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万历十五年》 作者：黄仁宇
作者简介：黄仁宇（1918～2000），湖南长沙人，早年辗转于求学，从军之途，曾梦想成为中国的拿破仑，然而时代不允许有这样的机缘，其后赴美研习历史，于一番逼仄煎熬之中提出大历史观，主张要“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而不能以简单的道德批评价笼罩一切。中国少了一个拿破仑，却多了一个以其睿智打开人们视野的历史学家。
代表作品：《中国大历史》、《明代的漕运》《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
一、关于本书的概况介绍。
本书主要介绍的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万历皇帝的人生以及内阁与皇帝斗争的事情，对万历皇帝的性格，出身，以及万历皇帝与宦官的斗争和怠政的内容做了详细的概述。本书中除万历皇帝外，还涉及到内阁首辅张居正、申时行，慈圣太后，耿直又古怪的海瑞，将领武官戚继光，还有李贽等等人物，全书共分为七个主要章节，还有参考书目、附录一、附录二，详细的介绍了万历皇帝年间明朝由盛转衰的事件。
二、关于各个章节的梗概。
首先书中的自序提到了作者关于明朝衰落原因做了剖析，说明明朝衰败的原因是民穷，认为全国的重税超过了百姓的负担，又进一步解释了民穷的原因是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而且作者指出明朝采取高度的中央集权，不提倡辅助先进的经济，保护落后的经济，也就是说“重农抑商”造成了明清经济的落后，“以德治国”的思想渗透到是生活中，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
开篇写到了主角万历皇帝，说到了万历皇帝与慈圣太后的关系，文中说到了“根据皇家的习俗，一种无形的距离就存在于太后和皇帝之间，使母子之间的天性交流变得极为不便。曾经万历曾下令修葺装潢慈圣所居住的宫室，竣工之后，他请学士写文章，在皇帝下跪时逐句诵读，万历皇帝在多年之后依然为慈圣太后办理寿辰。而且还介绍了万历皇帝重视礼仪活动的性格，皇帝参加各项礼仪，需要更将各项礼仪的冠服，比如在农坛举行的“亲耕”，官员二人牵牛，耆老二人扶犁，其他农民携带各种农具，又有村男村妇，高唱太平歌。皇帝本人用漆金左手执鞭，右手持犁，完成亲耕的任务后，顺天府尹是北京的最高地方长官播种覆土。完毕后，教坊司尤伶向皇帝进献五谷，表示陛下五谷丰登。万历皇帝还有好大喜功的性格，他在位时，徭役的繁重造成了朝廷开支过大，紫禁城占地四分之三万里，宫殿为琉璃瓦，汉白玉砌筑，还有各种高级寺院，极其奢华。万历皇帝对王皇后不感兴趣，而喜欢上郑妃子，他们的热恋始终终生不渝，而且慈圣太后也急于抱长孙，但是这养成了万历皇帝骄奢淫逸的恶习。首辅大臣张居正既是官吏又是万历皇帝的老师，万历皇帝从小就随张居正首辅学习书法，历史作画等，是朝中大事无一不取决于张居正一人，所谓“中外大柄悉以委之”，张居正也就当仁不让“既得国，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尽管万历皇帝对张居正言听计从，但这位元辅兼帝师对小皇帝管束过严，干涉过多。一次万历读《论语》误将“色勃如也”之“勃”误读成“背”音，张居正当即指出“当作勃字”，其声如雷鸣，万历“悚然而惊”，在场同僚无不大惊失色。又一次因为在西内的夜游传旨让宫女弹奏新曲，宫女不会，万历大怒，说她们违抗圣旨，截去女人的长发，结果年轻的万历帝被母亲罚跪而且让他和张先生商量在做裁决。这张先生和太后的联合夹击对万历来说怎样成为大权独揽的名副其实的君主，首先是摆脱张居正的影响，然而又在郑氏的作用和圣德太后的影响下，又改变了对张居正的态度。此章介绍了万历皇帝与慈圣太后和内阁首辅大臣张居正之间的关系讨论，万历皇帝的跪拜礼及其于张居正的生活以及在张居正家事对张居正的态度以及在张居正死后对张居正抄家查产的厌恶情绪，进而引发皇帝对宦官的斗争。
第二章介绍了内阁首辅申时行，申时行在皇帝经筵的值讲，必然是出类拔萃的表现，至少是个伟大的思想家。皇帝可以在经筵上提出问题，但不能斥责百官，否则属于失礼。文渊阁是皇帝执掌御前文墨各官召见时歇足之处，用抽象的原则解决实际的问题，或者说把实际的问题抽象化。身为首席大学士，经筵监督者，申时行有责任去和谐演出，但是皇帝出现怠倦或者讲官失言时，他就要咎由自责。还讲到了帝国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或实施后成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其实也提到了朝廷文官具有“阳”和“阴”相结合的特点，也写出了科举制度表面看上是个人的成果，实际上是大家庭一起努力的结果。申时行决心做和事佬，他的诚意得到了某些文官的尊重，同时也有反对。他虽然有时被批评为张居正的循吏，但是申时行并不会改变风格，申时行一是天赋，二是得到前任和后台得到教训，申时行的虚心和耐力，使之成为张居正的接班人。申时行虽然为聪明人，1572年担任文源阁主人，为了首辅，与冯保周旋，但是在十年后身败名裂，成为了历史上的悲剧。张居正的新政重点在于拯救文官的风气，富国强兵。但是在县官勘查他的辖区时，时常发生欠税欠粮的现象。张居正的措施放弃先古圣贤的宗旨，企图用行政效率来代替“礼”的精神，结果落得批判的下场。张居正把个人的标准对官员进行升迁或贬，威胁了文官的安全感，，而申时行为了胸襟开阔，申时行对参劾过自己的官员不追究，甚至晋级。他和万历皇帝关系很好，，在皇帝的心目中得到了信任，申先生又以劝说能力，委婉请求放弃内操。然而申时行用恕道待人，又鼓励诚信，然而这种理念并没有使他成为主角，反而万历皇帝的放弃诚意让他不安。以理服人，而不是以践压人在朝廷行政效率低，文官相斗之间并不适用。
第三章介绍了张居正去世时明朝的政治形势，张居正去世后，朝廷失去了重心，文官的派遣和升迁，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而且表面上衬托一种所谓宁静的现象。重振道德的运动，而且党争也愈演愈烈。万历皇帝的立太子之事朝廷争议上下，万历希望立常洵作为自己的太子，借口说因为常洛年纪太小，第二就是说立诸大权均为私事，他在朝廷争辩之际，突然册封第三个儿子册封太子，于是他又找到皇后年纪轻轻，有生育太子的可能。但是没有人提及法律的问题，皇帝废长立幼可能会找到证据。第一、常洛没有天生继承大统的权利；第二、立长不立幼，第三、嫡子有继承权，第四、如果万历皇帝废去孝庄皇后不可，可以使常洵成为名正言顺的嫡子。但是文官的强大的力量是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实际上他控制的至为微薄。朝廷把诗书作为立政的根本，这种积弊的根源在于财政的安排，更难判断的是京官的操守。而且这种以德治国和官员的双重性格发展越来越明显，就连精明的张居正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万历的懒惰并不只是党争，官争的压力，而且也有抽鸦片的嗜好。正德皇帝有喜欢练兵和游玩豹房的爱好，而且亲征讨伐鞑靼遭到了大臣的反对，但是正德不加理睬。1519年准备南方巡视的时候，文官又不接受他的视察，他逝世后谥号为“武宗”。万历皇帝缺乏叔祖的勇气和积极性，而且消磨时光，看宦官斗争为喜，怠工使帝国限于深渊，危机严重。
第四章活着的祖宗介绍到了申时行在任命首辅时的一些事情。首先，对于他的行政成就，往往得力于微妙的人事安排，治理黄河就是我们帝国的一大难题，对于这一问题，就是责成总理河道的御使妥善处置，人力和技术需要在钦差大臣范围内就地解决。首先申时行最信任的是治河专家潘季驯，潘季驯使用“柳辊”作为工具，先把植物和泥土像织地毯一样构成长块，再用大树和绳索造成中心卷架，然后把“地毯”卷在架上，用大树枝和大绳索扣紧。中央政府对于这样的浩大工程无力支付所有费用，但是发的是初步的办公费。潘季驯无论从经验和威望都能胜任，但是由于申时行被参劾然后就被罢官。北方的边防没有发生重大的事件，也是申时行的政绩的范例。1590年，李联芳在甘肃、青海交界地方陷于蒙古军队，作战身亡。朝廷文官主张讨伐，但是申时行提出了五十年前，蒙古部落在俺达的号召下组成同盟，与明朝军队作战，伤军民无数。但是1570-1571年，朝廷赏赐给他互市和贸易权利作为交换权利俺达答应了。万历皇帝在祈天时行礼申时行代表全体官员致答辞，声称臣等奉职无状，以致天降抗旱。万历在仪式结束起驾回宫时候，叩头跪下，万历回敬：“先生劳苦”。申时行理解万历的感情，也同情他的处境。预祝陵寝的一件事中，在风水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以道德解决问题的人用技术的名义去解决道德问题。于是组成了类似于委员会的机构，军官也参加了机构。1587年申时行的督工，使万历皇帝增加对申时行的信任。如果一位皇帝没有把自己能力和政治生活结合使用，他的个性也会无从发挥。今天走进万历的陵墓，最感到感触的是一个躺在石床中间，面部虽然腐烂而头发却保存完整的骷髅，这就从侧面上反映了万历皇帝活在压抑之中，个性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
第五章介绍了模范官员海瑞，海瑞是一位尊重法律，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而且会忠实法律，不因为条文的缺漏含糊而加以忽略。他的一生是一位用自我牺牲精神来服务的有教养的读书人。1560年，左副都御史受命清理盐法，南北各省的食盐征收专卖都归他节制，以期增加政府收入，加强抗击倭寇的财力。可是淳安县令海瑞给他一个禀帖，一开头写到“严州府淳安县知县海谨禀”，但是他接到禀帖后没有进入淳安，而是绕道他去。海瑞失去了升迁的机会。1565年，海瑞再次表现了他的直言胆略。当时他已经升迁户部主事，官阶为六品，这是一个中下级官员的职位。嘉靖皇帝喜好向神仙祈祷和觅取道家的秘方寻求长生不老。经过考虑，海瑞向嘉靖递上了著名的奏疏。这一张奏疏虽然极端尖辣，但又谨守大臣本分，嘉靖读后非常震怒，不让海瑞逃跑，但是海瑞不逃跑，在递奏之前买了棺材，下的人荒马乱，然后嘉靖帝又读奏章，于是没有给海瑞任何惩罚，但是骂了自己的宫女。但是过不久又将海瑞逮捕到东厂禁锢，随后1567年隆庆皇帝登极，海瑞被释出狱。而且海瑞为徐阶有救命之恩，而海瑞强迫他归田，一方面显示自己的执法不阿，另一方面也要收取民心，增加自己的威信。他为农民的放贷借贷现象规定条文必须以书面契约作为依据，否则条文不得使用。但是海瑞最后又被印在了罢免的奏疏上，海瑞又在1570年辞职回乡。两年后，万历登基，张居正任首辅，与海瑞接触时，在信中说：“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堪也。讹言沸腾，听者惶惑。仆谬于钧轴，得参与庙堂之末议，而不能为朝廷奖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议，有深愧焉。”这封信侧面抨击了海瑞轻率躁进。海瑞的做法力图恢复洪武皇帝拟定的制度。洪武皇帝在村内设“申明亭”和“旌善亭”一个是管纠纷，斗争；另一个管表扬。财政制度上，政府规定了按面积征收田赋，除浙西外，其他地区税率较低。而且本朝没有货币制造机构和商业法律，货币也不是通过机构制造，而是发放官俸，赏赐官军所得。而且财产的所有权的维护和遵守契约的义务，不能再商业中大量维持，却体现在农村的租佃及抵押上。海瑞最后被迫退休闲居，海瑞有着美好的家庭生活，同时自己也是个孝子。海瑞起复最后为南京右督御史，但是最后又有监察御史参劾海瑞，对海瑞做了全盘否定：“莅官无一善状，维务诈诞，矜己夸人，一言一论无不为士论所笑。”这种近身攻击和批评，遭到下级官僚的反对。可见整治措施和道德伦理结合一起，虽然最后海瑞没被免职，但是文本被洗劫一空。可见这个耿直的官员虽然为了报国尊法，但是触犯了明朝的宦官们的利益，以至于得罪了宦官，在朝廷摇摇晃晃，起起落落。
第六章主要介绍了抗倭英雄戚继光，他对南方军队和蓟州北部边防做了相当大的贡献。首先，在领导南方抗倭时，明知武将领兵作战，并不能与文官的施政原则相容。而且朝廷也不会拨给巨款，主要靠地方的补给，然而这种局面是政治一元化和孔孟之道的伦理观造成的。倭寇出征的原因是国际贸易。在作战初期，主要因为军队装备精良和战术优势，但是戚继很快明白一方面以严格管理，一方面保持士气，戚继光在训练这支军队时注重小部队的武器配合，然后发明了“鸳鸯阵”，就是右边持方型藤牌的士兵，其主要任务是在与保护即得位置，稳住本队的阵脚。左边持圆型藤牌的士兵，则要匍匐前进，并在排后掷出标枪，引诱敌兵离开有利的防御位置。而且戚继光募兵原则只收农民。而且戚继光将自己的训练法用传统农业观套用热兵器，而且将冷兵器和热兵器相结合起来，是历史的一次重大开创。1564年后，日本放弃了骚扰东南沿海的念头。面对蓟北地区的蒙古，战车的使用成为战术的主要部分，，而且装载“佛郎机”轻炮两门。而且还运用“鸳鸯阵”的战术，而且当火器的威力发挥之后，步兵就从战车之后冲出，这样的战术使得蒙古军队不得骚扰明朝边境地区。而且戚继光的当朝收到了张居正的很大支持。和戚继光同时代的武人，没有建立像戚继光的伟业。戚继光也是武人中的文人，也是一位能把人事上的才能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能在农业社会环境下将军事科学与技术相结合得到发挥，他是中华民族一代的民族英雄，是一位时代伟人。
最后一章讲到了儒生李贽，李贽虽然是有了“吃饭穿衣就是人伦物理”的思想，但是他的追求超凡人生使自己落入人生的深渊。虽然早年穷苦，为农民家庭，但是读书使其变为官，但是个人的悲观和好争辩的性格使李贽从任教到筹钱修建寺庙探索人生真谛。李贽曾强迫他的幼弟，狎妓，还强迫寡妇化缘，还与颜山农就地打滚，但是李贽做出了答辩，尤其是就地打滚：“当打滚时，内不见己，外不见人，无美于中，无丑于外，不背而身不获，行庭而人不见，内外两忘，身心如一。难矣，难矣！”，这一段公案，就反映了理学被心学反对的案例。理学朱熹主张的方法是“支离”，认为宇宙的自然法则和道德伦理结合一体，治学方法被称为“理智化”、“客观”、“归纳法”，认为人的心需要格物，通过格物达到致知。而王守业主张直接追求心理的自然自在，，宇宙间的有无是个人心理上的反映，所谓“天理”，就是先天存在于个人心中的最高尚的原则。一件物体有白色乃是因，在观察者心中产生了白色的感觉才是果，由此“知行合一”说产生。1601年初春，芝佛院被一场大火烧的四大皆空，，元凶是地方官吏和缙绅所指使的无赖。1596年，有一位姓史的道台想去除李贽，李贽说佛用来为国祈福。在生命最后一年里，致力于《易经》的研究，但是就在这一年，努尔哈赤建立半现代化军事组织，集生产、管理，动员为一体。因为李贽的妄言于世，以致佛教流传，儒学被排挤，“迩来缙绅士大夫，亦有唪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知遵从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于是皇帝看到此奏疏批示：“李贽应由锦衣卫捉拿治罪，他的著作应一律销毁”，最后李贽在万历十五年离开人世。
三、自身观点总结。
首先，明朝的衰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以礼治国的观念深入人心，缺乏法律为主的约束，建立小农社会，没有形成良好的商业机制，也没有形成行政和司法分离体制。
然后，行政官的数量越多，行政效率越低。朝廷内阁制的制约以及官员数量越多，慈圣太后的干涉，首辅张居正的制约，万历皇帝的个人的压抑的性格和染上了不良的嗜好，这些个人因素造成了机制运行的效率的降低，从而使制度不断变为僵化，没有经过从上而下的改革，闭门造车的处世态度，造成了明朝的中央内部机构腐化，从而加速的内部的衰弱。
接着，对于北部边防和日本倭寇的入侵不加强军事训练与管理，过度的重文重礼体制对于侵略者的行径采取了妥协谈判的态度，也没有与科技相结合，造成了军心涣散的结果，使军队长期陷于低迷状态
最后，由于中央对地方采取坐视不管财政的态度，以及地方农民的借放贷加深了与地方的地主豪强的矛盾，没有纸面契约，也没有商业法律约束，从而使农民贫穷，，激化了阶级矛盾，为引发了明末的大起义埋下隐患。
参考文献：【1】卢梭，《社会契约论》，浙江出版联合集团，2016年版
【2】李硕文，《万历心态与明朝衰落》，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内蒙古电大学刊，2011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