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信息：
《草原文化史论》，晓克 主编，何天明 副主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年。
注：本公号推文仅供一般阅读，引用请参考原著。
第二节 蒙古汗国、元朝时期的蒙古文文献
在我国北方草原诸民族中，蒙古族遗留下来的民族文字文献非常丰富。自从成吉思汗时代创制了回鹘体蒙古文以来，蒙古人就开始逐渐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自己的民族文字作为书写工具。与上述北方草原民族文字不同的是，回鹘体蒙古文从其产生开始，作为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文字始终被蒙古民族所广泛使用。尽管此间它也经历了无数次社会动荡，见证了沧海桑田般的社会变迁，甚至遭遇了兵燹遍地、炮火连天的劫难或是其它文字的剧烈冲击，但是，在一代一代蒙古族文人及人民大众的呵护下，它凭借着内在强大的生命力，不断完善和发展，顽强地走到今天。回鹘体蒙古文这样的发展历史，决定了所遗留下来文献的丰富性，更重要的是，由于至今为止，回鹘体蒙古文依然是鲜活的文字，这也就决定了回鹘体蒙古文历史文献在今天仍然便于阅读。
如上所述，留存至今的回鹘体蒙古文文献十分丰富，这里只能择其要者进行介绍。
一、蒙古汗国时期的蒙古文文献
文本文献
《青册》（KOk debter，阔阔·迭卜帖儿）撰写于13世纪初，是纪录成吉思汗“大扎撒”( YasaG, JasaG)的畏兀体蒙古文笔录，纪录了大蒙古汗国所有的司法决议，其中包括成吉思汗的法律训言（Bilig），以备用作将来司法判决的依据。另外，其中还纪录了所有分配部众的事例。可见《青册》是一个法条和人口登记的真实笔录。该书是在大断使官失吉忽秃忽的领导下编写而成。
在回鹘体蒙古文文献中，《蒙古秘史》（Mongγul-un niγucatobciyan，亦称《元朝秘史》）占有重要位置。此书原文是回鹘体蒙古文，作者佚名，书后写“鼠儿年七月写毕”，对这一年分学界有不同看法，分别认为是1228年戌子、1240年庚子、1252年壬子和1264年甲子。主要记述了成吉思汗祖先谱系、成吉思汗生平业绩和窝阔台汗统治时期的历史，个别内容涉及窝阔台汗以后的史实。原文明初散失，在罗藏丹津的蒙古文《黄金史》中收有三分之二左右的佚文，现存的文本是明四夷馆的汉文音写本。《蒙古秘史》是蒙古民族历史上第一部历史、文学巨著，其内容之丰富，堪称当时蒙古社会知识的百科全书，不仅反映了蒙古族古代生活的状况，还折射出蒙古人之前北方草原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的影像。
1907年到1909年间，俄国东方学家柯兹洛夫（P.K.Kozlov）从死城哈喇浩特（即“黑城”又名“黑水城”，位于今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东南）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西夏文、藏文、蒙古文文献和残片，其中有蒙古文文献17件。被称为“黑城蒙古文献残片”。这些文献内容丰富，其中有早期借贷文契、寺院经济、契约文书、信件等蒙古社会经济文书，也有佛经故事、入官、推官等官方文书。尤其其中记载成吉思汗与孛斡儿出那颜、忙兀惕部的智者之间对话的残片，是价值极高的早期蒙古文文献。
1930年，一位农民在原苏联伏尔加河右岸下游的一座古墓葬中发现了带有装订线的25叶桦树皮文献，其中的13面是用回鹘体蒙古文写成。这是一份13世纪末的文献，学术界将其称为《金帐桦树皮文书》，亦称《母子情感歌》。这首情感歌描写了一位普通蒙古劳动妇女送儿子服兵役时的嘱咐和出发远征的儿子思念母亲、家乡的思想感情，从表达形式上看，是一首来自民间的对唱。原件今收藏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市艾米塔尔（Ermitar）博物馆。
此外，还有译自藏文的翻译作品《萨迦格言》（sayin UgetUerdeni-yin sang neretU Sasdir，又译《善说宝藏》）以及1254年忽必烈颁给西藏僧侣的《藏文诏书》（jav sa bod yig ma）和1264年《珍珠诏书》（mu tig ma）等。
石刻文献
《成吉思汗石》（亦称《也松格碑》），该碑立于1224～1225年。当时，成吉思汗之弟合萨尔次子也松格跟随成吉思汗西征返回途中，在不哈速赤忽之地举行庆祝大会，会上，也松格弯弓射箭远达335丈，为此立碑纪念。《成吉思汗石》是迄今为止所有发现的第一部蒙古文文献。它向世人展示了当时蒙古书面语的书法模式，具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
此外，蒙古汗国时期的回鹘体蒙古文碑刻还有《十方大紫微宫圣旨碑》（蒙汉合璧）、《贵由汗玺文》、《释迦院碑记》（蒙汉合璧）、《蒙哥汗圣旨碑》（蒙汉合璧）、《忽必烈汗鸡年圣旨碑》（蒙汉合璧）、《忽必烈汗龙年圣旨碑》（蒙汉合璧）等等。
二、元朝时期的蒙古文文献
元朝时期，蒙古族社会、经济、文化空前发展，这一时期所产生的蒙古文文献也较前大为增加。
文本文献
在1267年（或1279年）及其以后的数十年中，伊利汗国阿巴哈汗（Abaqa khan）、阿鲁浑汗（ArGun khan）、合赞汗（Qazan khan）、完者都汗（üljeyitu khan）等人先后分别写给罗马教皇和法国国王外交信函，其中有5份保存至今。这些蒙古文信函，今分别收藏于梵蒂冈档案馆和法国档案馆。此外，翻译作品有大德十一年（1307年）木刻版蒙汉文对译《孝经》，以及出土于吐鲁番的蒙古文《亚历山大传奇》残篇13叶，写于14世纪初。
1902～1914年间，德国有关机构先后四次组织考察队派前往新疆吐鲁番地区进行考古挖掘，共获得蒙文文稿105张，其中大部分是元明时期的文书之类。
石刻文献
元代遗留的石刻文献很多。其中主要的有以《张氏先茔碑》、《竹温台公神道碑》、《西宁王忻都碑》等为代表的墓志铭类碑刻，以《云南王藏经碑》、《兴元阁碑》、《哈剌和林Ⅱ号碑铭》、《应理州重修廨用碑铭记》等为代表的纪事碑。以及八思巴字石刻类。
有元一代，八思巴字通行于官方，因此，留存至今的八思巴字石刻文献中官方文献占绝大多数，其次是印章、牌符等。八思巴字石刻官方文献主要有忽必烈皇帝（元世祖）圣旨、完者笃皇帝（元成宗）圣旨、普颜笃皇帝（元仁宗）圣旨、格坚皇帝（元英宗）圣旨、妥欢帖睦尔皇帝（元顺帝）圣旨等圣旨碑。此外，还有许多皇后、诸王令旨碑。[1]
宗教经典
在我国历史上，蒙元时期是一个多种民族、多种语言文字、多种宗教、多种文化交融汇合的重要时代。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各族佛僧们积极开展佛教经典翻译活动，为后世留下大量蒙古文佛经。蒙古人翻译佛经是从忽必烈时代开始的。
1278年（阳土虎年），八思巴完成了他的佛学名著《彰所知论》（shes bya rab tugsal ba ）。对于《彰所知论》蒙译的相关问题，学术界颇有争论。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彰所知论》是否有蒙古文译本，如果有，那么，是何时翻译的？根据今馆藏于俄国圣彼德堡国立大学图书馆、书名为《彰所知论》（MedegdegUn-i belgetey-e geyigUlUgci ner-e-tU Sasdir ）的竹笔抄本来看，《彰所知论》确实有蒙古文译本。据研究，该抄本大约是在1720—1730年间所抄。[2]然而，根据该抄本的句型结构、语言修辞和词法特征以及保持回鹘文书写形式和回鹘式佛教名词术语的多次出现等情况来看，它具有元代蒙古文译经的特点，因此我们认为，此抄本的原文应该是《彰所知论》的元代蒙古文译文，亦即《彰所知论》最初的蒙古文翻译完成于元代。
在元代译师中，搠思吉斡节儿以通晓多种语言，精通佛教典籍著称。蒙古文史籍几乎都说他翻译了“经、咒二部（即显、密二教）的大部分经典”。8世纪，印度佛学家寂天著《入行论》，宋雍熙二年（985年），天息灾译师将其汉译，名为《菩提行经》。据印度文化国际学院出版的《百藏丛书》（第230卷）收入的竹笔写本蒙古文《入菩萨行论》（Budisungnarun yabudal-du oruqui neretU Sastir ）“跋语”可知，该经文是搠思吉斡节儿于1305年由梵文译为蒙古文的。1312年，奉元仁宗之命，他又撰写了《入菩萨行论释》，在大都（今北京）白塔寺刊行一千部。这部著作的原版已经失传。1902年，德国远东考察队从吐鲁番发现了该书的最后12页。一般认为，这是迄今所发现的、蒙古文佛经中最早最珍贵的木刻版本。流传至今的搠思吉斡节儿的蒙译佛经还有《圣妙吉祥真实名经》。此外，搠思吉斡节儿还用藏文撰写了《十二行赞》、《玛哈噶拉神颂》等佛教赞颂诗。[3]
这一时期的蒙译佛经还有《圣五主尊大乘经》、《金光明最胜王经》二部流传至今。此外，还有许多近现代以来发现于吐鲁番的元代蒙文佛教经卷残片。
[1]对这些石刻文献国内外学者大都已有过研究。八思巴字蒙古文碑铭由照那斯图汇集刊行（日本东京外国
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0年，1991年）。此外用八思巴字书写汉语的碑铭也有20多种，北京大
学文研所所藏24种碑拓已由罗常培、蔡美彪编著增订本刊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2]V. L. Uspensky, Prince Yunli(1697-1738), Tokyo, 1997, p.31.
[3]Dlantai cerencodnom und Manfred Taube, Die Mongolica der BerlinerTurfansammlung. Berlin, Akad.
Verl. , Berlin, 1993. Text 2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