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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说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午后，咸丰病重昏厥，吩咐内臣留岗加班，不得散去。晚间苏醒过来，于子初三刻召集慈安、慈禧二后，宗室载垣、端华、景寿、肃顺以及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人，交代后事：立载淳为皇太子；载垣等八人辅佐幼主，赞襄政务。怕日后口说无凭，各位请皇帝手写诏书为据，咸丰谕以病重不能执笔，故遗诏有“承写”字样。载垣等八人也就是俗称的“顾命八大臣”。
按道理，恭王是咸丰同父异母之弟，少时感情又特别投契，顾命之事自当由恭王领衔承担。然如前所述，咸丰、恭王之间嫌猜已深，所以不太亲近的叔伯兄弟载垣、端华和肃顺反而得以“顾命”。恭王也曾为此努力过，当咸丰三、四月间病重的时候，就说要来热河问安，咸丰说：“相见徒增伤感。不必来觐。”一口回绝。而慈安、慈禧不得参与顾命，则是遵从后妃、宫监不得与闻国事的祖训。所以，顾命八大臣成为钦派的下一代领导集体，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
原则上来说，除非到同治长大成人，八大臣仍不归政于皇帝，那才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否则，在此之前，任何人侵犯、剥夺八大臣的辅政权力，都是抗旨犯上，应当视为“乱臣贼子”。但是，政治是肮脏的，政治又是屈服于武力的。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正当性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可以随时赋予的。成王败寇的原则不但适用于改朝换代，也适用于宫廷政变。
爱新觉罗·肃顺
如果真有一个为了维护先帝咸丰授予的辅政权力不被侵犯而组织起来的紧密型政治集团，以肃顺为领袖，其余七位顾命大臣为附翼，某些留京官员为外援，并控制了一部分驻守京畿的军队，那么可以称之为“肃党”。但是，考察当时的事实可以发现，并没有出现这样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集团。
民国三年春末，肃顺的幕客王闿运重游北京，再次来到昔日游宴之地法源寺，和门生弟子辈举行了一次“留春宴”。众人“感往欣今，斐然有作”，诗作汇而成集，由王闿运写序。序首，他提到了“肃党”：“其时（指咸丰九、十年间）夷患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主战，郭筠仙主和，俱为清流。肃裕庭依违和战之间，兼善尹、郭，而号为权臣。余为裕庭知赏，而号为肃党。”在同、光两朝慈禧秉政的年代，“清流”专指“主战派”，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则为“浊流”。而王序将咸丰末年政见不同的尹耕云、郭嵩焘混而称之曰“清流”，“权臣”肃顺则“兼善”之，隐然已将肃顺视为当时的“政府”。因为，不是“政府”，必有所偏；只有“政府”才能折中取舍，不分清浊而俱为我用。所以，接下来“余为裕庭知赏，而号为肃党”一句，则是对政敌们用“肃党”一词污蔑具有政治合法性的肃顺“政府”为拉帮结派、招权纳贿的“政党”深表不屑。
反之，以慈安、慈禧和恭王组成的“锄奸团”，却实实在在符合前述的组党条件，称为“后党”，名正言顺。二后的野心在于垂帘听政，恭王的野心在于重返政坛，这是他们深相结纳、组成阴谋集团的政治基础。二后在热河，手头的资源只有“幼帝”；恭王在北京，掌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面负责外交事务，并可调动与之相关的文武大臣。内外合力，才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他们整合资源、妥协利益、夺取权力的政治战略。他们的群众基础，则是不满于肃顺“铁腕”的官员和旗民。
周祖培，前任户部汉尚书，某日和满尚书肃顺同署办公，肃顺在审核其画诺公文时，佯问：“是谁之诺也？”司员告知为周中堂之诺。肃顺破口大骂：呸！这帮混混，就会吃干饭，哪里懂得公事？于是将公文拟稿“尽加红勒帛”（就是用红笔涂抹不合适的文句，表示严厉批评），连周祖培的画诺（相当于今日领导批示的“同意”二字）一并加上“红勒帛”。周中堂“默然忍受，弗敢校也”，后来找个机会，跑到内阁躲避去了。对同事如此，对关联部门的领导人也如此，包括大学士祁寯藻在内的多位省部级高官，就都因不适应肃顺这种“粗犷”的办公作风，终日不安于位，汲汲求退。
肃顺瞧不起同族，对待满人高官，他的态度就更为严厉。高官而“刑死”，除了柏葰，还有一个耆英。耆英代表清廷签订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善后和约，出任两广总督，兼办各国通商事宜，是“资深外交家”。咸丰八年，英、法、美、俄联军犯天津，耆英随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前往议和。前此，耆英在广东与英人交涉时，往往以私人决定谎称为国家政策，既保持了“国体”，又“抚慰”了西夷。后来章奏被英人译出，发现他说尽假话，于是“深恶之”。这次重逢，英人乃拒绝和他谈判。耆英害怕因此翻出旧案，背上“矫诏”的罪名，遂“惶恐求去”，不等下旨就跑回北京。“于是欺谩之迹益彰”，从前两边讨好的伎俩全部曝光，下狱议罪，拟绞监候（即死缓）。肃顺上疏，认为拟刑过轻，请立即正法。咸丰虽觉其言过当，但欺君之罪理无可赦，只好“赐耆英自尽”。
耆英
肃顺在户部做老大，对本部门的腐败现象一点也不包庇，涉案官员一律从重处罚。户部因军兴财匮，行以钞代钱之法，设立宝钞处和官钱总局为具体办理机构。肃顺查账，发现宝钞处与官钱总局数字不符，“奏请究治，得朦混状”，涉案司员与商人一并论罪，籍没财产数十家。前述“肃门五君子”之一的李寿蓉时任户部主事，也在案内，肃顺不徇人情，依法办事，李因此判了徒刑。“肃党”被铲除后，他尚在狱中，反被视为受肃顺“迫害”，不再追究“党附”罪名，倒是因祸得福。此外，肃顺还查出官票所“内外交通”的黑幕，将关防员外郎景雯等人革职，籍没官吏亦数十家。前后担任过户部尚书的祁寯藻、翁心存皆因此与肃顺意见不合，“齮龁不安于位而去，心存且几被重罪”。
任户部尚书前，肃顺掌管都察院和理藩院，曾奏减八旗俸禄。于是，基层的旗民也被他得罪了。
最上层是与之有“一饭之仇”的慈安和因为“钩弋故事”引发猜忌的慈禧，中间是各级被他得罪的官僚，最下层是广大的在京旗民，构成了反对肃顺等人广泛的群众基础。
发动政变需要武装力量作为保障，“后党”的直接军事后援则是胜保。胜保出身举人，好誉喜事，在京任时“屡上疏言事，甚著风采”。咸丰二年，上疏论时政，批评皇帝赏罚不明，逸豫偷闲，咸丰优容，并未以此责怪。此后出京带兵，胜少败多，成效不著，十年，召回京城。正赶上英法联军犯阙，命带八旗军会合僧格林沁等军“勤王”。六里桥一役，带伤力战，裹创面圣，咸丰奖励他“忠勇性成，赤心报国”八个字，此后“每诵天语，感激涕零”，对咸丰个人怀有深深的知遇之感。他的姐姐文殊保是个小有成就的文艺女青年，慈禧入宫前就曾随她学书法。所以，胜保和慈禧在政变前已有交情。咸丰死前，针对肃顺和二后的矛盾，他就说过要带兵前往热河“清君侧恶”的话。据说，慈禧听到，十分感动，特地绣了个荷包送给他，上有四字：精忠报国。咸丰驾崩，留下孤儿寡母，他的立场自然偏向“后党”。胜保在特殊时期的特殊地位，则令他的立场偏向具有左右大局的重要性。停战议和，各路溃军及陆续来到的勤王部队共万余人，都由他统领，随即又奉命兼管圆明园八旗和内务府包衣三旗，改练“京兵”。那时，他成了实际上的“卫戍司令”，担负起原来“九门提督”任内的责任。这就是胜保的特殊地位，能够在军事上保障“后党”在北京实行政变。
以上分析了“后党”势力形成的原因。反观所谓“肃党”，除了顾命八大臣，几乎再没有别的实力派作为“党羽”，所能凭恃的只有先帝的“遗诏”——仅为口诏，不是朱谕，“后党”事后要推翻或者进行“宪法解释”，远比废除黄绫红字的“成文法”来得省力——以及身处热河的地理优势。“遗诏”既奉，更在主观上麻痹了顾命大臣们的警惕性，没有利用滞留热河的时间，在舆论、人事和军事方面加强戒备，以应不虞。他们怀抱“妇人之仁”，不敢设想政敌们敢于公然违抗“遗诏”，发动政变。以两个女人领衔的政敌们却秉承“最毒不过妇人心”的古训，不恤人言国法，结合阴谋暴力，获得了最后的成功。
【摘自：《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全新修订增补版）》 谭伯牛/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本文注释略 】
图书信息
书 名：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全新修订增补版）
作 者：谭伯牛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定 价：45.00元
ISBN ：978-7-5139-1431-4
出版日期：2017年7月
当红历史学者谭伯牛近代史经典之作，晚清军政名人的进阶之道，中国人情世故的至高哲学。罗辑思维、冯唐、张鸣、和菜头、黄集伟等倾力推荐，豆瓣知乎读者高分好评。
内容简介
《战天京》是清史研究者谭伯牛关于晚清历史的经典之作。在充分掌握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本书围绕晚清中国的政治军事大事件——“战天京”这一清朝与太平天国之间的决战来布局谋篇，以严密的逻辑细致厘清了这段历史中的诸多误读，让人有拨云见日之感。
作者对历史人物抱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用深厚的史学功底和小说家般的想象力，描画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慈禧太后等晚清名人在大时局中的选择与行动，还原了历史事件中的“情与理”，也呈现出历史人物的处事智慧与人生进阶之道。本书在娓娓道来的叙事中始终做到字字有依凭、句句有出处，创造了历史写作的独特范本，是一本经典的近代史入门读物。
作者简介
谭伯牛：近代史学者，1973年生，长沙人。致力于研究清史，尤长于太平天国史、湘军史及曾国藩研究。先后出版《战天京》《天下残局》《湘军崛起》《盛世偏多文字狱》《毕竟战功谁第一》《近代史的明媚与深沉》等作品。2016年于“荔枝FM”开设音频讲史栏目《牛史》，钩沉近世史话，为读者所喜爱，累计收听超过2500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