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人”与晚明政局
作者：方志远
摘要
明朝嘉靖、万历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自由奔放”时代。这一时代成就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山人”群体，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山人”运动，演绎了一段显现并影响中国近两百年社会风貌的“山人”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晚明政局的纷纷扰扰。政治(北京)、经济(苏松杭嘉湖及其周边地区)、文化(南京—苏州)三大中心，以及仕途、财富、文化三重价值标准相继形成并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一个多元化时代。由于国家权力主导作用的缺失，人心涣散，“庙堂”是非被嘲弄、被唾弃，非主流思潮扮演着“正统文化”、“时代精神”的角色，晚明政局最终陷入死局。
关键词
山人 晚明政局 多元化社会 正统文化
20世纪30年代初，青年学者谢国桢推出长篇论文《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逐个讨论了与晚明政局相关的种种情状，指出：明代虽亡于党争，但中国民族精神“却表现于结社”。①20年后，与谢国桢同龄、正成为日本中国史与东洋史研究泰斗的宫崎市定, 在题为《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的宏文中，竟然发表了极为相似的看法：晚明中国文化的精神代表，既不是“乡宦”，也不是“中央官场显达之人”，而是“市隐”，特别是苏松地区的市隐。②
他们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长期被人们忽视却又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晚明政局的真正决定者,晚明社会行进方向的主导者,晚明中国文化精神的代表者，到底是以内阁大学士为首的文官集团、司礼监太监为首的宦官集团, 还是万历皇帝 、 崇祯皇帝 ? 抑或还有其他什么力量？比如谢国桢所说的“结社”、宫崎所说的“市隐”，比如本文将要讨论的“山人”，或者其他？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来自下层的力量和上层的文官、宦官及皇帝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通过什么方式影响或决定晚明政局、牵引晚明社会？他们自身又受到哪些社会因素的影响？明朝亡于党争自清初以来几成定论，但党争无时不有，缘何在晚明发展到如此水火不相容，是哪些力量在推动或者根本就是由于一些偶发因素引起的、因意气用事而导致的误会？又，“结社”、“市隐”体现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思潮，它们果真像谢国桢、宫崎所说，能够代表中国的正统文化、时代精神？它们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文化或精神？这种文化或精神将把中国社会推向何方？
同样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关于社会史论战和“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过程中，晚明及晚明政局从另一个角度被广泛关注，众多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艰苦的努力并取得了重大研究成果。明代中后期的经济发展、城市繁荣，早已为时人乐道；“仙都”南京、“天堂”苏杭，以及在东南地区所发生的种种新的经济现象，至今为研究者称道并通过教科书成为全民的共识。但是，与唐代开元、天宝时期，北宋庆历、元丰时期一样，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的繁荣昌盛和“自由奔放”，以及种种新气象、新现象，不仅没有将明代社会推向更高的历史阶段，相反，却被又一次的农民逃亡和起义、又一轮的少数民族侵扰和入主所中断、所摧毁。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社会如此相似地一次又一次落入 “怪圈”、一次又一次陷入“魔咒”？晚明政局、晚明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哪些问题是唐、宋、元、明所共有，哪些问题又是明代所特有？是明朝出现了新问题还是老问题在晚明的再现？其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我们从那些主要由经济发达地区文化人遗留的文献中、从那些关于繁荣城镇花天酒地的记载中所得出的结论，是否真正能够反映出嘉靖、万历年间中国整体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是否需要对当时的经济社会形势重新做出评价？
所有这些问题，不可能在一篇论文中全部得到解决。但正是这些问题，推动笔者对晚明政局、对晚明社会及中国古代社会的类似问题进行新的思考，并希望在这篇论文中做一些解释。
脚注
①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年，第 1 页。
②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栾成显译，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 第6 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 年，第 233 页。首次发表于《史林》 37—3 (1954 年)题为 《明代苏松地方の士大夫と民众———明代史素描の试み》 。
一 、 影响晚明政局的几桩 “山人” 公案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病逝。在此后的若干年里，张居正执政时期的严苛之政不断遭受指责，但留下的丰盈库藏, 却成为明朝持续运行的经济保障 。
当此之时，内无重患，外无强敌，狱满青草，天下承平。计六奇追忆：“操切之后，继以宽大，人皆乐之。府库充实，赋敛不苛。士大夫以气节相矜诩，虽无姚、宋之辅，亦无愧开元间也。” ①但是，明代政局正是在这类似“开元”的盛世中急转直下，步入“晚明”。人们陡然发现，江湖上虽然是歌舞升平，庙堂中却隐现血雨腥风。
乐新炉案
万历十九年底，发生了一起蹊跷的案件，令张居正死后的“宽大”之政蒙上阴影。时有江西人乐新炉及湖广人胡怀玉、福建人王怀忠、徽州人汪釴，因“影借权贵，诈骗财物”被东厂拘捕。这是一宗十分平常的案件，所以涉案者胡、王、汪三人均“从轻获释”，但乐新炉却被“奉旨拏问立枷”。②“立枷”为万历时期厂卫改造的新刑具，专为对付“罪轻情重”及“得罪禁廷”者。乐新炉与胡怀玉等人看似同罪却独获此刑，竟是出于万历帝的 “圣意”。前些年，京师开始传出关于“七子”的“飞语”，后来更演绎成“十子”、“八犬”、“三羊”所谓“十子”即十君子，指的是邹元标、雒于仁、李沂、梁子琦、吴中行、沈思孝、饶伸、 卢洪春、李植、江东之。“八犬”、“三羊”则分别指赵卿、洪声远、张程、蔡系周、胡汝宁、陈与郊、张鼎思、李春开及杨四知、杨文焕、杨文举。不仅如此，还配以歌谣：“若要世道昌，去了八狗与三羊。”人们认为，这些“飞语”及歌谣的编造者，便是乐新炉。③
乐新炉所造“飞语”在当时官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乃至共识。直至乐新炉死后十年，监察御史陈登云仍用其“飞语”抨击科道“七豺八狗”居半、“背公植党”多有；④礼部尚书于慎行致仕后撰《谷山笔麈》，明斥“八犬”、“三羊”“皆时相入幕之宾”。⑤而“犬”、“羊”一有动静，人们竟自然而然将其对号入座为“世所指八狗三羊”。⑥
但是，影响越大，越说明乐新炉“飞语”性质的严重。其一， 虽然官场斗争无时不有，君子、小人也是相互攻讦的日常用语，但除了“大礼议”等特殊时期外，明代官场政治分野的壁垒并不分明，更多的时候是内廷外廷、君子小人和睦相处。乐新炉公然在中下级官员中画线，使一些在官场中只能意会的“潜规则”公开化，并在舆论上导引了派系的划分。其二，乐新炉的“君子”、“犬羊”说,既是指名道姓的人身攻击,更提出一种价值导向：凡抨击皇帝及内阁、内监者，都是君子；凡维护皇帝及内阁、内监者，都斥为“犬”、“羊”。换言之，与“庙堂”作对者就是君子；为“庙堂”辩护者就是小人。这种导向后来竟然成为晚明士大夫 “清”与“浊”的分野。其三，这种通过“飞语”裁量人物、议论乃至干预时政的方式，带有明显的意气用事乃至“游戏”政治的色彩，竟然在当时得到普遍的赞赏，这就必然产生另外一种导向，即追求自我感觉的痛快而忽视政治斗争的残酷，只顾意气用事而不负实际责任。明代政局的某些动向通过乐新炉的“飞语”显现出来。而万历帝必欲置乐新炉于死地，则有难言的苦衷。
万历十四年正月，皇三子朱常洵生。万历帝欣喜万分，进其母郑氏为皇贵妃。然而，这个儿子的出生却给他惹出了无穷的麻烦。常洵尚未满月，大学士申时行等即上疏，请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就此拉开了序幕。如何在外廷咄咄逼人的攻势和太后冷言冷语的嘲讽中保护郑妃母子的利益，成了此后长期困扰万历帝的一大心病。但是，万历帝既无逼退皇后王氏另立宠妃郑氏的手段，又无不顾舆论压力强行废长立幼的气魄，只是与郑贵妃一道，消极与外廷对抗、与太后周旋。
以申时行、王锡爵等人为代表的内阁，对皇帝的处境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同情，更不希望在这一问题上与皇帝闹得过僵，却因此将自身置于舆论的对立面。于是，本来上下一心向皇帝争“国本”，却演变成激进官员对内阁的批评，以及部分科道官出于各种原因对阁臣的维护。这一态势成为此后一段时间明代官场斗争的基本特征和走向，与乐新炉们所推导的舆论一起，最终酿成晚明的“党争”。
乐新炉本是国子监监生，到京师后，“以捭阖游公卿间”。所结交的内外官员，有名有姓的便有司礼监太监张宏、张鲸，御史李植、江东之、杨镐，给事中罗大纮、郎中王大用、福建佥事李琯等，又造“飞语”评议时政、臧否人物。万历帝本来就因为“国本”而恶廷臣之多言、“恨游棍之流谤”，虽然乐新炉小心谨慎地避开“国本”之争，开列的所谓“十君子”也无一人是因为争国本而获罪，但其公开鼓励与朝廷对抗却恰恰犯了争国本的禁忌。
乐新炉之被“立枷”致死，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但后果却十分严重。它说明最高统治者已经不堪忍受舆论的压迫，正谋求通过刑罚对付舆论。就在乐新炉事件的十年之后，因为“流言蜚语”再一次引发了惨案。
脚注
①计六奇：《明季北略》 卷 24 《五朝大事总论· 国运盛衰》，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686 页。
②《明神宗实录》卷423，万历十九年十二月辛丑，台北：“中研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 (按：本文引
用 《明实录》材料均据此本)，第 4531 页。
③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8《刑部·立枷》，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477 页。
④《明史》卷233《陈登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6072 页。
⑤于慎行：《谷山笔麈》 卷11《筹边》，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28 页。
⑥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9《台省· 吏垣都谏被弹》，第 502 页。
（本文节选自《“山人”与晚明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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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蒋玉琪
责任编辑 | 李争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