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当以西方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现代国际关系遇到以大清王朝为领导的东亚传统宗藩体系时，这场冲突不可避免地来到了。
东亚宗藩体系中天朝上国的迷梦
中国人眼中的世界，是以中原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一个个同心圆。以居于中原地区的华夏疆域为中心，中原地区是文明世界，其外是蛮荒之地。所以，除了周边地区的藩属国，外部国家都被中国视为“夷”或“戎狄”。
早在明代中后期，西方传教士就叩响了中国的国门，大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甚至北京，他们身着儒服，与中国士大夫和老百姓讨论性理和教义，刊刻和编写了大量天主教的宣传品和科学技术书籍。
中国的一些士大夫对西方国家的名称和科学名词都耳熟能详，甚至拉丁文辞典也在中国士大夫中流传。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第一次西学东渐。然而，一场政权更迭，将这一切断送殆尽。文明与城池玉石俱焚。
利玛窦
清代入主中原后，文化上的保守和政治上的闭关政策，导致两个世纪后，中国对世界的认识还没有恢复到明末的水平。而在这两百年中，西方却经历着另一场暴风骤雨式的剧变：传统王朝一个个倒台，民族国家纷纷建立。共和国、工业革命、全球殖民、海上霸权……历史的发展突然加速，在中国还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夷狄”裹挟着血与火突然出现在面前，这样的会面，令中国措手不及。
清朝士大夫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导致了他们在对待外部信息方面有着严重的偏见。“天朝氛围”主导了他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历史的机遇总是给予那些能够见微知著、一叶知秋的伟人们。可惜，在 18 世纪与 19 世纪的政治舞台上，却充斥着刚愎自用、目光短浅的贪婪之徒。
林则徐虎门销烟的胜利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甚至不啻为一个诱饵。无论是林则徐还是道光皇帝，都既没有预见英国政府会做何反应，也没有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做好应对的准备。
虎门的烟雾消散后，随之而来的局面，却是任何一个大清官员始料不及的。清朝军事上的彻底失败，导致被迫向列强开放。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六月攻占吴淞、上海；七月占领镇江。镇江被占领，切断了大运河的南北航路，使得运往北京的漕运受阻，这下真正打痛了北京的神经，也使清廷认识到军事上的彻底失败。
八月二十九日，英国旗舰“康华丽”号抵达南京江面，钦差大臣广州将军耆英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军舰上签订《南京条约》；九月十五日，道光皇帝痛苦地批准了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十二月二十八日，维多利亚女王批准了该条约。
《南京条约》共有十三款，包括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废除广州的公行垄断制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割让香港岛，核定关税等主要内容。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七月，美国代表顾盛代表美国与清廷签署《望厦条约》；十月，法国代表拉萼尼代表法国与清廷签署《黄埔条约》。
薛福成（1838—1894）
中国从此走上了被迫向列强开放的道路。在这些条约中，以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对中国危害最大。几十年后，作为清朝派往英、法等国使臣的薛福成对这两条评论道：“立约之初，有视若寻常而贻患于无穷者，大要有二：一则曰一国获利，各国均沾也……一则曰洋人居中国，不归中国官管理也。”
清朝政府在还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观念的情况下，丧失了经济、政治、领土等自主的权利，英、美、法互相援引和支持与中国签订的这些条约，在日后被不断地修订和扩展，在中国被亦步亦趋地拖入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秩序的过程中，清朝将陷入殖民主义的深渊。
鸦片战争，是一场双方信息完全不对等的战争。西方殖民国家通过不断的贸易、传教士活动和出使活动，已经搜集了大量有关清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情报，对清朝的军事力量有着充分的了解。
而清朝则在盲目自大的以天下中心自居的氛围中，不屑于了解世界，甚至对已有的外部知识都无人问津。在与美国、法国签订条约后，这两个国家的代表分别准备了赠送给清朝的礼物，里边包括现代科学技术书籍、望远镜、火枪、蒸汽机原理、世界地图、各国概要等现代文明的成果，而出于狭隘的天朝上国心理，清朝拒绝了这些礼物。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除了少数有气节的官员外，大多数官员的主要心思都用来对付皇帝和朝廷，隐瞒真相、编造谎言是他们惯用的手段。如果考虑这样的背景，我们会对清朝的战败有一个新的认识：这只是一个开始，清朝注定要在更猛烈的血雨腥风中才能完成自己的涅槃。
中西方文明的一些深层因素也对中外交涉有着重大的影响。道光十六年（1836 年），西方一位学者在一篇评价清朝军事力量的长文中，开篇就写道：“今天，作为评价各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标准，最正确的大概是：每个社会在‘杀人技术’上的精湛程度、互相毁灭的武器的完善程度和种类多少，以及运用它们的熟练程度。”
英军列队等待琦善
而道光二十年（1840 年）九月，直隶总督琦善受英国远征军司令璞鼎查之邀前往英军军舰谈判，他看到一排军容整齐的年轻的英国海军学院实习生在舰队上列队时，摇头叹息道：这样的青年才俊，为什么不读书做官，而是来当兵呢？！
琦善是已经完全汉化的官僚，他的价值观完全是儒家式的，还停留在中世纪。而同一时代在西方流行的，却是民族国家争权夺利的现代观念。这两种观念塑造出来的人和制度是如此的不同，从而也导致双方在冲突中表现出巨大的反差。
然而，任何一个腐败的王朝，总是存在着一丝正义和勇气。正是这些微弱的光芒，让我们看到中国走向现代的希望。
卜宪群 总撰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撰稿
华夏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