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湖读史》2016年 第2辑 江西师范大学瑶湖读史社
谁在为死亡埋单
—— 读《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
文 | 张莉
在美国几百年历史长河中，内战无疑是这条河流极其显眼的湍急之处。长达四年之久的美国内战夯实了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同时，也给北美这片自由之地拷上了沉重的枷锁。当众多学者、历史学家为内战加速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歌功颂德时，人们也慢慢开始了道德、人性的拷问与审判：这场内战究竟给美国、美国人民带来了什么。最近这段时间在读《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一书，作者德鲁·吉尔平·福斯特以死亡这一独特视角，将读者拖回到内战的战场。通过对军人死前、死时、死后的描述和剖析，展现了这一造就了美国的“死亡的事业”。在读过该书后也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当美国人民义无反顾的奔赴死亡时，谁在为这一事业埋单？本文将通过四个部分进行分析，试图揭开福斯特在著作中蒙上的含蓄面纱，进一步探究内战给这受难的国度留下的那道丑陋的伤疤。
一、交付生命的战士
在《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开篇第一章便是<死亡：“献出我的生命”>。1861年夏天北方发动了第一次布尔河战役后，南北方的这场博弈便就此开始了。战争持续时间之久，伤亡情况之惨重是双方都始料未及的。南北方的士兵正如棋盘上黑白密布的棋子，他们看不到整场战役的全局，更无法预料这场战役的走势。但是正如书中所言：“当他们奔赴前线时，他们便诉诸他们的文化资源、男子汉气概、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宗教信仰，准备好去面对即将发生的一切。” 战士们走上战场的那一刻，便充分理解了自己牺牲的本分。参加战争的目的看似矛盾却又浑然一体。追求自由生存的胜利是各方战士怀揣的理想目的，但倒下的尸体和或许在下一秒或许明天将会倒下的自身肉体却将参加战争的目的变得更直接易懂。“我参加战争，以献出我的生命。”
人真的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动物，当战士们看多了鲜血，看惯了死亡时，他们似乎会忘记生命本身、人类社会本身该有的样子。于是开始为死亡做准备，追求“死亡的艺术”。
的确，死亡是一门艺术。死亡不是简单的一死了之，追求“善终”（Good Death）是19世纪中期美国的核心观念。这些愿交付生命的战士，也努力践行着这一传统，极力为自己、为战友、为远方的亲人担负“善终”之责。这些战士为死亡付出了太多，即使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牺牲，准备好了迎接死亡的到来，但是在等待死神来敲门的那些时刻，他们会忍受着不安、惶恐。等待总是令人心烦意乱的，更何况是等待死亡。当他们被子弹穿身而过、被疾病肆虐，他们更是饱受死神来回游荡的折磨。其次，他们还在想着给远方的亲人一个关于“善终”的交待。北方与南方的美国人都认为死亡的重要性是至高无上的，然而由于战争残酷的现实，无法给亲人见证死者“死亡时刻”的机会，于是士兵便开始努力构建“善终”。临终遗言估计是最合适不过的。士兵在弥留之际写下或托人代写下自己的遗言。他们通过笔，写下给家人的“最后一封家书”。在信中，士兵没有对战争的抱怨，没有对死亡的恐惧，没有对生命终结的惋惜。他们用尽自己的最后一丝力气，只为了向即将失去儿子的父母、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亲的子女报一声“我死的从容，得到了善终”。正如在葛底斯堡战役后，密西西比州的杰里迈亚·盖奇在给母亲的信中写到：“这可能是您最后一次收到我的信了，我利用最后的时间告诉您，我死得像个男子汉。”当战士们终于完成了死亡这一事业，他们并不意味着对死亡停止付出。他们躺着的是他乡陌生的土地，等待着的是草草埋葬或是曝尸荒野。最终胜利的理想与他们无关，但他们都一一践行着死亡，承受着死亡。
二、交付人性的杀戮者
文中第二章引用了托尔斯泰的这句话：战争最令我兴奋的地方是“他的真实性”并非将军们的运筹帷幄，也非军队的大型演习，而是“真实的杀戮”。没错，无论怎样解释战争，它带给我们无疑是活人变成了死人的真实。不管是性善论中“人之初，性本善”的预设，还是性恶论“人之初，性本恶”的警告，他们都无法否认人身上是有一种情感的。它能叫人区分善恶，使人们产生恻隐之心，使人保持理智。这是人区分与其它动物的关键所在，是我们所称的人性。已退休的美国陆军中校、军事心理学专家与前西点军校教师戴夫·格罗斯曼也曾论断：“人不是天生的刽子手。”然而事实是，在美国内战中，正是这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在战场上变成了杀人狂魔。那么，是什么使得士兵破除杀戒。这些造成大量死亡的士兵，在死亡中又背负着怎样的责任。
毋庸置疑，找到杀戮的动机比杀戮本身更难。当个体士兵手持武器冲锋陷阵时，他们的心中必要有十分的坚定信念，才能促使其痛下杀手。这一功课南北方的政府、牧师布道与宗教刊物都已替他们做好。双方都坚信上帝与自己站在同一边，对敌人的杀戮是为了世界最后的最好希望。他们将这些信条灌输到士兵的头脑，因为他们才是直面杀戮、直面死亡的冲锋者。于是，士兵们怀着这样的信念，向与自己所差无几的同胞打响了第一枪。于是之后便轻而易举了。当然对待黑人士兵，他们更是手到擒来，像踩死一只蚂蚁般轻松。其次，复仇心理也是加重杀气的重要因素。当战士看到与自己并肩作战的战友死于敌人的刀枪之下，那种将对手置之死地的怒火便油然而生，那么杀戮的罪恶感更是烟消云散了。士兵是杀戮的执行者，也是被杀戮的对象。战争的惨烈赋予了他们杀人的正当理由与权力，他们不可选择的置于战场这一特殊的环境。要么去杀，要么被杀。战士没有其他选择，是死亡本身将士兵的人性外衣剥夺。在死亡面前，士兵只能交出自己的人性，才能适应战场中的生存法则。当士兵终有一天战死沙场时，个体的杀戮才算终止。比起这些已亡命战场的人，更加不幸的或许是那些战后幸存者。在战争的特殊年代，他们或许还可以为人性的泯灭寻找辩词，但当战争结束后，当他们重新回到人类社会时，这一和平景象让他们愈发躁动不安。也许身上还有敌人射入的子弹，也许在战争中被截去的双腿还证明着自己曾是个受害者，但是当脑海中不断浮现自己向对方挥去的刺刀，自己射穿敌人的胸膛涌出鲜血时，感觉任何理由都难以抹去自己是个杀戮者的事实。于是才意识到，战后的自己再也回不到过去，因为自己终将为死亡买单。
三、交付希望的丧亲者
硝烟过后的战场格外空寂。当枪声渐退，留在战场上的便是满地横七竖八的尸体。每一个躺着的尸体背后，都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在内战时期，尤其是到中后期，随着战事吃紧，伤亡人数骤增。每天的伤亡名单大大降低了准确性和完整性。后方的人民对获知奋战在前线亲人的安全情况的要求更显得迫切。收到亲人寄来的家书，上一秒还是幸福的，但当读后的下一秒也许就会掉入绝望的泥潭。因为收到的可能是亲人的临终遗言或是他人寄来的悼唁信。在内战期，几乎每个家庭都提心吊胆。因为他们不知道不幸何时会降临到自家门前。当满心绝望的亲人跑到战场只为找回死在战场上的亲人时是多么的荒凉。在当时，人们竟产生了一种现代人无法理解的羡慕之情。即羡慕他人在死人堆里找到亲人遗体并送回故乡。因为在当时将亲人运回家乡埋葬也成了一种奢侈。死人太多了。找到了遗体竟犹如看到亲人活蹦乱跳般兴奋，也只有经历过那个战争年代的人才会理解。因为比起他们，还有更加不幸的寻亲者。亲人在前线，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对于后方的家庭更是一种身心折磨。他们一遍遍的跑到战场上寻找，一次次的拜托某些机构找。有的一找便是几年、几十年。在死亡面前，他们虽然还活着，但同死去几无差别，甚至不如一死来的痛快。因为在这场战争中，他们把唯一的希望交付给了国家，他们无法体会战争胜利后给他们允诺的幸福。比起亲人在身边，其它显得便微不足道了。福斯特在书中特别提到一个寻亲事件：“1868年，联邦军需部部长蒙哥马利·梅格思决心将一名1864年5月死于华盛顿一家军事医院，身份无法确定的士兵的照片刊登在一家北方杂志上。在那之后，梅格思收到了大量反馈。丧亲者的希望之巨大与持续时间之漫长，在这一事件中得到了充分展现”由此可见，亲人的逝去并不会因为战争的结束而终结。在死亡面前，丧亲者拱手交出希望，过着将就的生活。
四、这受难的国度
战争过后，这个追求自由的国度注意到了对死者的责任，于是出现了一串串冰冷的数据。死亡统计不断翻新、完备。一座座公墓开始建立，各种纪念活动纷纷开始了对爱国者的悼唁。这是“死亡的事业”的最后一步。在长达四年之久的这场战争中，死亡终于要接近尾声了。但正如书中所说，我们仍生活在这场内战所造成的死亡世界中。当我们现今回首这场战争，即使我们未曾亲身经历，但对“死亡的事业”的狂热仍会让我们触目惊心。在死亡这个事业中，几乎整个国度的每位公民都为之付出了许多。不论是文中提到的奋战在前线的战士、焦灼等待的后方亲人，还是本文无力提及的众多平民、志愿者，他们都为这一事业付出了代价。这受难的国度，不仅仅是战争给它带来的满目疮痍，更是战争所消耗的人性关怀。当人们把死亡视为一种目的，用死亡来创造意义的话，那么生命的意义何在，人文情怀又从何谈起。倒下的身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腐化，但是倍受折磨的心灵却很难被抚平。当士兵抱着死亡的目的冲上战场时，这受难的国度的哀嚎便同步奏响了。
本文刊于《瑶湖读史》2016年第2辑P96-P98页。图片均源于网络。如有需要纸质刊物的朋友，请给本公众号后台留言。自取每本18元，包邮每本28元（邮费10元），比较远的朋友需按实际情况补邮费差价。【注：我们不是售卖，只是提供给有需要的朋友，只收回成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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