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里汉以后的人拿爵喝酒，是错的
2001年3月10日《新民晚报》“古玩宝斋”栏的《西周后的爵是饮酒器》一文正确地指出，把爵称为斟酒器是不妥的。但该文只说“西周后”的爵是饮酒器，而对夏商时代爵的用途含糊其辞、模棱两可，似乎不够理直气壮。其实，爵既不是斟酒器，也不是饮酒器，而是一种祭祀时用来注酒的礼器。
商周时代有一种祭礼叫做礼，祭法是用一束茅草竖立在圭（玉器)上，把香酒顺着茅草束慢慢灌入，以象征神灵喝酒。春秋初管仲伐楚，指责楚国“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这礼所用的茅草即楚国进贡之物，而行酒之礼所用的注酒器就是爵。
商人好酒，而酒的度数又低，所用的饮酒器如觚、觯等容量都很大。周人禁酒，饮酒器大大减少。但从夏代到西周，一直有爵。爵的形制虽有变化，但其容量一直不大。因为爵并非实用的饮酒器，而是如《说文解字》所言是一种礼器，只是用于象征性地向茅草束注酒而已。至于《说文解字》又说爵的形状像雀，并引申为告戒饮酒者节制和满足云云，则纯粹是许慎的臆测与附会了。
爵始见于夏代，盛行于商周，春秋以后不见了。究其原因，应是春秋后礼崩乐坏，商周旧礼遭到破坏所致。以爵注酒于茅草束的礼渐废，爵的用途也渐渐不为后人所知。不过祭祀时以酒歆神的做法还是保留下来，只是变为直接把酒洒在地上，没有礼那么繁琐了。
顺便说一句，有些电视剧让汉代以后的人物还拿爵来喝酒，那就是错上加错了。
“碑”原先是用来垂放棺木的
中央电视台的《开心辞典》节目中曾出过一道题：“‘碑’原先是做什么用的？”参赛者答：“用来测太阳的影子。”主持人说：“祝贺你，说对了。”其实这答案是错的。
说“碑”原先用来测太阳的影子，是把碑误解为日晷的指针了。用日晷测日影，只需要一根棒状的指针就可以了，并不需要“碑”。
“碑”原先是立在墓口上面的一个木桩或石桩，用来安置绞车、垂放棺木的。等到落葬完毕，碑没有用了，就被埋在坟堆里。木质的碑都腐烂了，所以一直没被发现。20世纪80年代发掘陕西雍县的秦公1号墓，在墓口发现了石碑，从而证实了“碑”原先确实是用来垂放棺木的。大概到了汉代，人们在安放好棺木以后，不再把碑埋到坟堆里，而是让它仍然竖立在坟墓前，并在上面镌刻了死者的名讳，于是就成了墓碑。由于墓碑是从安放绞车的石碑演变而来的，所以，汉代的墓碑都是上尖下方、中间有孔，仍然保持着原来安放绞车用的石碑的形状。汉代以前尚无墓碑，西汉的墓碑是最早的，所以保存至今的数量极少，仅在西安碑林能见到几块。唐代墓碑上部的碑首一般刻成盘龙纹，碑首中央有一小块平面用小篆镌刻着死者的名讳，其形状仍然是上尖下方的，这其实是一块缩小了的石碑。后来墓碑的形状渐渐变成上圆下方的了，篆额的形状也不再是上尖下方的了，说明这时人们已经完全忘记“碑”原先究竟是做什么用的了。
在一些研究生殖文化或性文化的书中，常常把后世墓碑上圆下方的形状说成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这是缺乏根据的联想，犯了“望形生义”的错误。
“锥”不刺骨，是文具
战国秦汉时期，人们主要还是用竹简木牍来写书写信，所以那时文具盒里所放的文具和现在是大不一样的。
1957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中，出土了一只放文具的小木箱，大小和现在的鞋盒差不多，里边放着12件文具。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加工制作竹简的工具，如截断竹筒用的铜锯，劈开竹筒、刨平竹片用的铜锛，刮除绒毛、修整竹简用的铜刻刀和铜夹刻刀，钻孔编册用的铜锥等等；另一类是书写文字用的笔，装笔的笔套，还有砍削竹简、改正笔误用的铜削刀。除了毛笔以外，这些文具整体上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盒工匠用的工具。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出土了一只盛放制作简牍工具的小木盒，里面除了铜锛、铜刻刀、铜夹刻刀外，还有两块砺石。1981年，在浙江绍兴坡塘狮子山发现的战国墓中，与铜锛、铜刻刀、铜削、砺石共出的，还有陶线锤，这是拉线编织简册时用的。由此可见，在战国时代的文具盒里，用于制作简牍的工具，比书写文字的文具要多得多。
1954年，在湖南长沙左家公山的楚墓中，出土了一个小竹筐。里面盛放着一支套在小竹管内的毛笔，一把铜削，一个小竹筒(估计是用来贮放墨块的)，还有25支尚未用过的竹简。全部都是文具，没有制作简牍的工具。
在居延烽燧遗址出土的木简上，曾经发现过有“出钱六十二，买椠二百”的记录。“椠”是木简的半成品。说明到了汉代，在市场上，竹简木牍已经有作为商品供应的了。这样，文具盒内就只要放文具就行了。1975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中，出土了一个小竹笥，里面放着一支套在小竹管内的毛笔，几块墨，一块砚板，一块研石，一把铜削刀和6块无字木牍，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汉代文具。
战国时，洛阳人苏秦求官不成，回家受到家人的奚落，于是便夜以继日、发愤学习，“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这锥子，原来就是放在案头文具盒里用来编竹简的文具，唾手可得，并不是特意找来扎的大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