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介绍的历史学家是英国人凯斯·托马斯（也有人译为基斯·托马斯），关于托马斯的介绍，小编读的是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所编著的《新史学：自白与对话》，本文在该书的第91-95页。文后附上本书的封面图和出版信息。「瑶湖读史」微信公众号的“读史家”栏目开办很久，不知道各位读者有什么建议？不妨留言告诉我们，也希望大家向我们推荐史家。
Keith Thomas（1933-）
凯斯·托马斯，或者人们通常所称的凯斯爵士，是当代英国最知名也最具创新性的历史学家之一。在他学术生涯之初，大多数历史学家仍然专注于叙事性的政治史，而托马斯则对一个新的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对过往社会的社会-文化研究。他的成名作（并为他赢得了声名显赫的沃尔夫森奖）是《宗教与巫术的衰落》（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1971），该书最为人所知的，是探讨了人们以行巫术的罪名来指控自己邻居的原因。它几乎一夜之间就成了畅销书，在书店里被摆在神秘学的一类当中，参考此书的既有研究者，也不乏那些有神视能力的人。1994年，一组知识界名人将其纳入自1945年以来对西方公共话语产生了最巨大影响的100本著作之列，使得此书获得了更高的声誉。另一本巩固了他作为一位革新家的名声的著作是《人与自然世界》（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1983），托马斯在这本书中研究了16、17和18世纪人类对待动物和自然界态度的变迁，率先将文学材料当作历史材料来用。像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这样热情洋溢的评论者们认为，这部著作会引发对历史学性质与方法的重新思考。这两部著作被翻译成了好几种语言，并使得凯斯·托马斯与埃曼纽埃尔·勒华拉杜里和卡罗·金兹堡——他最崇敬的两位当代史学家，与他一样将过去当作是异邦来探索——一道直身于人们所说的“历史人类学”的前沿。托马斯极其推崇他在牛津时碰到的、与同为威尔士人的人类学家爱德华·伊文斯-普里查德、爵士（Sir Edward Ewand-Pritchard），后者对于中非阿赞德地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的研究，大大启发了他自己对17世纪英国文化和社会的研究。
托马斯的许多论文、主题演讲和随笔散见于各种刊物和报纸，从来没有收辑成书，这些东西没有同样的国际知名度，但却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他在20世纪50年代写作的两篇论文探讨了妇女史，那时距离此种历史受到人们的敬重（更不用说盛行开来了）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受到诸如米哈伊尔·巳赫金、诺伯特·埃利亚斯和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更不用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了，托马斯的著作受到他的影响比之表面上看起来的要大得多——等社会理论家的启发，他的其他论著涵盖了范围广泛的各种主题，包括人们对于各种东西——笑、整洁、圣洁、健康、过去的社会功能、儿童、代际关系、读写能力、学校的管教和放纵等——的态度的历史。
年轻时候，凯斯·托马斯尖锐地批评他那些拒绝看到各种社会科学对于历史研究用处的更加保守的同行们，引起了一场喧闹。如今，托马斯的态度要中庸得多，更加珍视传统，对于史学方法发生巨大变化的可能性持着谨慎而心存狐疑的态度。不过，他根本上还是一个在研究取径上很激进的历史学家，或者用他的话来说，是一个不喜欢对自己的创新自吹自擂的“静悄悄的革命者”。
倘若说大致上可以将昆廷·斯金纳看作一个剑桥人的话，凯斯·托马斯则本质上就是一位牛津人。他在牛津生活和工作了约50个年头，为此而深感愉悦和自豪，与他土生土长的那个威尔士村庄相比，在他眼中，这个拥有20万居民的城市是个地道的大都市。伦敦不对他的胃口，几年前有人邀请他到圣保罗大学作演讲，他提的第一个的问题就是，“圣保罗有多大？”他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次邀请！
20世纪50年代，在完成巴利奥学院（当时牛津最负盛名的学院）的学业之后，他作为全灵学院的教员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用不着博士学位）。他从那里又转到了圣约翰学院，在差不多30年里，他每个星期要上12次辅导课，还要讲两次课，内容是英国史和政治思想史。最终，1986年他当选为圣体学院的院长，于是放弃了这份工作而搬到了高街的另外一边，那个职位他一直做到2000年退休之时。
过去十年左右，托马斯获得了一个英国知识分子所能指望的两项最高的荣誉：他因为自己“对历史学的贡献”而被女王授予爵位，又担任了不列颠学院的院长（他在那里发表的年度讲演因其机智百出而让人们铭记不忘）。凯斯·托马斯在圣体学院他的研究室里接待了我们，他身材瘦高，头发是深色的，笑容可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加年轻。他的房间位于学院“新”的一侧（建于18世纪），有着启蒙时代全部的那种魅力和优雅：高高的天花板，巨大的窗户正对着美丽的花园，古老的家具和画像，满满当当的书架中许多书都是17世纪的版本。凯斯·托马斯偶尔会从他，那张安逸的扶手椅中起身，拣出一本书来说明他所说的东西，几个小时的谈话中，他态度友善，声调少有抑扬顿挫的时候，这令他惯常所有的讽刺几乎让人难以觉察。他花了很多时间来谈论他的思想轨迹、他的兴趣和经历。
个人环境对研究的影响
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你在一个威尔士农庄中长大，那是一个与智识生活不大合拍的环境。是什么使得你技身于对过去的研究之中呢？”
凯斯·托马斯：是的，我生长在农庄，家里唯一没做农民的就是我。农庄的世界是高度自足而缺乏内省的，对钱极为看重。在它的眼里，人们分为两类——农民和非农民，学术界被视为寄生虫。然而，我那位在卡迪夫大学念过英文并作过教师的母亲，在我变成一个嗜书如命的少年时给我了鼓励。另一方面，我弟弟很反感这一套，成了一个农民，最后非常成功，其结果就是他可比我富裕多了！
孩童时代我读了大量像是哈里森·安斯沃斯（Harrison Ainsworth）和瓦尔特·司各特等人所写的历史小说（我想，那些书大都被人遗忘了）。我还读了不少多萝西·玛格丽特·斯图尔特（Dorothy Margaret Stuart）为孩子写的历史书。但我并不认为那与我的专业选择有多大关系。我上学时各个科目都不错，我以历史来取得优等证书（那时候所谓的A等）完全出于偶然。我原来打算修英文、拉丁文和法文，那本会是灾难性的，因为拉丁文不够从事古典学的，法文又不够用来学外文，至于英文，我也不知道……但是，学校里有一个新来的历史老师，一个很棒的教师，我在去学生申报自己选择的那个地方的路上，恰好碰到了他。他说“你是要修历史吧？”我回答说“我不知道，可我觉得如果你这么说的话，我就会这么报的。”我总是照着我所碰到的最后一个人所说的去做。
于是，我在六年级时就修了历史，就是在这个时候历史成了我的主科。这位年轻的威尔士的左派教师让我受益良多，他名叫泰维恩·菲利普斯（Teifion Phillips） 。他不仅让我念托尼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而且执意要我试试牛津，尽管校长认为那是无稽之谈，因为我那个中学的孩子就不是那块料！然而，不管怎么样，我进了巴利奥学院，也赢得了布拉肯伯里奖学金，这是当时最顶级的奖学金之一。我做到这一点，主要靠的是关于路德、加尔文和相关主题的几篇文章，那些文章是托尼的书和菲利普斯的授课的混杂物。从这时起，我就全心全意以历史为业了。
讲到这里，我必须说我在威尔士上的那所中学——巴里县中学——有着浓厚的历史学传统。那儿出的人有：剑桥杰出的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Glyn Daniel）；经济史教授、牛津耶稣学院的院长哈巴卡克（H.J. Habakkuk）；剑桥经济史教授、英年早逝的戴维·约斯林（David Joslin）；在我之后的马丁·道恩顿（Martin Daunton），他现在是剑桥的经济史教授。你看，这就已经有三个经济史教授了。我怀疑有多少学校能够与之相提并论。那儿还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威尔士史学家戴维·威廉斯（David Williams），他也在那儿教过书。我那所中学真是有着很浓厚的思想传统。
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 编，彭刚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编辑：老肆 责任编辑：程程程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