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两国的关系也是忽近忽远，但是在这段忽近忽远的交涉中，却成就了一番“私人感情”。
不管时局如何动荡，两国之间的交锋，首先体现在外交方面。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实力一般的小国派出了一个能言善辩之人，多少可以让自己的国家损失降到最低，因此，在外交方面人才的选择才是关键因素。那么，今天笔者要重点介绍的则是两位改变自己国家命运的“外交官”：李鸿章与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向来轻视中国，觉得这样一个大国却在腐败的统治者手中日益堕落，这也是理所应当的。然而在他的轻视范围内却排除了李鸿章大人，他认为，李鸿章的才华无人能及。
事实上，刚刚走上官道的李鸿章也是“新人”一个，不懂圆滑事故，也不知左右逢源。有时候因为说错话，得罪了不是少人。要不是因为自身有点本事，怕是早就被其他党派的人挤兑掉了。
李鸿章原本是地方的一名二等官员。清末，反抗四起，整个国家处于一种危难四起的状态。此时，好运降到了李鸿章身上，时机凑巧，李大人被派去镇压起义军，后来打了胜战到了京城，皇帝亲自迎接，这才迎来了李鸿章人生的巅峰时刻，曾国藩亦是如此。
后来，侵略军到达中国。慈禧为了安抚外国军的情绪，不想惹是非、不想打战，便派了李鸿章前去谈判。李鸿章哪知道什么国际礼节啊，不过是在即将谈判之前学了九年一毛而已，到了谈判地点，看见面包牛奶，不知什么物种，出尽了洋相。然而，这些所谓的“洋相”与“无知”都得益于清朝统治者洋洋得意的政策：闭关锁国。
李鸿章在访问俄国的时候，俄国的财政大臣这样评价他：“或许在中国，他是众人仰望的、尊敬的“文明人”，然而在我们眼里，他不过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书呆子。”这样的话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令人愤怒的，俄国人怎会了解中国的文化，怎会知道中国的四书五经，不过是拿着所谓的国际礼仪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甚至有俄国人说，中国与东洋人差远了。
作为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的李鸿章，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
与日本签订条约的那天，中方出面的是李鸿章，而日方则是伊藤博文。看着纸上写着赔款几千两白银，李鸿章心痛不已，为国家心痛也为百姓难过。于是，他低声下气的恳求对方能否减少赔款额，甚至为了减少赔款李鸿章对伊藤博文说：“君若减少赔款，吾等愿意做汝之养子，为其养老送终。”一把年纪的李鸿章为了让朝廷减少负担，已经顾不上颜面了。
看到这样低声下气的李鸿章，曾经十分欣赏他的伊藤博文也是错愕不已。他回复道：“想当年李大人您是何等的威严霸气，如今为了一些银两就放下了身段，真是命运不济啊。当年对抗朝鲜那一战，也是您李大人最先发起的。谈不拢条约就开打，如今呢？”
听了这话的李鸿章也只是低下头，不再说什么。
伊藤博文继续补充道：“我曾预言，如果中国不进行内政改革，十年，只需要十年的时间，我国必将超过大清朝。李大人，您说我们做到了吗？”
李鸿章摇了摇头，叹气道：“并不是我不想啊，中国的制度远比你你想的复杂多了。国家大、人口多，想要每个人都只做一件事，而且是伤及利益之事，这太困难了。”李鸿章说的也在理，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想要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或者说革命，实在是比登天还难。伊藤博文握着李鸿章的手说：“的确。假使我生在中国，或许还不会有李大人这番成就。”
最后，伊藤博文甚至视李鸿章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二人之所以心心相惜，是因为二人命运相当。伊藤博文曾经四次组阁，任期长达七年，任内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使日本登上了东亚头号强国的地位。官至从一位、大勋位、公爵。
不过从本质上上说，他在日本统治集团里还算是文治派。他的不朽功业是建立了一种有生命力的立宪制度，他使日本人能够有秩序的进行政治和平演变，在此种变化中，民众得到日益扩大的参政机会。
伊藤博文的改革也是充满了阻隔，幕府军的猖狂是改革中最大的阻碍，改革派也是在伊藤博文的带领下一再坚持，其中受了多少苦多少委屈无人而知。好在日本封建思想并不是根深蒂固、国家不大，革命起来也比中国顺畅的多，这才有了维新之后的再次崛起。
所以，在伊藤博文的眼里，就算整个中国堕落了、瓦解了，李鸿章也是他心中值得学习尊敬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