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马勇
在西方来之前，中国古典社会结构就是士农工商。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使这个社会很稳定，但是这个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是工人、农民很稳定，他们没有更多的消费能力。那么，在中国和西方的贸易当中，中国是初级农产品出去，英国是它的工业品进来，在这种状态下，中国就没有办法接纳西方的工业品。因此，解决中西贸易顺差的关键，只在于能不能提升中国工农两个阶层的消费能力，能不能培养他们的消费习惯，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刺激他们的消费冲动。没有能力、没有习惯、没有冲动，那社会当然不可能接受更多的工业品。
这种情况在经济活动中表现为货物的输出和白银的输入。根据估算，从 18 世纪初到 19 世纪中期，中国仅从欧洲和美洲就通过货物贸易输入了将近五亿多两的白银，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从日本、俄罗斯等渠道获得的白银。
而据一些外国学者估计，到道光五年（1825 年），中国白银存量约十一亿两。无论这个数字是否准确，都表明了一个事实：中国与外国贸易存在着严重的顺差。同一时代，经过了工业革命的欧美国家，生产能力在大幅增长。进入海洋时代的民族国家，以殖民的方式拓展着自己对财富和领土的渴望。
而这种拓展，在东方这个庞然大物面前，不得不另寻他途。这个王朝，既不打算也不准备了解这些远洋而来的“夷狄”。与中国交易的事情变得既简单又复杂。
清朝广州十三行通商口岸
简单的是，他们被限定在几个固定的设立了商行的城市进行交易，以广州为主；复杂的是，与他们交易的是朝廷特许的商行，官方从不屑参与具体事务。
清朝的官员更感兴趣的是幕后交易。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往广州的第一艘商船抵达后，按照规定应该缴纳近两千五百两白银的管理费，但经过讨价还价和幕后交易，最终降至一千二百两白银，条件是付给海关监督三百两白银的感谢费。
这些贸易上或明或暗的“制约”，令英国政商界感到愤怒。因此，他们多次派使团赴中国试图与清朝政府直接商谈贸易条件。但从马戛尔尼到阿美士德，都失望而归。
然而，在长期的经商活动中，西方人发现了一种商品——鸦片，这种商品虽然被中国政府所禁止，但却有着巨大的市场和利益空间。而广州的行商管理体制中的各种明、暗规则和敲诈勒索的盛行，正适合进行这种商品的交易。
英国在印度的鸦片制造仓库
早期鸦片走私，大多是在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下以“非政府”的名义实现的。然而，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地位不断受到自由贸易主义的挑战。道光十四年（1834 年），英国国会废除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而将远东贸易向所有公民自由开放。
这一举措产生了两大后果：其一为鸦片走私规模迅速扩大；其二为中英之间的贸易关系，失去了东印度公司这个中介，而由两国政府直接面对。这两个后果都是中国极其不愿看到的。
但是，清朝的吏治已经腐败，贪贿使得政策成为一纸空文。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皇帝开始禁止贩运和吸食鸦片之时，每年输入的鸦片为二百箱。而到了鸦片战争前的道光十八年（1838 年），每年输入的鸦片已达到四万箱。
有数字表明，从 1800 年到 1839 年的四十年间，由于鸦片走私而导致外流的白银总共达到六亿两。白银的枯竭扰乱了国内经济，使市面上白银与铜钱之间的兑换率产生了波动。为了应付银贵铜贱的局面，政府不得不降低铜钱成色、增加铸钱数量。
清朝官员贪污导致鸦片走私泛滥
鸦片的流入造成如此恶劣的影响，但是由于没有完善的海关体制，也无专门负责缉私的水师，主管部门往往与走私者沆瀣一气，将一些免费的鸦片样品当作截获的走私货物呈报政府当作“政绩”。
每年东南季风即将结束的十月到次年西北季风即将开始的一月，所有装满鸦片的商船云集广州附近的洋面，盛大的交易会开始了。鸦片长驱直入，从东南沿海直到西北内陆，吸食之人日见增多。
在清朝内部，从国家经济到家庭生活层面，无不受到严重影响。关于治理鸦片走私的官方奏折，开始雪片一样飞往北京。事态的发展已经很清楚，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了。鸦片战争拉开了序幕。
卜宪群 总撰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撰稿
华夏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