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最后一个王——纣王帝辛，沉湎酒色，荒淫无道，拒纳忠谏，众叛亲离。周武王经过周密准备，在盟津（今孟津西北）大会诸侯组成联军，同仇敌忾，经过牧野之战攻入国都朝歌，纣王自焚，商朝灭亡，周朝建立。
武王伐纣，建立周朝
商汤建立商朝后，在夏朝都城斟鄩附近另筑新城以为国都，史称西亳（今偃师市商城遗址）。后来，商朝多次迁都，至盘庚时迁至殷（今安阳殷墟），所以历史上又称商朝为“殷商”。
商朝最后一个王——纣王帝辛耽于享乐，重用奸佞小人，自恃国力强大发动征伐东夷的战争。
《史记·殷本纪》说纣王：“知足以距（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
“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
“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
“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
“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使男女倮（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比干）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
如此种种，导致本就存在的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周文王姬昌欲以武力灭商，但鉴于商朝统治根基仍然雄厚，未轻举妄动，只是不断积蓄力量，为灭商做准备。
姬昌去世后，周武王姬发继位，在姜子牙、周公的帮助下，约公元前1048年，姬发自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东进，来到盟津，苦于纣王统治的诸侯也一同赶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
众诸侯表示“纣可伐矣”，经过慎重考虑的姬发认为灭商时机还不成熟，又原路返回。虽然此次未能灭商，但说明周武王已有能力组织起强大的军事力量。
两年之后，商朝统治集团内部贤臣悉遭厄运，周的实力也进一步增强，姬发和诸侯重新会师于盟津，历数纣王罪行，出兵讨伐纣王，经过决定性的牧野之战，最后攻入朝歌，纣王自焚而死，商朝灭亡，周朝建立。
纣之无道，史籍多载
历史上除《史记》外，其他史书对纣王罪行的记载也较多，在一些文史爱好者看来，纣王恶贯满盈，一无是处。纣王固然因诸多原因而亡国，但果真有这么多罪行吗？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弟子子贡就认为纣王罪行累累是很多恶行集中于其一人的结果：“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淮南子·缪称训》也提到：“三代之称，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一文中，更将古籍中记载的纣王种种恶行都搜集起来，逐一道明出处，指出其产生的时代与原因，称后世提到的纣王的种种罪恶“因年代的更久远而集叠得更丰富”。
洛阳市城隍文化研究会会长、《洛阳战争史话》主编张宪通表示，如果仔细阅读《史记·殷本纪》不难发现，司马迁的表述也很有意思，在说纣王的种种恶行之前，先有一通介绍：“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才力过人，手格猛兽。”从中也可以看出，在司马迁眼中，纣王其实在不少方面都胜于常人。
1958年，毛泽东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中将话说得更加明白：“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夸张的说法。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小说非史，别有深意
如今，一提到“武王伐纣”，很多人对周武王、商纣王、姜子牙等人物耳熟能详。张宪通分析，这当然要归因于洛阳曾是诸侯会盟之地，但也离不开《封神演义》一书和以其为蓝本的各类影视剧的宣传作用。
有学者表示，虽然小说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也很生动，但从总体思想内容来看，《封神演义》中宣扬的仁政思想和王权观念都以天命论为理论基础，与宗教迷信思想混杂在一起，小说的结局部分更是人不分善恶、神不分正邪，都皆大欢喜同上封神榜，削弱了其批判意义，更与史实相去甚远。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封神演义》一书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似志在于演史，而侈谈神怪，什九虚造，实不过假商周之争，自写幻想。”
有学者提出，《封神演义》是明朝政治、思想发生严重危机的产物，用魔幻形式演绎历史，寄托着作者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书中许多内容与当时的现实类似，书中所表现的一些观念也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有密切联系。
如纣王因享乐疏于朝政，很像嘉靖皇帝和万历皇帝的作风；纣王横征暴敛致百姓家破人亡，也与明中叶以后赋役繁重，大批农民被迫四处流亡的境况类似。此外，作者有意让姜子牙一再以“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主张号召诸侯“吊民伐罪”，同时生动地描绘了哪吒反抗父亲的故事，这显然是明朝进步思潮在小说中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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