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28期
超越二元对立：文化主义与晚清思想变局
主讲人 侯且岸 教授
今天和大家谈一个在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个认识的误区，就是二元对立。在生活中，二元对立的现象可以随时随地能感受到，比如说：好的、坏的，善的、恶的，多数是对立的，要迅速对某个现象做出判断，说这就是好，这就是坏。
其实我们如果从生活层面上升到思想和文化层面，我们也会同样看到这种对立，比如说在文化上就经常会听到所谓“中西文化”，我们天天都在讲中西文化，其实这个中西文化就是二元对立，文化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就是文化，把它分成了中西，文化如果再不加限定的话，就成为二元对立的一个凸显的思维现象。
那么与这种文化上的中西对立，我们还可以延伸，从时限上延伸到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更进一步的话，我们还会延伸到“新”与“旧”的对立（新文化、旧文化），我们往往不会把新和旧看成是一个共存的一对概念，把二者对立以后，必定是一方要吃掉另一方，要消灭另一方，所以这样一对概念在二元对立里面，就一直使我们的思维走向极端，这种极端又在思维当中造成了一种范式，甚至于它和某些因素，尤其是和某些政治的因素，如果一旦结合起来的话，它会形成一种思维的惯性，这样会达到一种效果，很难对问题形成全面的认识。
所以今天我们讨论的一个焦点就是思想当中“二元对立”的误区。我们大家都可以进行思考一下，究竟在我的思想中是否存在这样一个误区？而这个误区对我们全面、深入地去认知一个问题是否会有影响。我们下面要回到具体的一个思想史的研究范例当中来解析这一问题。
这个思想史的研究范例涉及到两位美国中国学家，一位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一位就是史华慈(BenjaminI.Schwartz)。他们两个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两个人都是犹太裔的学者，两个人都以研究中国思想史见长。两个人还有一个相似之处，他们在20世纪的六十年代相继推出了两部影响到整个思想史研究的巨著，一部就是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一部就是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 Yen Fu and the west）。
我们今天讨论六十年代的巨著还是要把它放到一种二元对立这样方式的去看它。这两部著作两种不同取向的呈现就表现在怎么看待中国文化传统，就是看中国古代向近代的转变过程当中，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否发生了变化。如果按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二元对立的方式，那么一定是当时学界流行的冲击-反应模式，就是说，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现代之间有巨大的矛盾，而且中国的传统是遭到了巨大的冲击，这在列文森教授那本著作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在列文森教授看来，中国的儒教，儒家的文化传统，形象点说，它是可以放到博物馆里了。就是当近代的外来的思潮冲击之下，儒家的传统已经消亡，而且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生活在感情与理性的纠结之中的，他们在感情对中国文化还有所依恋，而他们在理性上需要接纳西方的文化。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中国近代一大批反传统的思想家被塑造出来的，这些反传统的思想家是必须要和中国过去的文化传统决裂的，这是很典型的一个冲击范例。另外，他们还有一个观点就是他们对中国知识分子在自己的自身思想上发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他是允许的，因为中国思想家，尤其是近代思想家，在当时那样一个过程当中，在接受外来思想挑战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的内心、他们的思想都在潜移默化的变化中，他们不可能跟他们的文化传统完全断裂，不可能。
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史华慈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他就写到，我为什么要选择严复，就是一定要把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具体的解析，从这个传统知识分子身上发现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以及他和西洋近代十七、十八、十九世纪思潮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我不是把中国士大夫这个阶层看成一个毫无变化的、所谓的人为的“想象”的整体。我们在很多观念上把中国的士大夫想象成一个毫无变化的整体，它所承载的是一个已经死亡的文化。史华慈不是这样看的，所以他在研究严复的过程当中，他努力地寻找严复和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究竟有没有一个内在的联系。
所以在史华慈的研究当中，他寻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也是中国儒家思想当中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孝”。我注意到，史华慈教授在研究严复的时候，他并没有聚焦于“仁”，也并没有聚焦于“礼”，他聚焦于“孝”，他认为严复的身上体现了孝的这种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价值，他甚至说，整个中国国家从贫弱走向富强的过程当中，很大程度上有一个精神因素，有一个民族的活力来源，精神因素来源于什么？他认为是可以来于孝的。而且这种孝可以上升到从家庭、家族到近代国家，这完全可以成为整个国家的一个精神动力。这是他的观点。
史华慈的研究和列文森的这样一个研究，就可见出现了很大的反差。那么从史华慈的研究还可以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他并没有把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完全看成是一个想象的整体，他要做一个具体的个案分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谈中西文化的时候，也是人为的不做具体的分析，把一部分人和一部分思想看成是一个想象中的整体，这个想象中的整体在这个文化和思想研究当中是不存在的，这个时候我们千万千万要把它提出来。不存在想象中的整体，中国文化我想象成一个整体，西洋文化想象成一个整体，那其实西洋文化和中国文化当中，它都是有不同的，按史华慈说法，它们是不同的文化取向，是一个动态的变化。所以在二元对立这个思维之下，我们是无法认识变化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分析到这里，就要说为什么史华慈能够产生这样一个想法？这跟史华慈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有关，史华慈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时候，包括近代文化变革演变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文化主义（Culturism），今天我们要把文化主义特别拿出来分析，并且把这个文化主义看作是消解二元对立的重要思想方法。为什么这样说，史华慈就是针对他看到的二元对立的思想误区提出的。文化主义其实是针对民族主义这个观点，它是有对立的。近代的西方国家都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维系这些近代民族国家的是什么呢？民族主义观念，而这个民族主义观念和我们今天在当下人们说到的民族主义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它在近代特指西方国家的一个特有的概念，而中国并不是一个像欧洲，像德国、法国、英国这样的单一的民族。那么问题又来了，认识中国的文化，怎么去认识？在史华慈看来，维系中华帝国思想传统的并不是民族主义的观念，而是文化主义的观念。这个文化主义的观念是一个包容的、融合的这样一个观念，核心就是儒家思想传统。
所以正是由于这个维系民族传统的儒家文化，它一定会被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深刻的影响，这样形成的传统和知识分子的整个思想是不可能完全断裂的，所以在史华慈眼中，就有一部分非常特殊的中国知识分子，这批知识分子在二元对立的这样一个思维方式之下是找寻不到的，因为我们在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之下所看到的思想家，所看到的近代知识分子，要么是极端的反传统主义者，要么是落后的、守旧的一批知识分子代表，但是我们却不会想到，还有一批以严复为代表的近代的我们叫做保守主义的知识分子，或者我们也可以视为保守主义的知识分子群，这部分人，他们和中国文化是有着紧密的、内在的联系，他们对中国的文化是有深沉的爱的，当然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是有深刻思考的，他们不是盲目的反传统派。这些知识分子，他们主张的就是文化的调和，在文化调和主义的观念之下，他们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同样要把中国传统当中具有近代思维的这样一些思想成果介绍给西方。我觉得今天我们真是应该把这批知识分子做很深入的研究。
通过以上的分析之后，其实这里我们还要对二元对立这样一个思维的取向或思维的方式，要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事实上，二元对立的前提是二元，即二元的存在，二元其实是客观存在的，讲的是一个客观存在，就像我们讲到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其实它们都是二元的，就如同我们讲到的善恶都是二元存在一样，我们讲到的心与物、灵与肉，都是二元的。二元本身没有什么错，二元对立其实也没有什么错，它只是我们在认知一个事物、认知一个现象的过程当中的认识阶段。其实说白了，强调一个他物，认识一个他物，在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认知当中来看，认识一个他物，这本来就为更加深入或全面地认识自我提供一个必要的条件。我们认识某一个事物，去通过与另一个事物的比较来看这个事物。同理我们如果在二元的基础上把问题提到一个极致，就是二元到一个极致的话，那我们还可以把没有被发现的问题凸显出来。很多问题都是要把二元推到极致以后才会被发现出来的。
史华慈在他的教学当中也经常跟他的学生说到，说他经常讲到一个叫做一方面（the one hand）和另一方面（the other hand）,这个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是什么问题呢？他说要在这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之间不断进行比较，不断进行思考，来去发掘更深入的问题，而并不是静止的对立。我们今天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把二元对立看成是思维的一种静止的状态，并且使之绝对化，当这个二元对立产生矛盾以后，我们又把这种矛盾看成是一个绝对化矛盾，是要靠一方消除另一方来解决问题，所以思想完全陷入了绝对化的状态。其实黑格尔在讲他的辩证法的时候，他讲的这个辩证认识在“正”和“反”的基础上还有“合”。他讲的是一种辩证的发展，不要只看到了“正”和“反”，还应该有一个辩证的发展，我们今天举的这些例子引起的误区恰恰都是回避这种辩证的发展。
那么既然问题提出来了，我们怎么样去克服或者叫做摆脱，甚至按史华慈说的要超越这种二元对立思维呢？史华慈讲了很多有关人类超越的问题，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超越就是要超越一个既定的思维定势。黑格尔在《小逻辑》里面讲到，我们要达到一种超越就是“彼岸与此岸的统一，此岸与彼岸的和解”。也就是说，我们设定了一个他物，不要太认真，黑格尔说这个是概念当中的一个游戏。什么是游戏？就是在这个概念在运动当中两个概念要进行比较，目的是要去发现问题，不要太当真。所以我看到李欧梵教授在回忆史华慈教授的时候，也谈到了史华慈教授讲到的话，说我在讲中西的时候，我并没有把中和西看成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实体，而只不过是我论述当中提供了一个便利而已，就是我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提供了一个方便，我去认识它，有助于我去认识两者的不同，那么我在差异的提出当中我还要看它的相似，它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理解，黑格尔讲的概念运动当中“游戏”的观点很重要，我们不要太当真了，如果我们当真以后，认真到把它们看成是绝对化的对立。二元对立只是我们在思辨的过程当中提供的一个工具，提供了一个中介，提供了一个假设。我们进行假设目的还是还原于本身，但是不是简单的还原，这是辩证的发展，在不断比较当中提升我们认知和思维水平，这才是关键。
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回到这些思想大师来看看我们对二元对立这样一个思维究竟应该抱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觉得我们只要从史华慈的文化主义的角度切入来看问题，回到黑格尔对在思辨过程当中和概念运动当中存在的二元对立的解析，只要回到我们中国思想文化的具体的实际当中，我们就可能消解我们头脑当中存在的这种弊端，能够摆脱和超越这种在认识问题当中所陷入的二元对立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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