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亡国之君，孙权之孙，吴国的最后一任皇帝，也是整个三国时代的最后一位君主，他的投降标志着三国时代的彻底终结。
亡国之君都很难受到历史的公正待遇，如果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那亡国之君则是胜利者站上历史舞台前踩的最后一对肩膀，甚至会直接踩着他的肩膀接受荣耀与辉煌，他们往往是被踩的最重的。
当昔日的恩怨尘归尘，土归土后，我们挪开胜利者的靴子，来看看这位为三国画上句号的君主，他的肩膀披着怎样的甲胄。
吴国废太子之后 安全感缺失性人格
孙皓是孙和的长子，孙和曾经被孙权封为太子，如果按照正常手续孙权是应该传位于孙和，然后孙和传位于孙皓。
然而有趣的是，最后孙皓虽然登上了皇位，但过程则与正常手续大相径庭，孙和这个太子因为参与了党争而被废，后来的皇帝孙休死后无合适人选继位，大臣们才选的孙皓，所以孙皓的这个皇帝当的极为偶然且极富戏剧性。
孙皓的出生与他父亲孙和被立为太子为同一年，而孙和被废时孙皓9岁，孙和之后被权臣逼死时孙皓12岁。也就是说，孙和从人生巅峰到人生谷底，幼年的孙皓全部看在眼里，孙和陷入的政治斗争之黑暗和血腥，幼年的孙皓全部记在心里。
所以，孙皓的童年是经历过人世间的黑暗和血腥的。佛洛伊德说过：“一个人的童年将影响到他的一生！童年受到了伤害，长大后很强烈地会感到缺乏安全感。"按照佛洛伊德的理论，孙皓的童年伤害是8级和10级，即有父母过世和灭绝人性的虐杀，而这是无法通过自己来治愈的。
可以推测，孙皓很有可能是安全感严重缺失性人格，这种人会有过于强烈的自我保护，会非常多疑，以及会对所怀疑的对手发动残忍的打击。后面谈到他的很多做法也可以加以佐证。
堕落与结局
《三国志》成书于晋朝，所以由于政治压力，以魏晋为正统，像孙皓这样的亡国之君难免会被加上些许恶言。然而那些附会之言和迫于政治压力之文从陈寿的一些笔法中可以看出端倪，加以适当的分析，我们可以基本客观地剖析这个人物。
《三国志》说孙皓因为年少时才识明断、又加之好学，奉遵法度，有长沙桓王之风（像孙策），加上孙休死后没有成年的孩子，孙皓就被权臣濮阳兴和张布推荐成为吴国皇帝，史书记载登基一开始表现还不错，发优诏，体恤百姓，大开粮仓赈贫，并让宫女出去自行嫁娶等等。但之后见治国小有所成便开始堕落，残暴不仁，多猜忌，好酒色，荒淫无道，让朝中大臣失望，乃至亡国。
然而我认为像这种很极端定性的简单形容词的描述大多是史官因为某种原因采取的不客观评价，少年那么英豪，为什么长大了就腐朽了？登基一开始怎么就是明君了？之后毫无理由的就变成暴君了？这样的表述都不客观，或者明君和暴君只是他的表象，要知道更深层次的具体内容的还得看人物履历。
首先好酒色和荒淫，这个其实只为了踩他一脚，作为快要亡国的君王每天压力很大借酒消愁，笙歌艳舞倒是很有可能，但是荒淫无道却有些牵强，他不像董卓，没有史料记载他如何好色，如何无道。所以这点暂且不去相信。
再说他多猜忌和残暴，确实史书上有很多他重刑杀戮的记载，所以残暴不仁或许是一个比较有根据的评价。然而有趣的是他又恰恰是一个喜欢大赦的皇帝，他在位20年有近十次大赦，看上去又是一个很仁慈的人。这又是怎么回事？
残暴的孙皓和仁慈的孙皓是一个人吗？
残暴与杀戮
孙皓经常残忍杀人，甚至最亲近的大臣也未能幸免，杀人只是因为缺乏安全感吗？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先从当时的天下形势进行分析。
孙皓上台前一年，蜀汉已经灭亡，所以天下就魏和吴两个国家了，魏的疆土是整个长江以北的中原和西边的川蜀甘肃等地区，而吴国却只是偏安江南，魏虽然之后内部发生了政权交替，被晋所取代，然而国力并没有减弱，依旧是晋占有天下三分有其二还多，吴只有三分之一还不到。
不仅疆域上国力相差甚远，从文化和国家繁荣上更是天差地别，魏很早就不再单单为人民的温饱和国家的存亡担忧了，早就有“三曹”、“建安七子”等诗人、文学家、思想家的出现，还有“竹林七贤”等奇人雅士，再加上那时候的中华依旧认中原为正统（南北文化分庭抗礼要到南北朝时候才正式开始），所以从文化高度和吸引力来讲魏和晋呈压倒性优势。
再看看国内形势，吴国内部也极其不安定，孙权的末期先是孙权的两个儿子孙和集团与孙霸集团的党争，再是孙权的继任者孙亮登基后的大臣诸葛恪权倾朝野，之后诸葛恪被另一权臣孙峻诛杀，孙峻的继任者孙綝又把皇帝孙亮逼下皇位，并扶持孙休登基，孙休登基后又把权臣孙峻诛杀，孙休死后大臣们由于担心其子嗣太过年幼而无法驾驭混乱的朝廷，所以扶持了孙休的侄子孙皓登基，可见孙皓登机前吴国朝廷之混乱与无序。
说完国内外形势，我们再来看下孙皓登基后的杀戮名单。
濮阳兴和张布，这是孙休执政时期的权臣，也是推荐孙皓的主要势力，由于被告曾表示对孙皓执政失望而被杀。
徐绍，这位使者由于被告称赞魏国而被杀。
朱太后与孙休的两个儿子。很明显是对前任皇帝的直系亲属有堤防，防止叛乱。
孙奉（孙策之孙）、孙奋（孙权之子）、孙谦、孙俊（同父异母）。对可能取代他位置的同族人进行消灭。
步阐，步骘之子，怕被孙皓加害，投降西晋，被讨伐杀害。
万彧，右丞相，因劝谏惹孙皓不悦，怕被加害，自杀。
此外，还有陆凯全家被流放等对朝中大臣的种种迫害。
史书记载的杀戮名单基本全是朝中最重要的大臣，而并无记载其屠杀平民百姓之事，这便是他的安全感缺失性人格在作祟，由于从小目睹了政治斗争的黑暗，所以对于权力越大越重要的大臣越是提高戒备。还有，蜀国灭亡后魏（晋）与吴的实力相差之悬殊导致吴国朝中也开始渗透并蔓延了投降北方的心态，这更加剧了他的不安全感和堤防心理，从而更不信任和怀疑身边的人。
蜀国的灭亡也让他采取了极端的巩固政权的方式，蜀国的灭亡可以说是先从内部瓦解的（看我的姜维和刘禅篇），大臣谯周带有投降主义论调的《仇国论》敢于公布于众以及蜀汉后期主战派姜维被朝廷疏远表明蜀汉内部投降北方的思想很有市场、这让刘禅这位“仁德得有些懦弱”的皇帝无能为力，最后也只能选择当他的“安乐公”，而面对邓艾翻山越岭并可能数夜未眠的半血部队究竟是蜀国真的没有能力抵抗还是无人愿意抵抗？其实答案已经很明白了。
而有蜀国的前车之鉴后，孙皓该怎么做？如果他想要尽可能地维持吴国的国运，如果他想要尽可能地对得起孙坚、孙策、孙权等英雄般的列祖列宗，那他必须要采取措施，不能像刘禅那样坐以待毙。他选择是走和刘禅的蜀国完全相反的道路，即通过严厉的杀戮手段来阻止吴国内部产生向北方投降的思想，而这种杀鸡儆猴的手段配上他缺乏安全感的多疑心，那朝中自然是腥风血雨。
先撇开人道主义精神，因为当你去欣赏像三国这样的乱世历史，要得其精髓必须暂时把我们在这个社会上被教育的道德先放到一边，时代不同，道德和正义也不同，更何况，这是一个以生存为首要目标的年代，而不是一个以道德为主要旋律的时空。从客观上说，孙皓的这种手段也确实是起到一定的成效，至少在蜀汉被消灭后，孱弱的吴国依旧独立支撑了17年，尽管司马家从曹家夺权建立西晋为吴国争取了些年岁，然而孙皓也确实用他对朝中的“高压政治”为吴国强打了近20载的强心针。
所以，他所谓的残暴，更多是一种别无选择和无可奈何。
仁慈与大赦
细看孙皓的史书履历，又感觉他很仁慈，因为他大赦全国的频率很高，是个很喜欢大赦的人。这又是为何？
其实还是国外国内的紧张局势所导致。
如果是对朝廷内部运用严酷的杀戮来杀鸡儆猴，减少朝中高官对于投降论调的弹唱，那么杀戮对于老百姓可能就不适用了，对于老百姓他选择的是宽厚的措施。前者并不能完全证明他是彻底的“暴君”，因为杀戮大多是由于现实压力；后者也不能完全证明孙皓是所谓的“好人”，或者“爱民之君”，这只能说明孙皓并不傻。
朝廷内部的官员大多是有文化的士族，他们有思想，知道天下大势，他们知道吴国被北方统一是板上钉钉的，无非是时间和方式的问题，他们往往会首先做出最有利于他们家族的选择。对于这些精英分子，孙皓已经很难做所谓的“洗脑”工作了，因为论讲道理，这些士族精英或许比他更厉害。
而老百姓只要丰衣足食就可以满足，他们大多不太知道“上面的事”，所以是可以进行宣传和拉拢工作的，而“大赦”则是对于百姓的广布恩泽，以示仁政，来巩固民心。于是执政20年，有近十次的大赦。这是比较反常的。
往往大赦越频繁的国家，则越是动乱、穷苦的表征。大赦往往会发生在开国之初期，天下新定之时，唐宗宋祖，秦皇汉武莫不如此，开国皇帝希望用大赦和宽厚的政策来让多年受战争之苦的民众得以喘息。大赦也会经常发生在国家的亡国末期，因为那时候往往经济萧条，民心纷乱，统治者需要用仁政和宽厚来平息民忿，而这时候往往大赦或者宽厚又过多， 过多的大赦和宽厚又会乱了国家的纲常法度，又会加速国家的纷乱，形成恶性循环，最后无力回天。
大赦还有个原因是改元，孙皓也是改元颇多的皇帝，执政20年用了8个年号，即元兴、甘露、宝鼎、建衡、凤皇、天册、天玺、天纪，改元意味着皇帝需要新气象，想要给国家注入一种全新的精神面貌来一扫之前的颓势，然而改元越频繁恰恰又是国家衰败的征兆，如果一个国家足够平泰，又何需不断更新气象呢？
最终，大赦和改元没能救孙皓的吴国。
所以，他表面的仁德，也是一种走投无路和无可奈何。
其实孙皓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同情的人，童年由于政治斗争，父亲从贵为太子到被废再到被杀，给了他无尽痛苦的回忆和人格缺陷。登基时国内外的形势如此窘迫，使得他的皇位如坐针毡。他的龙袍有千斤之重，难以背负，他的龙榻有万仞之棘，不能安坐，他的宫殿有霜剑之寒，不与花开，他的国家有烙铁之热，没有春风。对于国家的窘迫他其实是无辜的，不管他是残暴也好，仁慈也罢，其实都只不过是他寻求生存的一种方式，我可以看出他在努力，他在与这天下大势抗争，最后兵临城下之时他还是只能投降，尽管投降保住了吴国从上到下的经济文化没有被西晋所破坏屠戮，却还是落得个遗臭万年的评价。其实他是个昏君还是明君都不重要，天下一统、吴国灭亡是当时的趋势，是众望所归，亡国不能证明他是昏君，而就算他是明君也不可能改变整个天下之势。
知天易，逆天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