绣春刀:崇祯扳倒魏忠贤之后——续作可以拍什么|文史宴

  《绣春刀》里刘端端饰演的崇祯以其阴鸷、无情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历史上的崇祯究竟是宵衣旰食、回天无力的明君,还是苛酷暴戾、自坏长城的暴君,崇祯一朝究竟是不是必亡之局?具体又是怎样走向灭亡的?与崇祯有多大的关系?请听李古为您细细评说。

  绣春刀系列文章:

  

  少年天子

  1

  

  明熹宗于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死后,由于没有子嗣,由其弟信王朱由检继承皇位,时年十八岁。第二年改年号为“崇祯”。

  崇祯帝即位后, 大力清除阉党,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崇祯帝抓准时机铲除了魏忠贤的羽翼,使魏忠贤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然后一纸诏书,贬魏忠贤凤阳守陵,旋之下令逮治。在其自缢而死后,下令磔尸于河间。此后,将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遣戍,或禁锢终身。

  17岁崇祯一举扫灭魏忠贤及其党羽,的确展示了其“英睿”的风貌,不过明朝集权体制中,皇帝是绝对的中心,内待仅是皇帝的家奴,内侍借皇帝的信任可以为所欲为,但皇帝要处治一个家奴,不管他是有“立皇帝”的权势,还有“九千岁”名号,仅仅需要一纸诏命而已。少年天子的表现并不特别出色。

  崇祯即位之初,雷厉风行的铲除盘踞朝堂多年的阉党,令明朝有了“中兴”的希望,然而有两个因素会成为大明朝的隐忧。

  首先是前任皇帝的欠账。明世宗嘉靖帝以来日益糜烂的政治,使北方民众几乎没有抗风险能力,一旦进入气温下降的小冰期,灾害会轻易的让大面积的农民陷入赤贫成为流民,如火如荼的流民起事就是在崇祯朝集中爆发,而且此起彼伏,彼此响应,比之前的流民起事范围更广,为害更烈。

  而辽东战局也随着万历年间的萨尔浒之战、天启年间的辽阳之战、广宁之战,满清在辽东已经站稳脚跟,特别是熊廷弼因为意气之争尽弃辽西之地,造成极为严重的战略灾难。孙承宗收复失地的战略虽然卓有成效,但军费的消耗居高不下,并且最终因为魏忠贤的排挤而未竟全功,这个残局也需要未经磨练的少年天子来应付。

  在崇祯个人而言,则因为童年的阴郁,个性上存在缺陷。崇祯之父明光宗为其祖父明神宗万历帝所厌,其母刘嫔又不为明光宗所喜,在他五岁时就被明光宗杖杀,崇祯实是庶母两位李氏(西李、东李)轮流养大,可谓饱经磨难。

  崇祯即位后,制作了母亲刘嫔的画像,隆重迎入宫中,悲泣不已,并将画像挂在宫中,日夕瞻仰,可见幼年丧母对他伤害至深,由此引发的不安全感在崇祯内心中从未消失,并在他十七年的忧患天子生涯中愈演愈烈,最终葬送了整个国家。

  

  万方有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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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崇祯元年(1628年)起,中国北方大旱, 赤地千里,寸草不生,志》记,“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崇祯朝以来,陕西年年有大旱,百姓多流离失所。崇祯二年五月正式议裁陕北驿站,驿站兵士李自成失业。崇祯三年(1630年)陕西又大饥,陕西巡按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上说百姓争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剥树皮吃,树皮吃完,只能吃观音土,最后腹胀而死,[16] 崇祯六年(1633年),“全陕旱蝗,耀州、澄城县一带,百姓死亡过半”。

  崇祯七年(1634年),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上书朝廷:“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挽输。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旱灾又引起蝗灾,使得灾情更加扩大。河南于崇祯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蝗旱,“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其饥民多从“闯王”李自成。崇祯十三、十四年,“南北俱大荒……死人弃孩,盈河塞路。”

  崇祯十三年(1640年),顺德府、河间府和大名府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瘟疫传染,人死八九”。

  崇祯十四年(1641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死亡人口的比率相当高。广平、顺德、真定等府,类似的记载相当多。左懋第督催漕运,道中驰疏言:“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 这时华北各省又疫疾大起,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疫疾从河北地区传染至北京,病名叫“疙瘩病”,“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或一家数人并死。”] “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

  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秋间发生的腺鼠疫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天转化为肺鼠疫。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十室九空。[20] 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疙疽病”,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天津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21]

  崇祯十七年(1644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传至潞安府,“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七八年间兴县人民因避疫而逃之一空,有可能将鼠疫传播到相邻的地区。从兴县过黄河,就是陕西的延安府和榆林府,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如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江南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遭大水,崇祯十四年(1641年)有旱蝗并灾,崇祯十五年持续发生旱灾和流行大疫。地方社会处在了十分脆弱的状态,盗匪与流民并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

  持续不断的天灾与瘟疫,使整个明廷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也使崇祯帝宵衣旰食,疲于应对。明朝高度集中的皇权体制,令皇帝有最高的权威,也使皇帝没有援手,没有同盟,脆弱的崇祯陷入一种矛盾心态,他既希望可以乾纲独掌,保持权威,又希望臣子们中可涌现一位能力超凡又忠心不二的“纯臣”,有解国家之危难,致主上为“尧舜”的作为

  

  崇祯皇帝与袁崇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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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一朝的政治,与袁崇焕颇有关联。袁崇焕在辽东糜烂之局中守住宁远,声望大增,俨然成为辽事之权威,在一些小说里面更是被誉为明朝的救星,然而这与实情有着不小的距离。

  张岱在《石匮书后集·袁崇焕列传》中称其“袁崇焕短小精悍,形如小猱,性格暴躁,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堕幕士云雾中,而不知其着魅着魇也。”

  崇祯在信王之时就听说过袁崇焕的名声,崇祯元年的平台召对,是他和袁崇焕第一次碰面。《石匮书后集·袁崇焕列传》中对此记载如下:

  上语崇焕曰:『女直跳梁十载,封疆沦陷,辽民涂炭。卿万里赴召,有何方略?具实奏闻』。崇焕对曰:『臣受皇上特达之知,注臣於万里之外。倘皇上假臣便宜,五年而东患可平、全辽可复,以报皇上』。上曰:『五年灭寇,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辅臣韩爌、刘鸿训、李标、钱龙锡等奏曰:『崇焕肝胆识力,种种不凡,真奇男子也』!

  上然其言,传谕兵部。上复呼崇焕近前,温语谕之曰:『愿卿早平外寇,以舒四海苍生之困』!崇焕举手加额曰:『皇上念及四海苍生;此一语,皇天后土,实式临之!臣所学何事、所做何官,敢不仰体皇上,早结此局!臣之作用,仿汉之赵充国则无异。勿烦皇上焦劳,惟皇上宽心』!上曰:『卿所奏,更见忠爱。卿宜严明号令、抚恤士卒,与文武同心,何难灭寇』

  袁崇焕得到了崇祯皇帝的信赖,崇祯心目中完美的“纯臣” 似乎在袁崇焕身上得到了印证,于是他加着袁崇焕兵部尚书兼任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并将辙掉了辽东巡抚王之臣,将平辽总兵官满桂的天子剑转赐给袁崇焕,从此将辽东之事专付于袁崇焕一人身上。

  袁崇焕一如既往的好言天下事,而这一次,“堕幕士云雾中,而不知其着魅着魇也”的却是皇帝。

  袁崇焕并非胸有成局,其“五年平辽”之言都是故为大言,以图揽权。掌握辽东大权后,则行事乖张,不但与皇太极议和,失去了盟友蒙古人的信赖;而且借故杀死了有力牵制后金的毛文龙,自坏臂膀。

  最终,皇太极利用袁崇焕的疏漏杀到北京城下,京郊居民广受荼毒,袁崇焕虽然奋力驰援北京,但在崇祯心里已经判了死刑。

  

  袁崇焕之后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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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巳之变后,神京重创,崇祯英明天子的形像完全崩垮,崇祯对袁崇焕由极度的信任转为极度的怨恨,崇祯二年八月,反复焦虑了九个月的皇帝终于命令镇抚司将诏狱之中的袁崇焕“牵于西市,磔之”。

  袁崇焕被剐3543刀,《石匮书后集·袁崇焕列传》中对此记载如下:……遂於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侩子手争取,生噉之。侩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崇祯痛恨袁崇焕对自己辜负,他也痛恨自己错信了一个“奸佞”,全心的期待被彻底的辜负之后,少年天子立刻陷入自愧式的怨怒。袁崇焕死了,可是崇祯从此陷入对大臣“信任”“怀疑”“诛杀”的怪圈,他依然不断的寻找可以倚若干城的“纯臣”,失望后又不断地大开杀戒,于是大臣们的噩运也连绵不绝。

  他做了十七年皇帝,一共杀了两个首辅大臣,撤换了五十个内阁大学士。另外还撤换了十四个兵部尚书,仅只加兵部尚书衔的还没计算在内。这十四人里,其中有九个被治了重罪:斩首者一人,治死者一人,自杀三人,下狱两人,革职查办两人。

  刑部尚书,前后撤换了十七人。

  处死或被逼自杀的督师、总督,包括袁崇焕在内合计有十一人,如蓟辽总督刘策,漕运总督杨一鹏,督师熊文灿,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蓟州总督范志完、赵光抃等。

  各地巡抚被斩杀的十一人、未来得及问罪先行自杀者一人:“终崇祯世,巡抚被戮者十有一人:蓟镇王应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养冲,登莱孙元化,大同张翼明,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马成名,顺天潘永图,而河南李仙风被逮自缢,不与焉。”《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六·颜继祖传》。

  袁崇焕身死十四年后的甲申,北京城再一次九门预警,烽火连传。却再无一个“纯臣”可以背倚神京,为君赴难了。

  

  崇祯死前的2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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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晚,李自成围攻内城,崇祯帝与贴身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也称万寿山,今北京景山),远望着城外和彰义门一带的连天烽火,只是哀声长叹,徘徊无语。李自成军攻入北京。太监王廉急告皇帝,崇祯帝在宫中饮酒长叹:“苦我民尔!”太监张殷劝皇帝投降,被一剑刺死。

  崇祯帝命人分送太子、永王、定王到勋戚周奎、田弘遇家。回宫后写下诏书,命成国公朱纯臣统领诸军和辅助太子朱慈烺。又命周皇后、袁贵妃和3个儿子入宫,简单叮嘱了儿子们几句,就令袁贵妃和周皇后自尽,随后他挥剑砍倒了自己女儿长平公主,也挥剑刺死了自己年仅六岁的么女昭仁公主。

  十九日凌晨,李自成起义军从彰义门杀入北京城。然后崇祯帝手执三眼枪与数十名太监骑马出东华门,被乱箭所阻,再跑到齐化门(朝阳门),成国公朱纯臣闭门不纳,后转向安定门,此地守军已经星散,大门深锁,太监以利斧亦无法劈开。

  三月十九日拂晓,大火四起,重返皇宫,城外已经是火光映天。此时天色将明,崇祯帝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却无一人前来,崇祯帝说:“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最后在景山歪脖树上自缢身亡,死时光着左脚,右脚穿着一只红鞋。时年33岁。身边仅有提督太监王承恩陪同。

  皇帝上吊死前于蓝色袍服上大书:

  “朕自登基十七年,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崇祯临死之时,依然在怨怼所有的臣子,而臣子们也对这个喜怒无常皇帝失去了信心。

  三月二十一日崇祯帝尸体被发现,大顺军将崇祯帝与周皇后的尸棺移出宫禁,在东华门示众,“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过之。”

  天子推卸了对天下的责任,大臣推卸了对天子的责任,于是这个天下就亡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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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评价:

  清初张岱:“古来亡国之君,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穷兵黩武亡者,嗟我先帝,焦虑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即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 “先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

  清人萧徵模咏崇祯皇帝的诗歌写道:心匪不仁计则穷,减夫派饷事重重。可怜三百年夭下,断送忧勤惕励中。

  顺治帝谕工部曰:“‘朕念明崇祯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千载之下,意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朕用(因)是特制碑文一道,以昭悯恻。尔部即遵谕勒碑,立崇祯帝陵前,以垂不朽。又于所谥怀宗端皇帝加谥数字,以扬盛美。’又尝登上陵,失声而泣,呼曰:‘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上为后代所惓怀如此,况其臣民乎!”

  康熙帝:总由生于深宫、长于阿保之手、不知人情物理故也。

  锁绿山人《明亡述略》:庄烈帝勇于求治,自异此前亡国之君。然承神宗、熹宗之失德,又好自用,无知人之识。君子修身齐家,宜防好恶之癖,而况平天下乎?虽当时无流贼之蹂躏海内,而明之亡也决矣。

  乾隆帝认为,明之所以亡国,是因为万历、天启皇帝不理朝政,以致法度废弛。崇祯继位时,“国事已不可为”,他虽然辛苦经营17年,仍不能“补救倾危”,最后以身殉国。

  全祖望《明庄烈帝论》:“庄烈(朱由检)之明察济以忧勤,其不可以谓之亡国之君固也,而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则亦有不能辞亡国之咎者。”

  孟森:“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而在万历之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 “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思宗虽有心为治,却无治国良方,以致酿成亡国悲剧,未必无过。“苛察自用,无知人之明”、“不知恤民”。思宗用人不彰、疑心过重、驭下太严,史称“崇祯五十相”(在位十七年,更换五十位内阁大学士、首辅),却加速了明王朝的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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