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中国元史研究会在南大成立，能谈谈该会的情况与元史研究队伍吗？
刘迎胜：八十年代初国家拨乱反正，学术界为了将被“文革”耽误的时光找回来，气氛极为活跃，自发地兴起了组建全国性学会的高潮。当时只需学界发起，并不需要民政部批准。1979年，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中国中亚学会成立，后者办得不顺利，后来被民政部取消了，有点可惜。1980年，元史研究会在南大成立，以后秘书处一直设在南大。元史研究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纯学术性，不功利。当年研究会成立时，只有会长，没有副会长，会长就是韩先生，翁独健先生、张广达先生等都是普通会员，理事都没有设。韩先生退下来后，依次是蔡美彪先生、陈高华先生任会长。从2004年到现在实行双会长制——李治安教授和我。研究会还主办了《元史论丛》，是元史学界的重要出版物。
元史研究会规模较小，活跃的会员人数不到一百人，比不上唐史、明史、清史。元代历史比较短，大家对起讫点的看法也不一致，有人认为从成吉思汗称帝，建蒙古国算起，很多人认为得从灭宋算起。从整个学界来看，元史研究是被忽视的，很多高校没有专门的元史研究人员，也没有元史的课程。
过去，元史研究会的成员与蒙古史学会重叠的比较多，现在越来越少了。近年来蒙古史学界的主流研究是清代蒙古史，在发现了大量清代蒙文、满文的档案后，很多学者转向这个方面，与元史研究不太一样了。
因为元史研究涉及边疆、民族，所以和海外交通史关系比较密切，陈高华先生曾经是中国海外交通史学会的会长，现在退下来了，我还是那个会的副会长。同时，和中国民族史学会也联系比较多。北大时不时要召开“伊朗学在中国”会议，很多元史研究人员也是参加的。
1983年韩儒林先生去世，回顾韩先生的教学生涯，他培养了不少弟子，为我国的元史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弟子的情况能谈谈吗？南大元史研究室在培养学生方面有何特色？
刘迎胜：丁国范、陈得芝、施一揆等是第一批，邱树森也是，姚大力、高荣盛和我是最后一批，基本上分布在上海和南京；白刚先生从南大毕业后，从“文革”后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调到政治史所。再往后，从南大元史研究室走出来的有人大国学院沈卫荣，是陈得芝老师的学生，是我们的再传弟子中最突出的。中央民族大学的达力扎布，是研究明清蒙古史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中央民大还有尚衍斌教授，专注于色目文化；中国社科院民族所主办的《民族研究》副主编刘正寅，以明清之际的瓦剌、回疆为中心；北师大的王东平关注于元史与中国伊斯兰文化史，社科院历史所中外关系史室的乌云高娃在明清东亚番汉译语研究方面引人注目。新疆有一批元史室的毕业生，如社科院的田卫疆、木拉提，新大的孟楠与管守新、张世才等。在江苏的有江苏教育学院的沈仁国，是陈得芝老师的学生，近来在元代科举研究中有重要成果问世。香港东华学院的何启龙博士也是近来学术上比较活跃的学者。
在这里应当特别提一下南大的元史研究群体。陈得芝教授是韩儒林教授学生中最杰出者，通俄、英、日、法诸种语言，且学习过蒙、藏与波斯文，蒙元史之外，尤精于西北边疆史地。虽已退休多年，仍笔耕不辍，近年来仍有许多新作发表。“文革”后师从韩儒林先生，1981年毕业的研究生中，姚大力、高荣盛与我三位留在元史室。姚大力虽然后来调到复旦大学，但因他曾在室里工作十多年，我们习惯上仍视之为研究室的成员。姚大力有突出的思辨能力与理论水平，在蒙元史、边疆史地、中国民族史、中外关系史、中国古代史诸方面均有建树，是中国元史研究会副会长。高荣盛教授在蒙元社会经济史与宋元海外交通史研究有突出成果，曾任中国元史研究会秘书长，数年前退休。华涛是陈得芝教授的学生，通阿拉伯语，是当代国内外十三世纪之前活动在欧亚大陆的操突厥语民族与中国伊斯兰文化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是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室里的中年学者有特木勒，是蒙古族，满蒙兼通，活跃在当代北方民族史研究第一线，现任中国元史研究会秘书长。杨晓春教授的蒙元史，见长于文献学与中国伊斯兰研究。青年学者陈波博士，在东亚海洋活动史领域开始崭露头角；于磊博士，毕业于日本九州大学，在元代江南知识人群体研究方面，已发表数篇有影响的论文。
我们培养学生的特殊之处在于老师和学生之间不是简单的师傅和徒弟的关系，我们的学生是整个研究室的学生，所有老师都是学生的老师，这是非常好的传统。同时，在当下高校历史学科划分如此细化的情况下，很多高校培养的学生非常专门化，而元史室有中国古代史、边疆学、民族学学科，无形中扩大了学生的关注面和视野。多语种力量集于一堂是研究室的重要特点，特木勒老师开设蒙文和满文课，我教波斯文和突厥语，华涛老师会阿拉伯语，这样室内形成了一个内陆亚洲的小环境。
韩先生之后，南大的元史研究方向和领域有哪些新发展？
刘迎胜：韩先生之后，研究室在陈得芝先生领导下，完成了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中第十三、十四册元朝史，并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主办我们的《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从二十多年前室里启动“《元史》今注”，逐渐到数年前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元史汇注》。目前全室正集中精力完成它。
从研究领域上来讲，有两个方面的新发展：内陆亚洲研究和海外交通研究，这两者皆有长足进步。韩先生去世之后，我们在内亚研究最明显的特色，就是在伊斯兰时代中国西北边疆研究方面迅速接近了世界前沿。唐中期，阿拉伯人入主中亚之后，内陆亚洲逐渐变成了现在的面貌，这个时代，实际上是历史上的中亚与当代中亚之间最重要的联系时段，过去一直是我们中国学者研究最薄弱的领域，除了用一些汉文资料外，几乎不知道那个时代有什么史料，不清楚当地的历史传统等，也不太明了问题所在。我们积三十年之努力，填补这个空白，在世界上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当代伊斯兰问题在国内外都是关注热点，对我国影响很大，是一个值得好好研究的领域。数年前华涛教授提议的“中古阿拉伯、波斯史料中的中国”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的支持，目前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完成后，将会对我国认识穆斯林史料有重要的提升。今年年初，在波恩大学召开了一个主题为“明代的新疆”的专题会议，是德国最重要的国际科研合作组织“洪堡基金”会支持下的波恩大学的科学项目，我们是主要的合作方。我们还和其他欧洲同行合作。
海外交通史方面，在当前建设“一带一路”政策的推动下，我们以前有很好的基础，得到了施展的新天地，所以南大申请国家2011计划，成立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时，元史研究室自然成为该中心的史地平台的依托基地。
与国内其他研究机构的元史研究相比，南大的元史研究有什么特殊之处？
刘迎胜：改革开放以前，国内专门从事元史研究的不多，之后慢慢增多了。前面提到过的内蒙古大学，他们的特色是从传统的民族史视角切入，过去有一个很强的研究班子，后来黄时鉴先生调到了浙大，余大钧先生调到了北大，周良霄先生调到了中国社科院。但亦邻真和周清澍两位一直留在内大，所以内大在元史研究上，仍然是有着优秀研究传统的重要学术机构。
北京元史研究力量较集中的有北大、中国社科院与中央民族大学。邵循正教授改行近现代史研究后，他的学生继续做元史研究的有好几位，比如陈高华分到了中国社科院，社科院过去还有杨讷（后来做了国图的副馆长），他们两位是社科院历史所的重要研究人员。过去历史所还有白刚（南大毕业）、史卫民（中央民大贾敬颜先生的学生）等，现在中青年学者中有刘晓与张国旺等。余大钧先生去北大后，也培养了一些学生，如张帆与党宝海等。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与北大近年来最重要的成果，要数《元典章》的点校本。除了历史所，社科院还有近代史所，因为范文澜先生编《中国通史》，通史组设于近代史所，当年范先生的主要助手是蔡美彪教授，范先生去世后，是他主持完成了这项大工程。蔡先生是辽金元史出身，通史组里的研究力量多年来也以元史为主，比如周良霄、韩志远先生等。近年来蔡先生年事已高，上述几位专家退休了。此外，社科院还有民族所，翁独健先生曾在那里工作，他是从哈佛回来的，专长于元史，带了一批人，老一辈的有刘荣焌、高文德、蔡志纯与白翠琴等先生；翁先生去世以及上述几位老先生退休后，民族所的研究便不再以元为中心。到现在，比较集中从事元史就是北大和社科院历史所了，其他地方，如中央民族大学也相当强，除了前面提到的尚衍斌之外，还有北大毕业的钟焓。
南开大学是元史研究的重镇之一，杨志玖教授的学术重点之一就是元史，主要关注三个专题：一是关于马可·波罗，他是国内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七十多年前他在《永乐大典》中找到了一条与马可·波罗离开中国有关的史料，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二是元代民族等级制度中的回族人历史；三是军队制度，元代有一部分军队叫探马赤军，杨先生研究了这部分军队的性质、来源和组成。他也培养了不少学生，除前面提到的李治安先生之外，还有王晓欣教授，长于元代军制研究，现在是中国元史研究会的副会长，中青年学者有薛磊与马晓林。近年来该校较大的科研计划是元代北方地区碑铭的收集整理工作。
从元史研究的切入点来看，有几种视角。一种是更贴近于中国的断代史研究视角，即把元作为中国王朝体系中的一环，与唐、宋、明、清等做比较研究，北大、中国社科院、南开基本上是这样的视角。同时，元又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以也是民族史的一部分，从民族史的角度入手研究元史，也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内蒙古大学在这个方面比较擅长。
此外，因为蒙古扩张到了俄罗斯、东欧、伊朗等等，所以全世界都有研究蒙古史和元史的，他们都是从各自的专长出发，比如亚美尼亚人就从亚美尼亚拥有的史料出发，俄罗斯则有金帐汗国的史料，因此，境外研究者的主流，尤其是西方学者，主要是从全球史、世界史的角度来研究。而我们南大，则认为应三家兼顾：因为韩先生是从海外留学回来的，注重把元放在世界历史的横切面里来观察；同时，韩先生在留学时学习了中国的边疆民族史，比如突厥、回纥等，所以习惯于从内亚视角来研究元朝；当然，我们也是把元作为中国王朝体系的一部分，深耕于中国历史。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渐渐参加了联合国所属的各个专业组织的活动，我国才知道教科文组织一直在编写一部题为《中亚文明史》的多卷本著作。这项工作由苏联主导，当时中苏关系不好，国内有关领导希望避免未来书中出现可能对中国不利的内容。于是，我国于1978年参加了该书的编纂委员会，韩先生作为中国专家代表团的团长，去巴黎参加了编辑会议，被推选为编委会的副主席。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中外关系研究室就是为这个事情成立的，时任主任马雍教授就是中国专家代表团的团员。所以，南大从内亚视角来研究元史的传统是从1970年代恢复的。这套《中亚文明史》已经引进翻译出版了。
海外汉学对清史研究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元史领域好像不太有？
刘迎胜：元史和其他断代史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清代自《元朝秘史》汉字音写本被发现之后，就在元史学界引起轰动。十九世纪末洪钧到俄、德、奥、荷兰四国担任公使，发现海外的元史研究也有很多非汉文史料，于是回国后写了《元史译文证补》，翻译了不少海外资料。这是内亚视角的开始，使元史学界意识到光靠汉文资料是不够的，要注意新材料。慢慢地，元史研究的主流演变成了海外东方学中的汉学、中国传统乾嘉史学中的边疆舆地之学和钱大昕以来的传统元史学三者之间的结合。多年来元史学界几乎没有人会把吸收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视为异端。反过来，海外蒙元史学界在中国元史学界面前，从整体上讲，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骄傲的资本。对科学研究来说，要承认研究材料的共通性，只要材料是真实的，使用是符合学术规范的，观察的方法和视角可以不同，剩下的只是观点的分歧。
我想你是想问，同样作为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元朝，国内学界在看待国外有关元史研究的成果与方法时，有没有面临当代“新清史”那样的挑战。据我理解，海外“新清史”研究流派的学者自认为他们能够挑战传统清史研究的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史料，“新清史”强调了汉文史料以外，包括满文文献在内的非汉文史料的重要性；第二点是视角，“新清史”强调清的“内陆亚洲”属性。
当代中国的元史研究是两个学术传统融合，一个是以清钱大昕等优秀学者为代表的乾嘉传统，一个是前面我已经提到清末洪钧出使欧洲以后介绍到中国的欧洲东方学。
我们先讲第一个传统。“乾嘉学派”代表了我国传统学术的最高成就，有很高的科学性，其学术追求以及其方法论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形成的人文科学有很大的相似性。我们知道，明初修《元史》时，虽然使用了大量元代文献，但却没有利用元皇家秘档《脱卜赤颜》，即《元朝秘史》（后来明人对《秘史》用汉字注音，加上旁译与段后总译，用为培养蒙古语译员的教科书）。直至《秘史》被人从《永乐大典》中抄出后，才引起学界的注意。钱大昕是最早注意到《秘史》史学价值的元史学者之一。钱大昕以前的元史学者，在言及元代文献中记载的北方民族人物氏族及族属时，其理解均没有脱出传统中国史学的范围。钱大昕是通过阅读《秘史》，第一个从血缘的角度理解蒙古人内部亲疏之分的元史学者，因此他所编次的《元史氏族志》至今仍有重要价值。钱大昕阅读过《圣武亲征录》，注意到《秘史》与《太祖纪》之间的差异。而相对于传统的汉文史料，《秘史》是另一类史料，是元代蒙古人自己书写的史籍。换而言之，钱大昕既关注到非汉文史料，也试图通过《秘史》来理解元代历史。也就是说，前面提到的“新清史”的两个最重要的突出点，从元史研究的角度看，钱大昕的学术生涯中已经开始萌芽。
其次再谈欧洲的“东方学”。从清末开始，赴欧美、日本求知的中国学子便开始有人学习“东方学”，其中最杰出者便是陈寅恪先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海外归来的有于道泉、王静如、夏鼐、冯家昇等人，而韩儒林、邵循正、翁独健先生则是将近代欧美蒙元史流派引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学术相结合，形成当代中国蒙元史研究新流派的代表人物。要说国内蒙元史研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新清史”那样的挑战，我个人感觉，如果有，也就是在清末洪钧归国著《元史译文证补》，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韩、邵、翁三先生带来欧洲“东方学”的视角那几十年中。
当代中国元史学界数十年来，形成了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反对把自己的视野限于国内，将学术竞争的舞台定位于全球，敢于与世界最优秀的蒙元史学者同台竞技。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蒙元史学界的学者潜心钻研中国少数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文字，学习英、德、法、俄、日等发达国家语言，使用各种文字的史料，阅读并评述境内外同行的成果。随便查阅一下国内的研究成果，便可以发现，在讨论元代制度的论著中，从草原旧制与中原汉制入手者比比皆是，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的元史研究并不缺什么“内陆亚洲”视角。可以说中国的蒙元史研究与世界同行是并驾齐驱的，是互相讨论、切蹉与学习的。即使面对当代日本京都大学的杉山正明、韩国汉城国立大学的金浩东、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Michal Biran（彭小燕）这些强调蒙元帝国的“世界性”的学者，也是这样。当代中国以外最重要的蒙元史工程，当属前述以色列彭小燕教授领导下的研究计划，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不乏中国元史学者的身影。
其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带来的种种争论，涉及“什么是中国”的问题。有一些人一方面享受了多民族国家的好处，比如地大物博，再比如当年抗战，退到了大后方，云南从边陲之地变成了抗战最重要的基地，滇缅公路、驼峰航线等支持了继续抗战，边疆成了复兴的基地；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承认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现实，这是有问题的。
建国以来的元史研究有没有经过比较大的转变？
刘迎胜：1952年后，学界引进了苏联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与阶级斗争等观点，在“文革”结束前，元史研究的主要精力就放在这些方面，比如元末的农民战争、人民的反抗、四等人制度等。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元史学界本身的特点是实学，重视史料和考证，专注于细部研究，历史文献学与语言学的传统得以保留，并没有完全陷入苏联史学的条条框框里。所以，“文革”一结束，元史研究可以很快地恢复，也更加多样化了，政治史、赋税、元代军事制度、人物、国内交通线、基础文献研究等等都有人在做。
近年来在京、沪两地元史学界的青年学者形成了钻研波斯文、阿拉伯文和突厥文，广为收集穆斯林文献，直接钻读原典的氛围，这是非常好的风气。持之以恒，必会有所收获。
元史研究发展到现在，对我们理解整个中国史有何重要意义？有哪些方面需要加强？
刘迎胜：从秦汉一直到唐代，中国历史叙述的主线是以中原为中心的。但唐以前的长期分裂局面使人们关注到割据性政权的存在，所以有了《北史》《周书》《北齐书》等，在正史体系中承认了少数民族的历史。等到元开始修史时，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元是谁的继承者？当时一部分汉族文人认为是宋，但元是先灭的金，后灭的宋，当时也有很多汉人生活在北方地区，他们认为元取代的是金。最后元政府决定辽、金、宋各为正朔，元是上述三者的继承者，在《辽史》《金史》中没有统一使用宋的年号，而是各用自己的年号。这等于承认了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这是元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在元统一中国之前，我们过去讲得比较多的是，唐朝领土很广大，有大漠南北和西域，到宋就没有了，元又有了。因为我们讲的是多民族国家，当我们关注中国的核心区——长江、黄河流域——会发现，宋以来，这个核心区分裂了，白沟以北是辽的，到了南宋时期，淮河流域、关中地区都不在宋的治下了。这就造成了南北之间在文化和感情认同上的分裂。在宋的文献中，称金统治下的老百姓为汉人，自称为中国人，“汉”和“中国”成了两个不同的概念。而在北方人眼里，自己是汉人，南方人是蛮子。把南方政权称为“南家”，到了清朝，就称为尼勘部落。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元刚统一时南北的隔阂。比如有些南宋遗民在谈话时，发现有北人在场时，就走掉了，心里觉得北人是征服者。而元统一之后，中国的主干、主流文化区在明清两代始终在一个政权的治下，没有再分裂过。元对弥合南北之间的分裂与隔阂是至关重要的。科举就是一个举措，大家考一样的卷子。
同时，我还是要强调多民族共同创造文化、繁荣文化的重要性。当其他少数民族随着蒙古人进入中原，吸纳了主流文化，使积极的中国文化创造者和参与者的成分发生了变化，一些重要的少数民族人物加入了，比如元曲家贯云石，是畏兀儿人，母语属突厥语；重要诗人萨都剌也是少数民族的。画家高克恭与诗人丁鹤年是回回人，书法家巎巎是康里人。他们从文化的学习者，变成了文化的创造者。还有元杂剧，本来的中心在大都，元中后期杭州成为其中心。其词曲作者中有不少是其他民族的知识分子。
对元史研究的发展来说，还有一些地方需要加强。韩先生当年留学时，是法国汉学兴旺的时代，那时候中国学界普遍感到他们在中国周边地区研究方面有明显优势，掌握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史料。现在情况有所变化，很多非汉文史料已经有汉文译本，这是一大改进。但就像读汉文资料一定要读原典，要关注文献学和版本学，使用史料时完全依赖现代排印本不够，有时还需要查对原始文献，即古籍的抄本、刊本和碑铭的拓片等一样，对非汉文文献，也不能完全依靠翻译文本，因为再好的翻译也无法完完全全地体现原文字面背后的意义和作者的感情，因此非汉文的史料也要多读原文。此外，当代欧美、日本学界长期以来对常用的非汉文史料中的大部分做过认真的基础工作，当代日本史学界对元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我们的元史研究者应当进一步加强多种语言的阅读能力。
其次，从我们的研究队伍来说，“文革”前人数非常少，之后一段时间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1980年代中后期略感进展稍缓，可能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冲击、元代历史比较短、元代不是中国主流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朝代等原因。和日本相比，我们四十五岁左右的元史学者数量偏少，出现了一定的学术断层。新一代元史研究者应当能够改变这个局面，每个学者都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学科的需要来发展。希望二十年之后，我们的学界仍能继续与日本并驾齐驱。
最后，元帝国除了包括忽必烈的子孙所统治的元本土（蒙古、原金宋统治区、河西云南、吐蕃与今新疆的一部分）之外，尚包括西北三宗藩，如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与钦察汗国。这一点我国的研究历来是较为薄弱的。希望新一代学者能够逐渐弥补这一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