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被称为“万园之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冲入圆明园，一番肆意抢掠后,将其付之一炬。此后,圆明园便成为萦绕帝王心头难以言说的苦痛,同治年间，引发了一场关于重修圆明园的争论。
圆明园的毁坏速度超乎想象
圆明园重修的基础，是焚烧后仍有一部分建筑保存较好。据史料记载，同治曾问大臣贵宝：“圆明园内尚存多少处？”贵宝答奏共计有双鹤斋、慎修思永、课农轩……鱼跃鸢飞、耕云堂等13处。
所以清廷并没有任圆明园自行荒废，而是依旧把其当做禁地，严加看守。咸丰末年，大臣文祥上奏，建议在园中择要设看守，由兵士来保护园林安全。
虽然朝廷厉行保护，但圆明园的毁坏速度仍然超乎想象。焚烧后十余年里，就查获多起偷盗园中物品的大案。如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五月，数名盗贼因偷窃铜幪、铜鼎等物被拿获，后交有司审讯。
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有盗贼偷窃长春园内水法铜管。除了蟊贼潜入盗窃，看管圆明园的人员也往往监守自盗，从中渔利。咸丰十一年，太监岳成高、韩得寿私带铜器出门，经福园门太监搜获。同治二年五月，紫碧山房被窃青玉山玉器各一件，及铜炉、铜丝罩、铜珐琅等物，此事乃两个满族前看护人员所为。
同治想要重修圆明园
清廷统治者对圆明园毁坏的速度忧心忡忡，除了三令五申要求加强保护外，也萌生了重修的想法。但国家多事之秋，朝廷财政捉襟见肘，同治也认为修复的时机尚不成熟。
同治七年，御史德泰奏请修理，以复旧制，并称内务府库守贵祥有拟就的修复章程五条。但同治很快谕示不宜重修，并指责德泰的提议不宜且荒谬。贵祥则因所议荒谬被革去职务，发往东北给披甲人为奴，而德泰性烈，竟一死了之。
贵祥的流放和德泰的自戕，令圆明园重修成为同治朝的敏感话题。但到了同治十二年，皇帝却主动提出这个话题，并坚决要求重修，恢复昔日园林之美的盛况。
该年清廷安泰，似有“中兴”迹象，而且同治亲政且大婚，翌年又是慈禧的四十寿辰。国逢三喜，按惯例即要大兴土木，以示天下太平之意。而且内务府郎中贵宝、文锡与宦官日侍上，劝上兴土木，修园御，同治也就动了心。
朝廷卖官筹措资金
同治刚有修园的心思，就有言官出来反对。但同治对反对意见充耳不闻，对劝谏的官员下诏诘责革职，誓要将圆明园重修坚持到底。
同治多次莅临圆明园，三令五申园林修复的重要性，勉励圆明园看守官兵好好保护残存的遗迹，希望他们能在未来的修复过程中尽心尽力。但之后不久，园林修复就遇到了难以克服的诸多困难，以致工程几乎未有突破性进展便被迫停工。
首先是工程资金问题。修复浩大的圆明园，最需要的是资金的支持，初步核算便需数千万两白银。当时国库匮乏，难以筹集到所需的资金。朝廷打起了“卖官”的主意，并鼓励王公大臣慷慨解囊，为工程资金添砖加瓦。但“吝啬”的大臣们，前后捐输才合计三十万余两，于工程缺额无疑是九牛一毛。主管修复工程的内务府大臣委婉提出，若无饷款的接济，工程马上就要延期或停工。
到了第二年五月，可以接济工程的捐款，基本停止了。
私下里，一些官员抱怨既然要修园给皇帝享受，就该动用内务府存银，为何却动用大臣的家产，与理不合。所以就有官员提出建议，认为圆明园不宜继续施工。
同治被迫下旨停修
圆明园重修对石料、砖瓦、木材、油漆的需求量巨大，同治提出重修圆明园，事出仓促，所需材料大部分并未提早准备。工程之初，只能拆解圆明园内藏舟坞及三山等处旧材来解决一时之需。
最为紧缺的是殿宇所需的木材。按照旧例，各省进献中央的木材，一般由工部监督验收，转送官家的仓库储存备用。工程开始后，仓库所存木料中的巨木很快使用一空，而各省一时又难以筹集齐全。
巨木是圆明园重修工程的基础，同治绞尽脑汁筹集巨木，但依旧供不应求。后来又发生了“李光昭案”，贩卖木材茶叶的商人李光昭和内务府官员勾结，借着从外洋购置巨木的名义中饱私囊。“李光昭案”一出，本来对修复圆明园心存不满却不敢直言的官员，纷纷借此上疏，要求停修该工程。
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与一些王公大臣上疏，痛陈修园之弊，恳请急停。同治不仅不为所动反而严加训斥。但官员反对修园的努力并未停歇。李鸿章上疏慈禧，详论停止修园的种种理由。御史上折参奏内务府与李光昭狼狈为奸、中饱私囊。由于群臣皆主张停工，工程的木料和资金又难以筹全，同治被迫下旨停修。而此前因反对修园而革职的官员也一律起复。
喧闹一时的圆明园重修争论，至此告一段落了。
（据《大众日报》 鲍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