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申广场春申君铜像
文/ 张兴杰
众所周知，春申君姓黄名歇，是战国末年楚国的一位出类拔萃的政治家。他在楚顷襄王时任左徒，考烈王时任令尹(宰相)，历经两朝，在政治舞台上活跃了数十年。
尽管当时楚国已经百孔千疮、危在旦夕，但春申君执政后，怀着一颗复兴楚国的赤诚之心，采取一系列政治、军事措施，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回光返照的局面。由于对楚国历史的重大贡献，春申君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崇高声誉，深得时人和后人的景仰。
自司马迁以来，一直到现在，人们总是把春申君同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相提并论，合称之为“战国四君”、“战国四公子”。其实，细读这四个人的有关史料可以发现，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属同一类人，而春申君则属另一类人，绝不可将二者作等同观。
春申君与孟尝君等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确实是“公子”，而前者却是士人。“公子”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他们是王公贵族之子，靠门第显身立名;二是他们自己往往不学无术，主要靠依附于他们门下的士人(包括鸡鸣狗盗之徒)的计谋行事，俨然一个傀儡。
孟尝君是齐国丞相田婴的儿子，齐威王的孙子;平原君是“赵之诸公子之一”，赵惠文王的弟弟;信陵君是魏昭王的儿子，魏安釐王的异母弟弟。这三个人都是王家血统，他们之成为“君”，之被封为“君”，唯一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是王亲国戚。
孟尝君的父亲田婴原受封于薛地，被封为靖郭君。田婴死后，孟尝君成为薛地的当然继承人，从而也就成为“君”。魏昭王死后，信陵君的哥哥安釐王即位。安釐王便封其弟信陵君为“君”。
由于孟尝君等人出身于王公贵族之家，属纨袴子弟，所以他们基本上是不学无术之人。笔者读《史记》此三人列传的最大感受是，他们都是十足的傀儡。他们的所行乃至所言，均是门下士人“教授”的结果，他们本人只充当了“执行者”的角色，几乎没有独立办过一件事。他们虽然“好士”、“养士”，但自己却不是士人，不具备士人的才智。
其实《孟尝君列传》的真正传主应是苏代、“鸡鸣狗盗之徒”、魏子、冯欢;《平原君列传》的真正传主应是毛遂、李同、虞卿、公孙龙;《信陵君列传》的真正传主应是侯生、朱亥、毛公、薛公。
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在这三篇传记中，仅仅只起穿针引线的作用，他们分别将苏代等人、毛遂等人、侯生等人的事迹胶合在一篇之中。
梁启超早就发现了这三篇传记的这个特点，在谈到《信陵君列传》时说过：司马迁“用力写侯生，写毛公、薛公，都在这些小人物身上着笔，本人(指信陵君一一引者)反而写得很少”(《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司马迁之所以用力写侯生等“小人物”，正是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传主;之所以很少写信陵君“本人”，正是因为他不过是个傀儡。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享有盛名，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是苏代等人的“实才”成就了他们的虚名。
春申君则不具备“公子”的上述两个特点。由《史记》本传可知，春申君不是王公贵族之子，与楚国的王室没有任何血亲、姻亲关系，其前辈家族没有任何人在楚国或其他国家担任高官，享受厚禄。
孟尝君姓田，平原君姓赵，信陵君姓魏，这三个姓分别是齐、赵、魏三国的王姓;而春申君姓黄，是楚国的庶姓、“百姓”，不是王姓。
《辞海》和其他一些历史书籍，说春申君同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一样，也是“战国末年的贵族”，是毫无根据的。
《芈月传》中的春申君
春申君本人有学有术。他之所以被顷襄王任为左徒，是因为，他“游学博闻”;之所以被考烈王任为令尹，是因为他“治国有术”。他的门下也养有数千士人，但他并不像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那样，事事依靠这些士人。
上书劝止秦王攻楚，设计救归楚国太子，是春申君一生为楚国所干的最重大的两件事。而这两件事都是他自己独力完成的，与门下的士人毫无关系。这两件事最充分地说明了春申君本人就是士人，而不是“花花公子”。
由于春申君有辩才，楚顷襄王二十六年(前273)，顷襄王派他出使秦国。当时韩、魏已经臣服并侍奉秦国。于是秦国便积极筹划，打算联合韩、魏一同进攻楚国。
春秋战国时不少国家派出的外交人员承担有外交任务之外的特别任务，春申君出使秦国就兼负着使节与特务这双重使命。春申君到秦国没几天，便设法获得了秦王正联合韩、魏以便一同攻楚这一绝密情报。
祖国即将遭到别国联合入侵，而且很可能亡国，情况万分紧急，怎么办呢?将情报传递回国，让祖国备战抗敌已经来不及了，即使来得及，楚国一国也抵挡不住秦、韩、魏三国的联合进攻。
在这关键时刻，春申君急中生智，奋笔疾书，写成了一篇洋洋洒洒、长达数千字的谏书，上奏给秦昭王，劝他不要进攻楚国。这篇谏书说理透彻，论证有力，非博学多闻的大手笔不可为。
春申君在谏书中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中心论点：秦国不应攻打楚国，而应与之友好。他说：“天下最强盛的国家，就是秦、楚两国，但现在我却听说大王您将去攻打楚国。
秦、楚交战就好像两虎相斗一样;两虎相斗，乘其弊而得利的正好是驽劣的马和狗。与其这样，秦国不如善待楚国。”接着，春申君具体分析了秦国不能攻打楚国的两个原因：
其一，秦国、秦王已经强大、威风到极点了，从“物极必反”这个一般原则来看，秦国、秦王不应再贪得无厌，如果贪得无厌，就会走向反面。
其二，秦国联合韩、魏进攻楚国，只会有利于韩、魏，秦国不但不会得利，而且还要受到韩、魏等国的威胁。
最后，春申君给秦昭王展示了一幅秦、楚友好将带来的美景：韩、魏和其他国家都会降服于秦，向秦称臣纳贡，整个天下都将为秦所有。看了春申君的谏书，秦昭王像喝了清醒剂一样，一再称赞“好极了”，并立即下令停止进攻楚国。
《芈月传》中的黄歇(黄轩饰)与芈月(孙俪饰)
秦、楚结好后，春申君同楚国太子完一起，再次来到秦国作人质。数年之后，楚顷襄王病重，太子完无法回国探病。
正好完与秦国宰相应侯是好朋友，于是春申君便去拜访应侯，劝说他马上把楚太子送回楚国。应侯不敢擅自作主，便将春申君的请求禀报给秦昭王，而秦昭王却断然拒绝了这一请求。
见秦昭王拒绝送回楚太子，春申君又另生一计。他对太子说：“你叔父的两个儿子住在楚国宫廷里，假如顷襄王不幸去世，由于你不在国内，你叔父的儿子一定会被立为楚国国王。
这样，你就当不成国王了。因此，你现在应该化妆悄悄离开秦国，逃回祖国。我留下来，以死来弥补这个罪过。”
太子完采纳了这个建议，顺利地潜回了祖国。得知楚太子在春申君的怂恿下已离开秦国，秦昭王大怒，打算处死春申君。只是在旁人极力劝说后，他才息了怒，饶了春申君一命。
春申君冒着生命危险救归楚国太子，为自己归楚为相奠定了基础。但是，如果认为他仅仅是因为忠于太子和为了自己当宰相才以生命去冒险的话，那就贬低了他的行动的意义，而且不符合事实：
第一，在中国古代，“忠君”是与“爱国”联系在一起的，春申君忠于太子是他忠于楚国的表现。
第二，太子归楚，在客观上阻止了守旧宗室和贵族对王位的争夺，有利于楚国政局的稳定。
第三，春申君决不是为了自己当宰相才救归太子的，当他设计让太子逃离秦国时，他的生死未卜，怎么能断言他当时有当宰相的奢望呢?
第四，春申君救归太子是他上书秦王制止秦国联合韩、魏伐楚举动的继续和发展，都是其身在秦国心在楚的思想的反映。
第五，太子继位为楚王后，以春申君为相，春申君以自己的才智、胆识和功劳入相，既合乎情理，也给楚国带来了希望和转机(参见柏杨著《吞并六国》)。
从上述两件事可以看出，只能说春申君是士人，而不能说他是“公子”;只能把他同商君(商鞅)、刚成君(蔡泽)、武安君(苏秦)诸“君”相提并论，而不能把他同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三“君”混为一谈。
春申君在历史上的地位，应大大高于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三人。元代学者许衡说得好：“战国之四君，其可称者，唯一春申耳。至如孟尝、平原、信陵三子，乃尸位素餐者也。”
以鲁斋遗书》卷三)春申君本非“公子”，同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本非同一类人，但司马迁在《史记》中却硬要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合称之为“战国四公子”。
正如明代《史记》研究专家钟惺所说，这是司马迁“作文章牵合之病”(《钟伯敬评<史记>》)造成的。后人因袭司马迁之说而不辨其非，实为遗憾。
转自《文史知识》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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