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马立克的电报，斯大林决定把有关信息传递给中国的同志们。
6月3日，金日成到达北京，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深入地探讨了美方的这一最新动态及和谈的可能性。毛泽东分析说，中朝两国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些胜利，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国人，先前他们不承认三八线，现在准备承认了。但是我们两国的力量不够强大，特别是没有制空权，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实现朝鲜的完全统一。要美国人放弃三八线，他也不好对盟国交代。所以，我们不能拒绝谈判。金日成同意毛泽东的看法。
6月23 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和平的代价”的广播节目中发表了重要演说: “朝鲜武装冲突是能够解决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各方有和平解决问题的意愿。苏联人民认为，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我认为，为了确保朝鲜和平，这代价不算太高。” 6月25 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并且一直为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而斗争”。同一天，杜鲁门在田纳西州发表政策性演说，表示“愿意参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6月29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李奇微发出如下指示，并要他一字不差地准确执行:
奉总统指示，你应在30 日(星期六)东京时间上午8时经广播电台将下述文件向朝鲜共军司令发出，同时向新闻界发布:本人以“联合国军” 总司令的资格，奉命与贵军谈判下列事项— 因为我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停战会议，以停止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及武装行动，并愿适当保证此停战协议的实施。我在贵方对本文的答复以后，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会议的日期，以便与贵方代表会晤。我更提议此会议可在元山港一艘丹麦伤兵船上举行，“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
在李奇微发出广播通知以前，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已向苏联外交部通报即将由李奇微发出通知的内容，金日成获得这个消息后，于6月30日致电毛泽东，认为应通过广播答复李奇微，同意与其代表进行关于停战谈判的会晤，并草拟了答复通知的文稿，要求这个文稿由金日成和彭德怀两人共同签署。
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发出复电:“‘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 你在6月30 日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收到。我们授权向你声明，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队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若你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于1951 年7月10 日至15 日和你的代表会晤。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经过电文交换，双方顺利达成下列协议：一、谈判地点选定在三八线上的开城。二、正式谈判日期从1951 年7月10日开始。三、为安排双方代表第一天会议细节，双方各派联络官3人，翻译2人，于7月8日上午9时在开城举行预备会议。四、应对方的要求，我方负责保证对方联络官及随行人员进入我控制区后的行动安全。五、双方代表团的车队前往开城府会时，每辆车上覆盖白旗一面，以利识别。
虽然谈判即将开始，双方仍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毛泽东指示志愿军:在谈判期间敌人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对我后方进行大规模轰炸，以期逼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人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李奇微则向“联合国军” 下达两点特别指示: 一、注意众所周知的苏联的两面性和欺骗性。二、注意像安理会这样的国际机构要采取决定性措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希望全体将士在战场务必保持斗志，严防松懈。
中朝方谈判代表最初为4人。人民军的谈判首席代表是南日大将，另一名代表是李相朝。南日曾在苏联留学，时任人民军总参谋长。根据彭德怀提议，经中央批准，志愿军代表由邓华、解方出任。解方1930 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当过张学良东北军的师参谋长。西安事变之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 年到延安后担任军委情报部的局长。在解放战争中任兵团参谋长。志愿军入朝作战后任志愿军参谋长。解方是一名出色的参谋人员，处事谨慎，工作缜密。也许因为他上过日本的军校，对外国军队有所了解，所以被选中做中方停战谈判代表。在临行前，彭德怀要求大家各负其责，“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
为了搞好谈判，中共中央还派出了由李克农、乔冠华等人组成的谈判班子。在朝鲜大使馆工作的柴成文(原名柴军武)，出任志愿军联络官，为工作方便这次特意改了名字。根据中朝两党协议，朝鲜停战谈判第一线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因为他二人对外不出面，出于安全保密的考虑，按照中国的习惯给他们两人规定了代号。称李克农为“李队长”，乔冠华为“乔指导员”。
“联合国军”代表团参加谈判的首席代表为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中将，代表为美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奇少将、第8 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治少将、美远东海军副参谋长阿尔林·伯克少将、南朝鲜第1军团长白善烨少将。
从双方谈判代表的排阵来看，每一方都尽可能派出了自己的强档“选手”，组成了停战和谈的“梦之队”。
7月10 日，双方代表团在朝鲜开城开始停战谈判。从谈判议程开始，双方就开始了旷日持久的争论。有的是实质性的分歧，有的则缘于双方的误解。根据最初的协议双方代表在到达谈判地点时，为了便于识别须在乘坐的车上覆盖一面白旗。在西方人看来，白旗是停战或和平中立的象征，而在东方人看来举白旗是投降的标志。当北朝鲜报纸刊登“美国代表团是打着白旗到会场来的”，使朝鲜人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但却使美国军人感到受了污辱。此外，中国人觉得既然开始停战谈判，那么在谈判期间就应该停止作战行动。可是美国认为，如果在谈判开始的同时就停战的话，就不可能把军事上的优势在谈判中反映出来，所以应该是在正式签订休战协定后才应停战。再如原来把彭德怀称作中共义勇军指挥官，而谈判时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美国人觉得这是想给世人一个好印象，但在中国人看来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在决定由谁先发言的问题上，霍治少将建议可以用丢钱币的方式决定，而中国代表认为简直不可思议。这说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是多么的困难。但双方毕竟还是同意坐到谈判桌前了。
也许那时候, 坐在谈判桌前的解方还看不到和平的曙光，但是他知道在这里、在谈判桌前，也和在战场一样，是争取和平也是争得利益的前线。因为，就这场没有分出胜负的战争而进行停战谈判将是十分艰苦的。他必须在这里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