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三巧合与三本书
1947年农历9月14日出生的王辉斌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辑轶学的研究与乐府文学批评，并兼任中国孟浩然研究会会长、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杜甫研究会常务理事等学术职务。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评审专家。已出版的独撰著作有《商周逸诗辑考》、《先唐诗人考论》、《孟浩然研究》、《王维新考论》、《李白研究新探》、《杜甫研究新探》、《唐代诗人探赜》、《唐代文学探论》、《宋金元诗通论》、《四大奇书探究》、《唐后乐府诗史》等19种，并主编《孟浩然大辞典》、《孟浩然研究论丛》（第一、第二辑）等书，发表论文近400篇。先后应邀在山西师范大学、湖北大学、台湾淡江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作过多次学术报告与演讲，并应邀在中央电视台解读孟浩然。所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乐府诗批评史”已进入结项阶段。这样一位著作等身的全国知名学者，与家大人同岁，此一巧也。
笔者毕业于江苏省扬州中学，因学习成绩优异，被学校推荐到南京大学参加保送生考试，以总分第三的成绩顺利通过考核，进入基础学院文科强化班（简称“南强”）学习。这是一个贯通文史哲的大文科班，其丰富多彩的课程设置，使自幼酷爱文史的我获益匪浅。由于“南强”的学生在入学后就提前实行导师制，因此我非常幸运地成为了南京大学新当选的“文科院士”莫砺锋教授亲自指导的本科生。莫师砺锋先生是学术泰斗程千帆先生的高足，1984年即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是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其学术兼职有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等。莫师不仅与王辉斌先生相识已久，而且还为王先生于1999年10月邀请到其所在的襄樊学院（2012年2月已改为湖北文理学院）讲过学，笔者对王先生可谓大名久仰，此二巧也。
而我与王辉斌先生真正谋面，则一直待到其哲嗣王永波博士的出现。2008年，笔者由教育部公派至英国一流大学深造，是南京大学和英国爱丁堡大学第一个联合培养的博士生；2010年6月，获得文学博士学位；9月，即进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跟随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钟振振先生从事宋代文学的研习。而王永波博士（2006年获四川大学博士学位）在南师大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的导师程杰先生，也是宋代文学研究的专家，相同的学术专业加上相同的研究方向，使得我俩就此相识相知。在王永波博士的引荐下，笔者很快就得见了王辉斌先生之庐山真面目——2011年10月21至24日，作为新晋的中国孟浩然研究会会员，笔者远赴湖北襄阳，参加了由中国孟浩然研究会、襄阳市人民政府、湖北文理学院（时称“襄樊学院”）联合主办的“2011年孟浩然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且发表了《我似骑驴孟浩然——论中兴四大家对孟浩然的接受》一文（载《孟浩然研究论丛》，黄山书社2011年9月版，第529—538页）。此三巧也。
因了上述之机缘巧合，我在与王辉斌先生结识交往的这三、四年中，他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治学勤勉，笔耕不辍，学术个性鲜明，学术成果丰硕，真“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正因此，王先生在2008年5月—2014年1月不足7年的时间里，即出版了整10种著作，其依出版时间之次序为：《王维新考论》、《孟浩然大辞典》（主编）、《唐代文学探论》、《唐后乐府诗史》、《宋金元诗通论》、《孟浩然研究论丛》（主编）、《杜甫研究新探》、《商周逸诗辑考》、《王辉斌学记》、《李白研究新探》。10种著作共约500万字（具体参见《李白研究新探·后记之一》）。其中，《孟浩然大辞典》、《宋金元诗通论》还分别获得了华东地区优秀图书二等奖，《商周逸诗辑考》则获得了湖北高校首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14年4月20日，王辉斌先生签章寄赠了《孟浩然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唐代诗人探赜》（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唐代文学探论》（黄山书社2009年版）三书与我。此“唐代三书”于王先生乃皆属旧作，但其对笔者这个晚生后学而言，则都是一些新的参考资料，且根本无处可买（学术著作印量极少，乃人所共知之事）。因此，我在拜读之后，获益良多，特笔之成此稿，以求教于王辉斌先生及各位读者博雅君子。
二、本论：三方向与三特质
自笔者出生后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王辉斌先生即在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唐代文学的研究领域中取得了引人瞩目的学术成绩。三十余年来，王先生围绕着唐代文人生平事迹的考证，尤其是李、杜、王、孟等大诗人的专题研究，以及对唐代诗人婚姻问题等领域的探索，先后出版了十多部专著。其具体如下：
通过上表所列的著述目录，我们不难发现，王先生对于唐代诗人的考证与研究，可谓兴趣浓厚而深远，热情历久而弥新。1999年夏天，笔者保送至“南强”读书，开始了对于传统文化的科班求学之路；与此同时，王先生则制定了一份体系庞大的研究计划——撰写并出版一套“唐代诗人研究四部曲”，即：《杜甫研究丛稿》（18万5千字）、《李白求是录》（30万字）、《孟浩然研究》（26万字）以及《唐代诗人探赜》（40万字；原名《唐代诗人考索》，题签者即先师祖程千帆教授）。十年磨一剑，2009年《唐代文学探论》（40万字）的出版，标志着这一计划的全面完成和升级扩容。
仅就笔者获赠的这洋洋洒洒百万余字的“唐代三书”而论，王先生的学术研究方向与研究特质即可见一斑：《孟浩然研究》，全书共分五章，重点对孟浩然的生平进行了考察，同时兼及对其诗歌作品进行了编年。内容包括：“孟浩然的行止”、“孟浩然的交游”、“孟浩然的作品”（上、下）和“孟浩然研究争鸣”，是唐代文学研究史上全面系统、具体翔实地探讨孟浩然其人其作的第一部专著；《唐代诗人探赜》（外一种）由《唐代诗人探赜》与《全唐文作者小传校考》两部分组成，实际上是两种各自独立的学术著作。《唐代诗人探赜》共分七章，选择性地对陈子昂、王维、李白与杜甫、陆羽及崔国辅、高适等盛唐诗人，怀素、张继等中唐诗人，李商隐、皮日休等晚唐诗人，共计21 位唐代诗人的生平与创作，做了深入细致的探赜，并对其中一部分诗人在某一时期的研究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回顾和评述。《全唐文作者小传校考》作为考证性专著，是第一次全面地对《全唐文》（中华书局1984年影印版）前371卷中所列作者小传进行的校考，为人们进一步使用《全唐文》作者小传提供了一种给力的参考。《唐代文学探论》则以“文化散点透视”为切入点，对唐人、唐事、唐文、唐诗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立体观照。全书的研究对象，共分五类，每类一辑，各具特色。第一辑“唐诗现象篇”，重点阐述了唐诗创作中的新潮流“诗序合一”，别具匠心的“制题艺术”，“清词丽句”创作现象的演进以及“佛境风物”类的山水诗；第二辑“作品探骊篇”，分别对王绩的“婚姻诗”、孟浩然的“佛教诗”、李白的“赠内诗”、张祜的“题咏诗”、杜牧的“登高诗”等作了首次探讨；第三辑“杜学思辨篇”，从不同的角度和切点深入，对存在于杜甫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如生卒、婚姻等杜氏生平，以及“沉郁顿挫”、“吴体”等杜诗艺术进行了重新的考察；第四辑“唐著评论篇”，针对古今六种属于唐代文学研究范畴的著作，或“考略”，或“疏误”，或“商评”；第五辑“综合附录篇”，则主要是由与唐代文学相关的序文、译文及散文研究等组成。五辑合而为一，不仅内容上丰富详实，外在形式亦灵活多变，因而成为一部颇具创获的唐代文学研究新著。
就体系而言，“唐代三书”中的前两种，即《孟浩然研究》、《唐代诗人探赜》属于王先生研撰中的“唐代诗人研究”（详见其《唐代诗人探赜》后记——我与“唐代诗人研究五部曲”）系列的成果；而后一种《唐代文学探论》，则是“文学史系列”的成果（详见其《唐代文学探论》前言）。顾名思义，“诗人系列”不仅注重对其作品的文学性研究，更加侧重于对诗人的生平、交游、思想、创作等社会活动，以及文本真伪、版本流传、作品系年等学术方面的历史性考证；而“文学史系列”除了对诗人的作品文本进行了重点观照之外，还涉及到了一些属于文学现象、艺术精神等“文学史”方面的内容。在研究方法上，前者是考多于论，而后者是论多于考。由此“唐代三书”可以获知，王先生对唐代文学的研究与其学术研究的方向，主要包括着：（一）作家生平。继承了清代学者的朴学方法，在详尽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严密考订众多诗人的籍贯、生卒、行踪、仕宦、交游等方面；（二）作品文本。在辨析作品真伪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或宏观扫描、或微观透视的论析；（三）研究前沿。对文学艺术的内外部规律及发展概况进行动态性的探讨。
凭借广泛的涉猎，开阔的视野，王辉斌先生在梳理了富赡详实的材料的基础上，以其严密的逻辑，在结论上新见迭出。其中，不仅有许多属于“原创性”的认识，而且凭藉材料对一些“老问题”也提出了不少新看法、新见解。这与王先生几十年如一日的重视主要作家之研究史、接受史的研究有关。为王先生所关注的每一个研究对象，都擅长于了解及时的研究动态，掌握大量的研究资料，从而培养了他对于唐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敏感性，因此能够发现无人问津且又具有研究价值的新天地，催生出累累而又沉甸甸的学术成果——《唐代诗人探赜》的第五章《盛唐文学探微》，大致考述清楚了过去不受重视的崔国辅、綦毋潜、任华等盛唐文人的生平、籍贯与仕历，填补了盛唐文学研究的空白。与之类似，笔者读博期间的课程论文《〈云南志〉佚文考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1期，第140-143页；被引频次1：张涛.《蛮书》文献价值浅析[D]. 中南民族大学 2011）即通过相关的文献梳理发现宋人姚宽于其笔记体著作《西溪丛语》中引用了唐人樊绰《云南志》的相关内容，为今本《云南志》所无，当为一条佚文；而该书以“《云南志》”命名，亦自《西溪丛语》始。而《唐代文学探论》第二辑“作品探骊篇”则从耳熟能详的唐诗作品中发掘被人忽视的方面。例如，王绩、孟浩然、李白、张祜、杜牧等都是唐代著名诗人，因为人们过分地关注于他们创作的某一方面的突出之处，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从而遮蔽了一些本不应忽略的创作成就，如王绩的婚姻诗、孟浩然的佛教诗、李白的赠内诗、张祜的题咏诗、杜牧的登高诗等。针对这此诗人的诗作，王先生即从不同的研究层面切入，揭示出了前人所未言的内容。与之暗合，笔者本科三年级的课程作业《说“好会”》（《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3期，第47页；被引频次1：汪维辉《说苑》与西汉口语[A]. 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十辑）[C]. 2007）就是对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汉语词汇史上一点“发明创造”的简略探讨。至于《全唐文作者小传校考》系王先生在其《唐人生卒年录》一书的基础上完成的“工具书”，是自《全唐文》问世以来首次专门针对其作者小传进行订误与补正的考证性著作。全书用十多万字的篇幅对《全唐文》前371卷中1300 多位作者的小传，逐一进行考证，涵盖了作者姓名、生卒、世系、表字、别号、籍贯、郡望、职官、行踪等一系列问题。“作者小传概论”部分，总结出原小传的“学术价值”，探寻其“材料来源”。这些工作，无疑为人们进一步利用《全唐文》及其小传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指导。而对读者帮助更大的，则在于指出“错误问题”的“小传校考正文”部分。通过对原小传所用史料的细心比勘，阙者补之，误者正之，以求得对每一个作者小传的全面补充和订正。与王先生的新发现一样，2004年秋，正值笔者攻读硕士学位的第二学年，为了提高专业技术水平，我选修了“唐宋文学文献”一课，第一份作业所选取的考辨对象就是中唐诗人张莒。文章之立意，是想通过相关的文献考索纠正长期以来人们对其生平认识的谬误，重点在他的籍贯、所任官职与诗赋创作；并且附带探讨了有关文献编纂的体例问题，以及“慈恩题名”的起源这一文化史公案。后来这篇习作《〈全唐诗〉“张莒”条辨正》被刊登在《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3期（第32-40页）上（被引频次1：贾志刚《唐魏系墓志》考释[A].唐史论丛（第十三辑）[C]. 2011）。综合以上所述，依笔者之管见，王辉斌先生之于唐代文学研究的特质，主要表现为：（一）开垦新领域；（二）拓展新层面；（三）激发新见解。
三、结论：三十年与十三载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文学众多的研究领域中，对于唐代文学的研究，起步最早，历史最长，队伍最庞大，积累最精深；再细碎的研究对象，经过三十年（此言“三十年”及以下之所言，是就“唐代三书”的出版时间而言，且系成数，特此说明）的积累，其成果也相当可观，这种情况是国内外任何一种学术研究所难以企及的。而王辉斌先生数十年如一日的治学重点，却始终是诗人的生平考证，这同时也是“唐代三书”的学术成就之所在。以笔者的体会，王先生之所以孜孜不倦于诗人生平考证，其初衷与目的都在于，通过个案的作家研究，为全面研究唐诗奠定基础，这其实也就是对“作家研究年谱为先，作品研究编年为先”的一种具体实施。因此，他对唐代诗人的研究，有一个整体的构想：一种全面的、多维的、立体的研究，一种“系列”式的研究。其所考论之范围，涉及了诗人籍贯郡望、行年交游、婚姻思想、作品版本、诗艺鉴赏，以及相应的研究现状与接受史等众多方面。而“唐代三书”的学术贡献，也正体现在这些领域。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王先生即沿着前人开辟的传统学术道路，不畏艰险，订正旧说，提出新见。如《李白诗中之“龙山”考》（《天府新论》1986年第1期）、《崔国辅考略》（《鞍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孟浩然集中之卢明府探考》（《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李白与王昌龄交游考索》（《天府新论》1986年第4期）等文章，试图在学术界已有结论的基础上，凭藉着一些新的材料，或对旧有材料的重新诠释，而得出一种新的可信的观点。这些后来收入“唐代三书”或其他著述的论文，无一不说明要在学术上取得新见，首先就得考量现有研究成果，重新审核原始史料。因为只有如此，方可到达前人所未到之新领域，窥见前人所未见之新层面，得出前人所未发之新见解。而此，即是王先生“唐代三书”使我们从中获得的最大学术启迪。
开卷有益之余，不禁返躬自省，比之王辉斌先生辛勤耕耘的三十年，笔者求学之四年本科、三年硕士、四年博士（含英伦访学一年）、两年博后，不觉亦有十三载。其间研习唐代文学所到之新领域，除前述关于唐人樊绰《云南志》佚文的考论，尚有《〈杜集书录〉“杜诗通元”条辨正》（《杜甫研究学刊》2007年第1期，第75-78页）首次介绍了杜诗学中的稀见书籍《杜解通元》（四川省图书馆特藏部藏本）的基本情况；所见之新层面，如本科学年论文《唐太宗诗歌初探稿》（《江海学刊》2007年人文综合版，第17-20页）第一次对唐太宗诗歌进行全面研究，本科毕业论文《小李杜咏史诗初探》（《文学评论》2004年青年学者专号，第5-15页）初次对杜牧、李商隐的咏史诗进行整体性研究；所得之新见解，即以最新刊发的《〈唐诗三百首〉中没有宋诗吗？——与李定广先生商榷》（《学术界》2014年第6期，第112-120页）为例，再次确认《唐诗三百首》所选张旭《桃花溪》一诗，实为宋人蔡襄所作《度南涧》。所举这些意在说明，在我求学的十三载中，虽有所获，但比之王先生，始知大树毕竟是大树，树枒虽可成大树，但必须假以时日。更何况，王辉斌先生之于古代文学的研究，除了其一以贯之的“唐代文学系列”外，还有一个“文学史系列”，也就是对文学史的“打通关”研究。傅璇琮先生在《〈王辉斌学记〉序》中说：“由商周而明清，上下三千年，逐路探索，一路打通关，这就是王辉斌教授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迄今为此，王辉斌教授已出版了19种独撰著作，并主编了《孟浩然大辞典》、《孟浩然研究论丛》等书。具有如此丰硕成果的学者，且研究对象又是对‘文学史打通关’，这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据我之所见所闻，实在是极为少见的。”所言即为王先生的文学史研究“打通关”。
一言以蔽之，“唐代三书”既是王先生厚积薄发的必然成果，亦是后学比照赶超的最好榜样。
（本文选自黄山书社2016年版《王辉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50—158页）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如需参与古籍相关交流，请回复【善本古籍】公众号消息：群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