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可追溯到大约公元前1400年埃及底比斯的彩色石灰岩浮雕残片，残片上描绘了战败的迦南人。
埃及统治迦南地区三个世纪。公元前1458年，埃及战车以及1万步兵在法老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的带领下，以雷霆之势席卷加沙，在米吉多（Megiddo）——今以色列北部，击败了迦南联军。接着埃及人从加沙到加利利修筑堡垒、宅邸和农业庄园。为了取悦埃及权贵，他们将死海的铜、黎巴嫩的雪松、地中海沿岸的橄榄油与葡萄酒等这些迦南最好的产品以及不计其数的奴隶与美女，横跨陆路、穿过地中海、红海输送至埃及。
（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纳乔姆·赛帕克提供）
富裕的迦南人沿袭了埃及许多风俗习惯及装饰图案，例如可追溯到公元前13世纪加沙代尔巴拉赫（Deir el-Balah）的陶制棺材（盖），以及以色列雅法（Jaffa）地区发现的绘有荷鲁斯（Horus埃及太阳神）眼睛的彩釉陶器。（亚伦·伯克提供）
像历史上许多殖民冒险那样，军事占领会导致被占领区新文化秩序的产生。在以色列，考古学家发现了迦南人沿袭埃及习俗的证据。他们仿造了尼罗河畔名人墓葬的器物，例如人面模型的陶土棺材，彩瓷项链、带装饰的罐子等陪葬品。他们还采用埃及狮身人面象、圣甲虫等形象。对于埃及人来说迦南是重要的战利品。埃及的艺术家在神庙的石墙上或雕刻或描画了一个个故事，他们描绘了全身赤裸，手腕捆绑着的迦南战俘，歌颂着征服的主题。
然而法老没有料到埃及人很快就离开了迦南。当埃及人在迦南遭到海上入侵者的猛烈攻击时，又遇上严重的旱灾造成食物短缺，埃及的殖民统治于大约公元前1200年开始瓦解，从北部开始逐渐蔓延至南部。埃及的倒台并非是孤立的。当时地中海东部的两大政权，土耳其中部的赫梯及希腊的迈锡尼，双双遭到首都被洗劫，政府垮台的厄运。在公元前12世纪青铜时代晚期泛地中海地区的政权都瓦解了。埃及保留了延续2000年的王朝体系，然而却丧失了与整个地中海地区的贸易往来，丧失了迦南这个有价值的贸易前哨。
雅法（Jaffa）的考古挖掘工作展现了古埃及一处驻防区的地面，旁边是拉美西斯门的现代复制品，上面刻着有关于法老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的文字。
在贝丝谢安（Beth Shean）出土的一个玄武岩石碑描述了法老赛提一世（Seti I）的胜利，他于公元前13世纪重新宣布埃及对迦南的统治。
埃及在米吉多（Megiddo）以轰动性的胜利开始了对迦南的统治，其统治的开端比结束要清晰的多。考古学家对在以色列的埃及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那些刻在庙宇墙壁上的文字以及黏土碑文都没能明确解释埃及对迦南的占领何时结束，如何结束。其统治是缓慢衰落吗？亦或突然中止？埃及人井然有序地撤退，还是被打得溃不成军？是因青铜时代晚期大面积的灾难，还是区域性因素致使其倒台？
在特拉维夫以南的雅法港口，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考古学家亚伦•伯克（Aaron Burke），美因兹大学的马丁·佩斯特约克(Martin Peilstöcker)发现，埃及统治的衰败犹如海明威描写的破产，是逐渐发生的，然后忽然间瓦解，至少有一部分是内部因素造成的。埃及在雅法的贸易前哨与当地的关系很不稳定，火灾不过是个终结。伯克和佩斯特约克发现两场火灾相隔10年，摧毁了雅法。第二场火灾发生在大约公元前1125年，伯克认为正是这场火灾标志着埃及对雅法地区乃至迦南全境统治的终结。伯克说：“雅法是埃及在迦南的唯一纯军事基地，最后一道防卫屏障，一旦失守，埃及设在迦南的其它站点与埃及本土的联系将被切断。”自2007年起，伯克一直对遗址进行发掘工作，这项发掘工作最早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从中我们了解到雅法是属于法老的一块修筑了围墙的飞地（在本国境内却隶属另一国的一块领土），法老的权威与周围民众关系紧张，这与其它地方埃及与迦南文化融合形成鲜明对比。伯克说：“他们之间大多互相抵触，埃及人从雅法撤出后，这里就再也找不到他们的痕迹了。“
埃及与迦南隔着人烟稀少荒凉的西奈山为邻，千年以来两国之间因战争、贸易、人口流动而互相交织在一起。埃及高度集权化的政府统治着尼罗河沿岸，在那里法老修建起吉萨（Giza）的金字塔，其统治犹如上帝对子民，受万民敬奉。迦南却与埃及不同，迦南是一个交战中的城邦国家，且有许多山地部落，它们分布在现在的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的西南和西岸。迦南全盛时期仅仅在南部就有大约20个这样的城邦，他们的文化具有乡村风格，权力松散而脆弱。
迦南矿产丰富，农业发达，为埃及人所觊觎。早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埃及人在沿海城市阿什凯隆（Ashkelon）建立起繁忙的贸易前哨点，在基色（Gezer）中心区域采购具有异国情调的商品，并用当时才被驯化不久驴子驮着，把这些商品运送到埃及。几个世纪以后，埃及人开始通过船进行贸易，从今黎巴嫩海岸边的港口城市比布鲁斯（Byblos）出发，绕过与埃及联系中断的迦南南部。随着时间的推移，迦南的城邦强盛起来，大约公元前1700年，他们带着极具破坏性的创新发明——马拉战车——入侵埃及北部，并在泥泞的尼罗河三角洲修建城市。就是大家熟知的希克索斯王朝（Hyksos），这是埃及语的希腊译文，意思是“外国统治者”，他们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习惯，并和埃及统治的南边发生冲突。最终，埃及在法老阿赫摩斯（Ahmose，公元前1550年——公元前1525年）的带领下再度统一，终结了希克索斯王朝的统治，并于约公元前1540年将迦南人赶回老家。
一个世纪后，自信而渴望扩张的图特摩斯三世（公元前1479–公元前1425）成为埃及实现野心的代理人。今天依然可以在旧王朝卢克索首都神庙的雕刻里看到他动作灵活、威风凛凛的身影，指挥民众重创迦南。埃及将其南边的努比亚国（Nubia）也招致麾下。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埃及考古博物馆前馆长戴弗娜·本特（Daphna Ben-Tor）说：“埃及此刻认为它是宇宙的中心，周边的国家都是它的敌人，都是它扩张进军的目标。“埃及即将进入新的王朝（公元前1550年——公元前1070年），即属于法老哈特谢普苏特（Hatshepsut）、阿肯那顿（Akhenaten）以及图坦卡蒙（Tutankhamun）的艺术黄金时代。本特说：“当埃及再次统一，变得富裕时，它对于迦南进贡的高档商品，例如铜、绿松石、高质木材等，胃口越来越大。”
在埃及阿玛那（Amarna）遗址发现的382块陶片，号称阿玛那信件，其中有一块刻着迦南统治者阿兹录（Aziru）写给法老阿孟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III）的一封信。
贝丝谢安（Beth Shean）迦南遗址发现的一尊法老拉美西斯三世（Ramesses III）的塑像。（以色列文物官方照片，版权：以色列博物馆，大卫·哈里斯提供）
埃及还有其它目的，统治迦南使得埃及能够抑制赫梯（Hittite）帝国的扩张，而且得以控制从中亚到地中海的贸易路线。特拉维夫大学考古学家以色列·芬克尔斯坦（Israel Finkelstein）说：“埃及进犯迦南的首要原因是战略上的，迦南是通往北方的桥梁，连接了地中海港口的国际路线。此外埃及还可以剥削迦南的农业产品。埃及人推行他们的统治，在对迦南剥削之时也带来了一定的稳定。看看历史上其它帝国：英国、罗马，你就可以了解到这种剥削伴随着平衡的稳定。”迦南的统治者变成埃及的封臣。
埃及实现对迦南的统治后，便在迦南建立起殖民管理机关，详细记录了其内部的工作情况。这主要来源于阿玛那信件，即1900年左右在埃及古城阿玛那出土的382块陶片提供的史料。陶片刻着阿卡得（Akkadian）楔形文字，这是那个时代的通用语言，信件如实记录了迦南的部落首领如何低声下气地听命于埃及统治者，并使出浑身解数讨统治者的欢心。大约300块陶片是直接寄给法老的。有一块陶片上刻着示剑城（Shechem）的统治者写给法老阿孟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III）的信，这位迦南的属臣在信的开头自称“您的仆人，您踩在脚下的泥土，我的君主，我的太阳，我倾倒在您的脚下。”并提出如果有需要，就把自己的妻子献给法老。在另一封信中，耶路撒冷城的统治者因敌对城邦的城主控告自己不忠于法老而极力为自己辩护。还有一封信中，巴比伦的君主要求为一名路过迦南前往埃及而遭谋杀的巴比伦信使主持公道。他写道：“迦南是您的国家，迦南王是您的仆人。”然后他随函附上一块蓝宝石，以缓解紧张的局面。其它信件所说不过是些普通事务，例如食物的运输、马的运送。
埃及殖民者从本国带入或者重新制作看得见的一切来彰显权力，用实物传达帝国永存的信息。靠近加利利海的贝丝谢安遗址，有一个真人大小的玄武岩拉美西斯三世等身坐像，矗立在一座主庙的入口处。这尊塑像是二十世纪早期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考古学家发掘的，现存于以色列博物馆，此雕像由埃及本土工匠用贝丝谢安当地开采的石料所雕刻。占领贝丝谢安的主要有埃及的士兵、文书、殖民官。在其它地方普通迦南民众会看到一样的政治表现。在迦南最大的古城之一夏锁城（Hazor），来自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团队最近发现由片麻岩制作而成的狮身人面像的残片，片麻岩是一种珍贵的石料，埃及人用它制作神及君主的雕像。狮身人面像上刻有给法老门卡拉（Menkaure，公元前2490年——公元前2472年）写的文字，他最早葬在吉萨的金字塔。夏锁城（Hazor）发掘出雕像的地层属于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000年中晚期。这尊狮身人面像很可能是从埃及运过去借给寺庙使用的，古老的文物意味着给新殖民地带来威望。
埃及的权威不仅仅只从这些巨大的雕塑中体现出来，埃及用强大的文化影响着迦南的精英阶层，他们被埃及高雅的珠宝及其象征意义深深吸引。考古学家在迦南的墓葬中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埃及风格的随葬品，有雪花石膏、玻璃、玛瑙首饰、装饰有狮身人面像及象形字的圣甲虫宝石、陶罐等。迦南的富人喜欢在墓葬里放入埃及小雕像的仿制品，这些小雕像会保佑死者的来生。本特(Ben-Tor)说：“可以这么说，这是迦南物质文化的埃及化，迦南人把从埃及进口的物品或当地仿造埃及的制品作为随葬物。”
（版权：大英博物馆的受托人）
19世纪晚期埃及发现的纸莎草纸上记录了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的捷胡提（Djehuti）将军占领约帕即雅法（Joppa /Jaffa）的故事。
（版权：特拉维夫以色列博物馆穆萨-额埃兹（MUSA – Eretz），莱尼德·帕德鲁（Leonid Padrul）提供）
女神哈托尔（Hathor）是迦南人唯一崇拜的埃及神。
有时迦南人会在埃及的风俗习惯上加入自己的习俗。贝丝谢安以及加沙（埃及统治的又一中心）附近出土的约130副陶土棺材，有的装饰着写实的人脸造型。这样的棺材在埃及非常普遍，但在迦南这些棺材里并不只有埃及风格的陪葬品，也有迦南当地的物品。有时他们把两个死人同时埋在一副棺材里，这种做法在埃及闻所未闻，但是在迦南却司空见惯。
迦南人沿袭了埃及的丧葬习俗或变体，他们崇拜埃及女神哈托尔（Hathor）。她是司爱情、音乐、以及埃及人和迦南人同样崇拜的一种女性之优雅。哈托尔是迦南接受的唯一的埃及神，她相貌出众，杏眼、牛耳、长卷发，人们经常把她刻画在器物上，包括考古发现的房屋、宫殿的雕塑中，或朴素或精美。
曾几何时，埃及的权势以及文化影响深远，但却未能持久。在拉美西斯三世（Ramesses III，公元前1183年——公元前1153年）死后，一连串平庸的君主继承王位，每个都叫拉美西斯，每个都对日益不满的迦南民众无计可施。公元前1200年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最近从加利利海以及死海的沉淀层发现的海枣证实了这一事件。饥饿的人群开始迁徙寻找稳定的食物来源，破坏了整个地区建立好的秩序。沿海城市受到被现代学者称为“海上民族”的攻击，他们的身份至今是个谜，但他们可能包括从土耳其西南部以及爱琴海诸岛来的人，他们伺机掠夺，焚烧、抢劫港口城市及内陆城市。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埃里克·克莱因（Eric Cline）说：“迦南处于不断加剧的崩溃中，一旦开始，自行灭亡，‘海上民族’的入侵只是一个原因，更有随之而来的旱灾和饥荒。”甚至拉美西斯三世的统治之前，忠诚的迦南君主就在给法老的信中告诫他有关敌对势力的暴动和密谋，考古证据显示叛乱席卷了迦南内地。到公元前1130年，民众在米吉多（Megiddo）、拉吉（Lachish）等至少12个城市烧毁了埃及执政大院。人们曾发现15英尺（约4米6）高的灰烬，可以证实这一情况。最终反叛的浪潮席卷了雅法地区。
5000年前就有人类在 雅法定居，他们将居所修建于山坡上，俯瞰着大海。雅法的现代港口停靠着许多小舢板和游艇，其山的西边正对着地中海。但在古代，港口却在相反的方向，城东。高处泥泞的河口保护着船只免受暴风雨的袭击，阻止着潮水涌入城市。埃及在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第一波征服期占领了雅法，此次胜利在一则名为《占领约帕（Joppa）》的故事中有所描述（约帕：古时雅法的名称），这则故事写在大约1870年埃及发现的纸莎草纸上，现今存放于大英博物馆。故事讲的是统帅捷胡提（Djehuti）将军在袭击雅法遭到阻挠后假装投降，随后他给迦南人送去200个篮子作为贡品，篮子里埋伏着埃及士兵，到了城中忽然跳出，随即占领了雅法。
迦南其它地区或许对埃及的统治有一定的好感，但雅法却截然相反。伯克(Burke)说：“国外的贸易前哨点修建在怀有敌意的土地上，”从埃及统治时期雅法城墙墙体中缺乏迦南人的材料可以证实两个社会的紧张关系。他相信：”我们可以在此重现整个埃及统治时的等级制度：在城市取得军事据点的方法在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时最为成熟，随后弃之不用了。当时埃及统治整个时期与迦南的文化格格不入。”事实上埃及高层人士随行带着自己埃及的妻子就意味着他们嫌弃雅法当地妇女，“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埃及人或许可以娶当地的妇女。”埃及人甚至不愿把已故的人埋在雅法这片异国土地中。伯克在雅法没有发现埃及墓葬，他认为这是因为当时的埃及人都将尸体送回本国安葬了。埃及人还带来了自己的陶瓷制品，甚至连尼罗河鲈鱼等一些珍馐佳肴也从埃及运送过来，现已发现尼罗河鲈鱼的鱼骨。
在此用数字重建技术展示通向雅法的大门（图片上方），通往覆有顶棚的走廊，那里是迦南农民购买粮食的地方。发掘出焚烧过的种子以及塌陷的屋顶，这证实了当时的火灾摧毁了埃及驻防地。
埃及统治时，任何进入雅法的人都要通过雄伟的四方形大门，大门用两座泥砖建造的塔构成，塔顶由宽大的双层木桥连接，形成一条覆顶的走廊。美国考古学家雅各布·卡普兰（Jacob Kaplan）在1960年左右发掘出高大大门的正面残片。他发现门的装饰部分不足原有的一半，但这也足够辨认出门上刻着为埃及也是迦南的绝对统治者的祷告，伯克介绍说：“上面刻着荷鲁斯——猎鹰、强壮的牛，受玛特（Maat，埃及女神）深爱的上、下埃及的国王，尤斯玛阿特·赛蒂芬那（Usermaatre Setepenre）太阳神之子，加冕的君主，拉美西斯，这一切都在向世人宣布：埃及来了。”
伯克（Burke）和佩斯特约克（Peilstöcker）发现这是一个驻兵的城市，以及从埃及移栽的植物，他们所吃的粮食、水果都是由迦南的农民运到拉美西斯大门的，卡普兰（Kaplan）之前发现了22只酿造罐，和埃及壁画上的一模一样，这说明士兵是自己酿造啤酒的。他们还从埃及带来了纪念品，例如刻有阿孟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III）形象的圣甲虫形宝石。其它发现的物品，例如巨大的塞浦路斯储存罐、破碎的迈锡尼容器等都揭示出雅法地区的国际贸易关系。但是几乎没发现当地的器物。佩斯特约克说：“在城中没有发现迦南的器物，以及城市被大火烧毁，可以推断出埃及人和当地的居民并非和睦相处。如果读一读圣经，你会认为这是一段和平时期，认为埃及统治者是慈善友爱的，然而我们发现了暴动。”
伯克认为在雅法终结埃及统治的叛乱始于公元前1135年，拉美西斯大门烧毁之际。后来大门重建，然而10年后再次遭到焚毁。伯克认为两次大火火势之猛证明有人故意纵火。
考古学家发掘出包括箭头在内的大量武器，这使得人们能够重现雅法最后兵荒马乱的时刻。
距离雅法以东几英里之外的亚弗（Aphek ）长达500年之久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堡垒遗址。供养埃及士兵的大部分粮食由亚弗地区提供。在内乱焚毁埃及驻防地的同时此城亦被毁。
在第二次火灾时，面朝着覆顶走廊的泥砖被烧成了红褐色，像在窑里烧过一样。陶瓷制品都化为灰烬。装饰走廊的32只鹿角，剩下一些残片，且已部分融化。当雅法木草建造的屋顶燃起熊熊烈火时，地中海船上的旅客都可以看到滚滚黑烟。据伯克说，间接证据显示这火是迦南人自己放的。他说：“有可能是‘海上民族’吗？可能吧，但是我们发现的海枣是在大火灾50年后才出现的。”
伯克和佩斯特约克能够粗略地重现雅法最终发生的反叛。考古小组在动乱爆发的地方--拉美西斯大门里发现弯曲的箭头、一个矛头、一块铅块。暴动的人放火焚烧两个塔之间的木桥，烧毁的木桥引燃了走廊里堆积的种子、橄榄、开心果、小扁豆、海枣、葡萄、小麦。对21粒烧焦的种子用放射性碳定年法检测，表明这场火灾发生在公元前1134至公元前1115年，最有可能的是公元前1125年。伯克说这是埃及人在迦南定居最确切的时间。然而一些学者对这一切终结在雅法表示怀疑。
本特（Ben-Tor）说：“下个世纪的初期，埃及人出现在了贝丝谢安，雅法并不是埃及最后的中心地区，尽管它与其它地方差不多同时衰落。”不管怎样，附近的埃及站点都遭到了火光之灾。从雅法往内地12英里远的地方就是亚弗（Aphek）的粮食庄园，今天却成了16世纪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堡垒的遗址。20世纪70年代特拉维夫大学的考古学家在6英尺（约1米8）深烧焦的木材与残片的废墟下发现粮食。亚弗的毁灭表明雅法的火灾不是一次孤立的袭击，它更像是整个起义中的一次行动。伯克推测这很可能扰乱了雅法地区的粮食供应，使埃及的处境岌岌可危。公元前1125年，从雅法遥望亚弗升起的浓烟，人们非常清楚，埃及在雅法的统治到头了。”
本文作者罗杰·阿特伍德是《考古学》的特约编辑
文章原名：Egypt’s Final Redoubt in Cana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