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云南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暑期学校
周建新教授讲座纪要
讲座题目：离散与回归——中国西藏边境地区跨国民族个案研究
主讲人：周建新教授
讲座时间：2017年7月19日9:00—12：00
讲座整理人:张若飞（云南大学）、茹砚紫（云南大学）、李青蓓（云南大学）
主讲人简介
周建新，曾任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现为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民族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汉民族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主要从事跨国民族研究研究。主要著作有《和平跨居论》（2013年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从边缘到前沿》、《沿边而行》等著作8部，曾在《民族研究》《世界民族》等刊物发表《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缅甸各民族与中缅跨界民族》《跨国民族类型与和平跨居模式讨论》等学术论文70多篇。
一、从想象的西藏到现实的高原
周老师在读研期间，因一篇老师布置给他的翻译作业——《“那片游牧人的土地”——中国西藏旅行记》开启了他对西藏的向往，又因瑞典作家斯文·赫定的一本著作《西极探险》令周老师对西藏充满无比的想象。
因缘际会，2010年周老师接受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边界、边民与国家”，从而促成他走进了真实的西藏。2011年，周老师一行4人以云南为起点，途径西藏、四川，历时34天，总行程超过1万公里，主要考察了边界一线的5个田野点。通过这一次田野，周老师构思设计了“中国边疆地区的边民离散与回归研究”项目，并于2014年成功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讲座重点讲述的是西藏吉隆、察隅两个核心田野点的情况。
二、西藏边民离散与回归个案
个案一：西藏吉隆“达曼人”离散个案
关于达曼人的研究，国内最早介绍的文章是2003年12月30日刊登在《发展导报》第12版的《没有国籍的达曼人》和刊登于《中国西藏》2003年第4期的《探访达玛人》，此后的相关报道有《珠峰以西，有个吉隆沟——西藏边境记事之五》，《达曼人：生活在幸福的山谷里》。2006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千年吉隆》，在介绍吉隆镇整体风貌和历史文化中，涉及到达曼人的情况。2008年5月，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边，边境的边》一书，其中“风云际会的吉隆沟”一节，图文并茂地介绍了达曼人。2010年6月，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西藏最后的秘境——吉隆》，其中对达曼人有较多的介绍。尽管有以上线索和资料，但却没有民族学人类学专门的研究成果。
“达曼新村”——冲堆村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吉隆县吉隆镇境内。其实，冲堆村是一个由当地藏族和“达曼人”共同组成的村落。村委所在地平均海拔2880千米，距吉隆镇约3.5公里，距中尼边境约30公里。
达曼新村背靠延绵的高山，面向巨大的山谷，村前有一条南北向的简易公路，往南通往吉隆镇，往北通往县城宗嘎镇。
达曼人原系尼泊尔人后裔，从尼泊尔迁至吉隆镇一带，繁衍至今已6至7代人，现共有49户168人。达曼人主要以打铁、做木工活、给当地人背东西和打杂为生。他们既不愿意回尼泊尔，又无中国籍，更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生活极其贫困。
达曼人因长期在西藏边境镇——吉隆镇生活，使用的语言是藏语。2003年以前，达曼人主要混居于吉隆镇的一些村庄里，因为没有国籍，所以一直没有土地和住房。当地人多称呼达曼人为“铁匠”。在加入中国国籍前，“铁匠”就是对达曼人的称呼。达曼人信仰佛教，他们的风俗和本地有所不同，有用养血祭神的习惯。他们同当地藏族和汉族通婚。2003年5月26日加入中国国籍后，国家投资在吉隆镇冲堆村吉唐（地名）为达曼人建起了达曼新村，从此结束了达曼人住房困难甚至无住房的历史。现在达曼人的民族身份多写为藏族。
达曼人的个案将主要就“离散”、“认同重构”等问题展开讨论。
个案二：西藏察隅“缅甸村”回归个案
“缅甸村”是察隅县竹瓦根镇的一个自然村，位于县城向西18.6公里处的一块台地，四面环山，201省道从西托拉卡村口穿过，和桑曲河一起向下察隅方向延伸。全村共14户，63人，其中男性31人，女性32人，劳动力35人；除一个汉族，一个羌族外，其余全部是藏族。
“缅甸村”的正式名字叫西托拉卡，那里原本是一片山林。1986年，80岁的伍金扎西老人带领全家26人从缅甸回到中国，被安置在此，当地人习惯称他们为“缅民”。在政府的帮助下，他们伐木开荒，定居繁衍。由于当时还没有正式获得中国国籍，他们的行动范围受到限制，“上不得过德姆拉山，下不得过下察隅钢桥”。2006年，全村“缅民”正式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完全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待遇。现在西托拉卡村生活的老人中，还有11人是出生在缅甸，后来跟随伍金扎西老人回国的。
1984年，当时71岁的伍金扎西带着儿子洛松回来走亲戚，政府工作人员杨育才叫他们回中国。第二年他们又过来这边看了一次，回去后就向缅甸政府申请回国，在缅甸办好通行证，又在中国这边办妥入境的相关证明后，1986年伍金扎西父子就带着整个家族离开了他们曾经生活了30多年的地方，从缅甸翻山越岭回到中国察隅，自此在西托拉卡村落脚。
2004年政府给他们盖了新房，2006年他们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从此以后远行、读书等问题都得到解决。
这个个案主要讨论“回归”“选择”等核心概念。
三、核心概念与相关理论问题探讨
（一）核心概念的内涵
1.离散
近年来，在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领域，一些学者开始频繁使用“离散”（Diaspora）一词，并依此概念划分出一些离散族群，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离散一词原本源自希腊语，在不同的著作里Diaspora也翻译为“族裔散居”、“流散”、“在外侨居”、“漂泊”、“文化离散”、“离散族群”等。这个词一般与公元前70年因被罗马人击败而不得不离开故乡巴勒斯坦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联系在一起。
二战后，离散这个词逐渐转变为描述各种族群团体由于各种原因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居住于其他国家或地区。近年，对离散族群的定义，已不再限定于“被迫”离开祖籍国，而逐渐扩大为因各种原因离开祖籍国，以移民的身份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居住。
尽管离散群体的内涵被一些学者反复归纳和演绎，但周老师以为其中最具共性的，一是所指对象原来都是某个族群的一部分，后来跨越国界流散到异国他乡；二是跨越国界群体的成员彼此认同，联系紧密，一般都保留着关于祖籍国的集体记忆，这两条是离散群体的最主要特征。正因为如此，周老师认为，离散这个概念，就跨国民族研究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
周老师从个案故事引出了“离散”这个概念。讲座中涉及的个案，主要是围绕着中国陆路边界谈“离散”。“离散”研究在民族学、人类学界是一个比较热门的关注点，相关研究也较多。一些老师在讲宏观的世界性的人口移动问题时也会讲到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也有很多文章提及，但“离散”最核心的意义就是“去国离乡”，即离开自己的国家去到别的国家。怎么去？为什么去？很多学者都做了不同的解读。早期的“离散”概念比较强调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但后来其内涵不断扩大丰富。比如说犹太人受到迫害被迫去了别的地方，或者是一些人因为寻找工作和追求更美好生活而离开了自己的国家都被称作是“离散”。这个概念的解读应该是有底线的，如从一个村子移动到另一个村子的“背井离乡”，这种没有超越国界线或者是民族国家界限的人口流动不能称之为“离散”。离开自己的祖国到异国他乡，以群体的形式住下来并且保留自己的文化，在其他民族中间能够很好的生存，仍对故国充满着情感，还有着一种联系存在。但是将“离散”和很多现实问题放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就会发现，它的内涵被不断地扩大，如个体去国外也算成了“离散”，甚至去国外短期求学也被认为是“离散”。当然，这种情况毕竟还是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可是有些人将从边境地区到上海等地打工的群体性移动也称作“离散”，这样的概念就无底线了。要做学术研究，首先要对核心概念界定清楚，否则后边的论述就会出漏洞。
无论如何，达曼人一定是属于“离散”这个群体，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国家，从尼泊尔来到了中国西藏。关于“离散”，段颖老师做过一个很好的系统梳理，他写的《diaspora:概念演变与理论解析》发表在了《民族研究》2013年第二期，大家可以参考。现在有的学者已经从意识层面开始对其进行探讨，“离散”概念已经从一种现象描述，上升到一种意识描述，一些抽象的东西，也被冠以“离散”，例如文化离散等。人的群体性的移动很容易被观察到，但全球化过程中个体的移动难以被捕捉到。现在群体和个体的跨国移动，都被纳入了“离散”研究，涉及面非常广泛。
因此，国际上有很多学者做了大量关于“离散”的研究，如加拿大学者威廉·萨夫让（Willian Safran）创办了《离散：跨国研究》杂志专门研究“离散”问题。还有嘎布瑞·席夫（Gabriel Sheffe）分别于1986年和2003年出版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国际政治中的现代离散族群》和《离散政治》；1997年，科恩出版了《全球离散》。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从海外华人及少数民族跨国群体研究切入，如刘芳《离散与聚合——跨境“Hmong”人的族群认同》（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6））、李明欢《Diaspora:定义、分化、聚合与重构》（世界民族，2010（5））、范可《移民与“离散”：迁徙的政治》（思想战线，2012（1））、刘冰清、石甜《族群离散与文化离散研究的来龙去脉》（学术探索，2012（2））、郝国强《“离散”研究的发展脉络及省思》（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7（1））。虽然现在相关研究成果不少，但是周老师认为目前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多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周老师做的主要是边界线附近的微观研究，他认为绝大多数学者做的都是跨越很多国家的宏观研究。
周老师认为关于“离散”概念主要以历史学家西蒙·杜布夫诺《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定义为主：一个民族或民族中的一部分与自己的国家和领土相分离，散布至其他民族当中，但却延续着自身的民族文化。周老师主要想借这个论述讨论达曼人的自身文化如何延续下去，他们的国民身份发生了改变，他们文化的、族群的身份也发生了改变，延续自身文化的确面临困境。而现代比较前沿的“离散”概念比较抽象，如克里福德认为，离散是一种生活在此地，又与彼处相连的意识，完全是冲突与对话中的文化与历史产物。而离散主体则是现代、跨国、文化互动的特殊形式。
2.回归
与“离散”相对应的是“回归”概念。目前国内学界对“回归”的研究关注较少，至今尚无专门的理论探讨研究成果出现。过去涉及此核心概念的研究成果中，对清代土尔扈特人回归祖国的研究占据了重要篇幅，但研究内容多为史料陈述和分析。
在当今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中，主要把推拉作用下的“本土—海外—本土”迁移路线的跨国移民群体，看作回归群体。西方学术界关于对重返祖国定居的跨国行为尚未使用统一的术语，但return migration（回归移民）在西方学术界的研究文献中使用较为频繁，其基本含义为：海外移民返回其祖国定居的行为。中国学者对重返祖国定居的海外移民一般使用归侨这一术语，也是一种官方界定。如果单从移民现象看，以上定义似乎可以概括表面的“回归”事实，但若从“离散”到“回归”的动因分析，关于移民的推拉理论便难以解释其中复杂的逻辑。
关于“回归”概念的理论探讨在国内外都尚在起步阶段，而绝大多数研究是关注移民回流问题，主要聚焦于“跨国”的远距离大范围的以个体或小群体返回祖居国现象，但周老师这里聚焦的是边界一线的“离散”边民近距离“回归”，特指原国籍属于本国，但由于某些政治、经济、文化或生态因素的变化，居住在边界线附近的居民规模性地离散到邻国，而随着各种因素的再次变化，离散者又重新返回母国的现象。
现今学术界关于“回归”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几乎没有专门做过理论上的梳理。周老师认为return migration没有完全表达出离散后回归的内涵。中国的文献中，经常把海外回来的人称为“归侨”，但这个不能涵盖他所讲的“离散”后的“回归”。查历史文献资料的话，土尔扈特部落东归其实就可以被认定为群体性的回归，但是，这个回归和我们现在讲到的回归也不太一样。关于“回归”的研究还没有被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或者理论问题受到重视。无论怎样，缅甸村的情况是属于“回归”的现象，因为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后来又回来。
此外，周老师认为“离散”对应的词就是“回归”，国外学者一般都是以个案的形式和具体的问题在讨论，并且他们用的词也不太一样，如“return migrant”“return migration”“returned migration”“diaspora return”。周老师认为“diaspora return”最为准确，它表达了离散之后的回归含义，而移民的回归就不能够很好的契合“离散”这个概念。也有学者认为“回归”应该用circle（圈）表达，有出去又绕回来的含义。此外，还有学者提到了其他的表达方式，如“ethnic return migration”，强调族群性；“encouraging the diaspora to return home”，鼓励离散群体回归到祖籍国，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
国外学术界对“回归”还没有系统的讨论，所以周老师认为首先要界定什么是回归？世界上有哪些典型的回归案例？“离散”已经有分类了，如受迫害的、务工的等。从故国出去又返回的现象非常多，也非常复杂，那么如何对“回归”进行分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周老师以犹太人为例，继续讲回归的问题。犹太人早期离散出去后散布到了全世界，后来犹太人复国后又从全世界各地回到了以色列。这是全世界最典型的回归案例，类似的情况也有很多，所以分类的话就应该做更多的思考。周老师讲到了他做爱尔兰民族研究时的发现，爱尔兰曾经出现过大量的人口移民到美国、加拿大等地。
虽然爱尔兰国土面积不大，但是国外爱尔兰裔人口超过七千万，这种情况就是由当初的“离散”引起的。但爱尔兰的情况和犹太人的情况不同，爱尔兰之前出现过大饥荒，主要是大饥荒造成了“离散”。全世界各国的侨民政策很值得研究，差异很大。爱尔兰的侨民政策有很强的包容性，有些国家和地区却有很强的排他性。在中国（国民）不能拥有双重国籍，但爱尔兰就承认双重国籍。
回归还有性质的不同，有主动的、被动的、自发的、动员的等不同类型。关于动员的回归类型最为明显的国家就是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后号召全世界的哈萨克人回归历史祖国，这是政府出台的。这些人怎么回来？回来怎么安置？是主动回来还是被动回来？这些问题都很值得研究。
此外，回归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显然，哈萨克斯坦认为回归是有利的，如果其他国家的哈萨克人都回来了，哈萨克作为一个主体民族在其国家人口结构中就占绝对的优势，可以取得更大的发言权、掌控权和资源分配权。但是，这当中存在一个“去政治化”的问题。周老师说，不要把“离散”和“回归”现象过于政治化敏感化。有些人看到在国外的侨民回来了，就说中国有吸引力，综合实力强了，就高兴，就认为是好事。但是一旦遇到中国人往外移民，就认为是负面的不好的，就回避或不支持这样的研究。周老师认为“回归”应该是个中性的概念。大部分“回归”群体不一定是因为原来所在的国家不好，而是由于自身的民族情感和文化情感原因。
周老师曾在哈萨克斯坦访谈过许多移民到哈国的人，他们说，很多老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到哈国去延续自己民族的文化，但是他们个人是不愿意去哈萨克斯坦的，他们认为中国更好。自从哈萨克斯坦号召哈萨克人回归历史祖国后，中国160多万哈萨克族中只有8万人左右“回归”，这些人中还有移民过去又回到中国的。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离散”或“回归”的原因都归咎于国家政策不好，而是要准确地具体地分析。现在一些研究认为“回归”主要是趋利的，例如现在许多侨民是回来投资的，为了想要获得更多的利润。但并不是所有的回归都是逐利的，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东南亚很多华侨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而回归祖国参加抗战的。另外，还有中国的香港回归与澳门回归，这里所讲的“回归”又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不是简单的人群流动，更没有跨越国界，与上述的“回归”内涵和性质不一样，需要单独解释，需要单独作为一种现象讨论，所以关于这个用词以及概念的讨论空间很大，需要深入研究。
3.选择与认同
周老师在做离散和回归研究主题的时候，发现一个词非常值得讨论，这个词就是“选择”（selection）。首先，关于认同的讨论在人类学领域已经被讨论了很多年，但是越讨论越复杂，它的内涵太丰富。周老师的学生做田野回来以后，与周老师商量把两个田野点的材料经过归拢、整理、提炼以后形成一篇文章，但是两名学生不约而同都认为该从认同角度切入开展研究。周老师觉得有点简单化了，后来他认为“选择”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这个选择是决定个人和群体命运、子孙未来前途的大选择。它并不单纯是一个认同的问题，针对达曼人而言，离散面临着一个认同重构的问题；针对西托拉卡人而言，回归是一种身心一致的认同选择。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选择是更加重要的，是一种掺杂着复杂情感、利害分析的判断。周老师也查了一些资料，在国外，“选择”这个词没有专门的、在理论层面去讨论过，但是确实有很多学者在写文章的时候，强调“选择”的重要性。例如Jackline Wahba, Selection, selection, selection: the impact of return migration.
4.边民
再看边民，边民是重大项目绕不过去的一个概念——什么是边民？周老师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就发现，国家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边民”界定，学术界也没有界定什么是边民。什么样的人是边民？很多的概念我们天天听到，大家也似乎都很理解，但是如果要仔细问的话，也就不清楚了。就像我们在讨论民族主义问题的时候，盖尔纳、霍布斯鲍姆都谈民族，民族的概念大家也好像都知道，但是如果要界定什么是民族的话，很多人就说不清楚了。边民也是一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同样很多人也说不太清楚。
周老师在刚刚发表的“边界、边民与国家”（《广西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论文里主要讲到了边民概念。他认为，边民主要指伴随国家边界产生而出现的边界两侧居住的人口。边民是居住于国家政治边界两侧的人群。边民一般指毗邻国家边界线的常住人口。边民即生活在边境地区的人民。
一般大致有三类人，一类是世居当地的人民，一类是外来定居当地的人民，还有一类是外来的非长期定居当地的人。第一类人，主要是世代居住在当地的群体，他们毫无疑问是当地较早的居民，也是当然的边民，拥有所在国家机构颁发的身份证；第二类人，主要是因为婚姻关系或亲属关系等长期定居于当地的人口，同样拥有所在国家机构颁发的身份证；第三类人，主要是因为经商等原因从外地迁来，并不一定长期生活在当地的人口，一般没有所在国家机构颁发的身份证。在这三类人口中，单从人口数量看，第一类最多，第二、第三类相对较少。按照一般的理解，第一类是当然的边民，第二类也属于广义的边民，但第三类不算。虽然第三类人可能长期生活于边疆，甚至终老于边疆，但按照一般国家现行政策，他们的身份证已经确定了他们不属于当地居民。
周老师指出，在我们国家整个的法律体系中间，并没有出台过边民法或者相关的规定，现在国家对于不同的边疆地区是一个差异化的管理，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政策，有的地方可能规定距离边界线60公里以内是边境地区，有的地方可能是20公里，有的地方可是三公里两公里。因为周老师长期做边境研究，所以发现有的地方民政部门扶贫救灾的边民概念是两公里，即距离边界线两公里以内的人口，都是救助的对象，超过这个范围就不行了。所以周老师认为边民概念的讨论空间很大，甚至从法学的角度，我们需要去立法。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地域大国，南北差异性很大，比如西南跟西北情况很不一样。周老师来自新疆，所以对这方面体验很深，在人口、居住环境、自然地理、民族文化等方面都是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所以现在我们是统一制度和差异性管理并重的。
（二）如何从个案中发现问题
从田野调查到讨论问题，周老师感觉到了要从个案中发现一些问题的迫切性。因为这个个案不是要考证、论证一些东西，而实际上是在讨论一些核心的概念与问题。如何去发现呢？这个田野点究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在这个田野点之上我们要提出哪些问题？可以提出很多问题，但是后续要怎么做？
周老师认为，我们要把发现的问题纳入到学术话语中去，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做一个简单的田野调查，或者给政府做一个咨询报告。例如云南、广西在1949——1960年代越境外逃了一些边民，怎么把它纳入到学术话语中呢？我们不讲逃跑或外逃，我们讲离散，它的学术色彩马上就出来了。那么个案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呢？这个确实要仔细去考虑，因为类似的研究很多，达曼人的研究，其中两个认同重构是非常不一样的，国民身份转变，就要对国家认同，然后文化和民族的身份改变，尤其是身份证上的改变，对他们意识的影响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并且和别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周老师认为我们从田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思考问题都是可以的。我们不是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把问题提出来，大家讨论就可以。如果要去解决边境地区的社会治理问题、难民问题，提出方案也是可以的。那么问题在哪里呢？是否能与已有的成果对话，如何提升与创新？这个提升与创新是比较难的，但是做对话应该可以的，就是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跟他们对话。
当代主权国家体系结构下，离散族群要突破生存困境，求得自身发展，就必须作出国家认同的选择，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以达曼人个案为例，他们选择加入中国国籍，愿意融入当地社会，显然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生存选择问题，更多的还是一个主动的文化适应问题。
族群身份于个人和群体而言，其意义在帮助个人和群体回答“从何处来，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尽管很多时候对于个体而言“从何处来”是一种虚构的表达。周老师认为，族群身份更多的是一种非血缘的文化和社会认同感的外在表现，也标识自我与他者的不同。个体族群身份的获得，是个体归属感的需要，更是依附于群体生存发展的需要；群体族群身份的获得，是群体对内凝聚对外展示存在、争取各种资源的需要。
从文化适应角度看，入籍后的达曼人在政治层面上，享有中国公民基本的权利，很快适应了身份的转变，他们通过国民身份的确认，在心理层面也迅速完成了这种适应。而在社会文化方面，如何实现与当地藏族的良性互动进而融入藏族，是达曼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周老师认为这个个案非常典型，达曼人历史上的跨国迁徙，从尼泊尔人变成中国人，从达曼人变成藏族人，从打杂工到学习务农，我们看到生计方式的改变非常大，还有代际认同的差异，如果现在问村里的老人关于民族身份问题，他们都会说自己是达曼人，但是问小孩子的话他们都会说自己是藏族人。在民族学研究里这种类似的情况很多，这种人群横向的整合在国家历史大转折的时候，社会发展大跨越时，整合是非常普遍的，像我国的民族识别与划分，实际上存在着许多社会整合的问题。
那么透过这个小小的个案，我们会发现，达曼人就近自愿归并为藏族，就是一种整合。也许通过代际的更替，三代人四代人五代人后他们的关于达曼人的记忆就会淡忘。但周老师说，我们的工作却把他们的历史记录了下来，他们出版了书籍《跨越边界的离散者》，书写的并不复杂，多是记录事实的平铺直叙，但其中有很详细的家庭档案，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户数不多、人口不多，他们做家庭档案时，把每家每户多少人、他的亲属关系、谱系结构表现的清清楚楚。实际上周老师的工作，就是把别人的历史记载下来，然后在文字层面保留下来。前年周老师到西藏民族大学举办了一场讲座，西藏民族大学科研处的陈教授就说，他们也发现了达曼人的报道，并且专门派了一个小分队到那里做调查。但是他们到那里调查的时候，村子里的人都说，广西民族大学的周老师已经做完了，你们要看的话拿那本书看就行。因为周老师的著作完成之后给每个家中都送了一本书，他们就把这个作为自己历史和现实的记录，不过周老师也说他们的书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完全反映达曼人的全貌，有意深入研究的人还可以继续去做。西南民族大学的刘教授，他们也去做过调查，村民们还是说，你们看周老师这本书吧。
离散族群为了在新的环境中生存发展下去，往往要做出多种选择，而这些选择通常有深刻复杂的原因。达曼人的认同重构，不仅反映达曼人心理的变化，也有助于理解人类的文化适应与生存策略。
达曼人在离散迁徙的过程中，依然保持并坚守着自我的族群特性。但在定居吉隆后，他们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逐渐融入藏民社会。特别是入籍后的达曼人，在现代国家权力体系下，逐步加快了融入藏族的过程。从漂泊到根植，达曼人经历了从坚守自我到适应改变，最终到国民身份和族群身份的重构，其中展现了人类认同重构的一种普遍的文化适应过程，对于我们深刻认识民族过程的一般性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达曼人虽然与一般的移民群体不同，但移民必然要学习当地文化，或将自身文化嫁接在当地文化中，达到尽快融入迁入地的目的，这是所有移民普遍遵循的规律和一般事实。达曼人迁入藏地居住，藏民人口规模在当地处于强势，其地域文化更是当地的主流文化，因此达曼人对藏族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适应，属于“顺适应”。达曼人文化适应的主流是向前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藏民文化对其产生了长期且巨大的影响。这是一种带有普遍性规律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
达曼人对藏族文化的适应使其失去原生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某些特质，而获得了藏族文化中的一些新特质。在适应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其独特的文化经历了迷茫、痛苦、抉择，并最终通过扬弃与藏族文化不断实现融合。
达曼人的个案，只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离散族群生存发展的一个特例。达曼人在获得中国国籍的过程中，几乎同步实现了国民意识的转变，但在重新定位自我文化身份的过程中，经历了对当地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重新适应的过程。今后，各方面的因素仍会对达曼人的认同重构产生影响，与此同时，其文化适应的过程也仍在继续。
值得指出的是，达曼人的群体性入籍和族群身份转变，在当代主权国家体系下是少有的个案。可以说是中国政府以人为本，尊重人权，灵活运用政策解决民族问题的典型个案之一。
第二个田野点的回归个案、选择的问题，周老师在另一篇还未发表的文章中重点讨论。“回归”是认同还是选择的结果？如何选择？认同的选择，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有没有选项，周老师认为这个个案可能没有选项，但是也可以说有选项，要么留下来甘做奴隶，要么逃出去活命寻找自由，因为当时西藏的农奴社会是十分残酷和黑暗的，农奴的生存权没有保障。
所以在难以生存活命的情况下，他们被迫选择逃跑。这里不能拿老的观念来讨论，他是避害还是趋利，还是逃避统治？这个问题很复杂，他当时对前途是茫然不知的，他就是为了活命，没有别的考虑。周老师指出，我们跟埃德蒙·利奇的《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中所描述的那样一个动态平衡的社会是可以对话的，跟斯科特的《逃避统治的艺术》也是可以对话的，因为斯科特讲到Zomia这个地方正好是伍金扎西老人逃到的地方，那里的深山老林中是一个平权社会。逃出去活命的问题和生存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如果说这是移民现象，就用推拉理论来解释，认为有利益的驱使，那显然是解释不通的，现在讲的推拉理论所适用的环境和这个是不一样的。
西托拉卡人的集体记忆中，现在人人都知道他们的前辈原来生活在察隅，后来逃到西朱当村，再后来他们的前辈又带领他们返回故里。这条从离散到回归的线路，现在是以从中国到缅甸，再从缅甸返回中国的故事传颂着。其中以国家名称替代地方名称的改变，隐含着从地方认知到国家认知，从家乡认同到国家认同的内在认识逻辑。我们不能把西托拉卡人的离散行为，用斯科特的观点简单地看作是对国家地方政府管理的逃避，也不能用解释农民的偷懒、装糊涂、开小差，来解释农奴的被迫离散。同样，我们也无法完全用移民推拉理论来解释他们的回归行为。
从“选择”（selection）的理论视角看，西托拉卡人的离散与回归是两次重大的人生选择。但前后的“选择”却有着质的不同，前者离散的“选择”是一种被迫的无奈的选择，这种选择本身与认同无关，或者关联较弱；而后来回归的“选择”却是一种主动的认同性选择。这个个案告诉我们，“选择”并不一定意味着认同，而认同一定意味着选择。一般而言，“选择”大多是个体或群体的理性行为，但并不意味着是认同性选择。认同性选择是个体行动与意志的一致性归属，反之，就可能是被迫性或无奈性选择。
（三）典型个案中的相关理论分析
典型个案中的相关理论分析方面，逃跑、离散都可理解为人的生存的需求。但是离散后为什么又回来了？从亚伯拉罕·马斯洛人本主义理论分析，西托拉卡人最初的离散是要逃离旧西藏政府黑暗的农奴制度和残酷的阶级压迫，是要满足个体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安全需求，是一种被迫性选择，并不是一种对缅甸国家、文化、制度、民族的认同性选择。那是一种人的身心分离的选择。而逃往缅甸之后，基本的生存需求虽然得到了满足，但随着缅甸民族国家的建构，他们的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却因为“外国人”的身份无法实现。缅甸政府并不把他们作为国民看待，只是让他们自给自足，自生自灭。而要获得平等的国民待遇，在当今民族国家社会中，他们只有回到自己的祖国才能实现。
显然，随着民族国家的建构，尤其是缅甸独立以后，民族国家建构以后国家权力就会不断的深入，深入到最边缘的每一个角度，于是就没有了法外之地。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个国民身份，但是这些逃出去的人就没有国民身份。这些藏族逃到那里去，缅甸人并不认同你是缅甸人，他们会认为你就是在这里寄人篱下，并不能认同你是我的国民，甚至连基本的尊重也没有，所以这些人未来的发展，子孙的延续都有问题。当安全的需求、温饱的问题解决后，他们却无法获得缅甸国籍，因此高层次的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于是当出现选择机会时，是留在缅甸，还是回到中国？当然他要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因为那样才有尊严，才有实现自我价值的可能性，这并不是用趋利还是避害的因果逻辑可以解释的。这种选择有复杂的逻辑在里面。
周老师指出，横向整合方面，我们要看到人的可塑性。达曼人的改变，可以从小的点提升到全人类的角度来看，人类具有非常强的可塑性，当环境适合的时候，就可能发生改变。非血缘的文化、社会认同就会产生，这就是横向整合。我们可以从这个小的个案推及整个中国、全世界。所以我们不要太相信自己纯洁的血缘，不要太相信自己纯洁的文化，周老师一直跟学生讲，因为这样容易走向极端，要知道所有的人都是社会整合的存在。
周老师认为，民族国家的问题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之后，作为一个界限，1648年民族国家的界限越来越清晰以后，民族国家都有自己国家意识的觉醒，要怎么做？现代国家要求对国家界限进行精确划分，同时土地之上的人民要有明确的国民身份。这是国家管理的需要，也是个体和群体必须的一种选择，国家追求边界、边民国家的有机统一，这是当今几乎所有国家的普遍做法。国家权力的深入，使得边民对于边界、国家的认知以及对于自我国民身份的认知不断清晰。这是个不可以否认的大趋势。当然，中国的情况、东方的情况，与西方的情况是有差异性的，我们在西方一些国家会看到多重国籍、双重国籍现象，许多侨民政策也有很大差异。周老师推荐大家去看一看亨廷顿的《谁是美国人》，之后就会发现，美国人真的很难界定其国民的国家认同，其国内跨国群体普遍存在，于是现在就强调美国信念，但是美国信念只是个抽象的、意识方面的东西，到英国、爱尔兰看也是这样，所以这个差异性，东西方是存在的。但是在亚洲、在中国，就是依托刚才周老师讲的这个个案，首先我们的国家是这样的，不承认双重国籍。
四、讨论环节
同学A：老师您好，我对您提出的这个“问题意识”特别有感触，我想请问对于下田野，是下田野之前带着问题去，还是到田野中以完全客观的态度观察，再去发现问题？这两种方法哪一种更好或者更有利于我们做研究？
周老师：谢谢，这个同学提出的问题我想是很多同学的问题。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这个问题首先要区分高成本的田野和低成本的田野。所谓高成本的田野，它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充裕的时间作为后盾，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选择不带着问题进入田野，然后经过反复观察发现问题进而进行研究；而带着问题进入田野往往出现在低成本的田野调查中，它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时间，在这种田野中，就需要在文献上下功夫，如果是做边疆研究，那就需要查找边疆的地方志等地方材料，在文献梳理过后，你可能就会发现一些问题，有一些想法，而带着这些问题与想法就可以进行一次经济的田野调查。这两种情况都存在，没有严格地说必须要带着问题下去，当然多数情况下我还是倡导带着问题下去，要有问题意识。其实，很多田野是带着项目下去的，关注的问题已经比较清晰了。
同学B：老师您好，之前听主持人介绍说您做过老挝、越南等方面的研究，我想请问您在这方面的研究中主要关注点是什么？
周老师：谢谢。关于老挝和越南的研究我做的比较早，是在90年代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做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宏观。主要涉及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历史文献的梳理，田野点因为线太长、面太广，不可能做到一条线做完或者整个面做完，我也没有过多关注一个点，因为在兰州大学读博期间，那里的学术传统比较关注文献的梳理，并不是传统人类学方法论所倡导的扎根一点进行研究。我有三个学生曾经到老挝对苗族村落进行研究，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硕士、博士论文，你可以查找参考。
同学C：周老师您好，我是云南大学研一的学生，因为我的专业是教育学，所以我更关注教育方面。在您刚才的报告中提到，现在的达曼人小孩会说他们自己是藏族人，拥有中国国籍并且接受教育，那么他们固有的尼泊尔文化会在他们的教育过程中有所体现吗？
周老师：谢谢，你提到的这个问题是很多小的群体都会面临的问题，当发生这种整合以后，要想把自己的传统文化延续下去，只能在内部、小范围的、通过口传或者家庭教育的形式延续。现在也有一些NGO组织或地方社团，他们会帮助做一些叙述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本土教材读本，供这些学生阅读。但这些读本仅是课外读物，想要纳入正规教学体系中是相当困难的。但是，这样的工作是有益的。
同学D：老师您好，我是来自西南大学的学生。我想就“离散”这个问题向您探讨。您所讲的“离散”是离开本土到别的国家生活，那么国内特定时期的移民现象，比如摘棉花时期，大量人口涌入新疆从事劳动，您刚才提到国内的流动属于背井离乡而不属于离散，那么对于这种现象应该如何界定？
周老师：非常感谢，这个问题提得很好。首先我想纠正一下，国内的移动所谓“背井离乡”只是一种通俗熟语的说法。“离散”的核心是强调离开了自己的国家，跨越国界移动到别的国家去。如果没有跨越国界，那就不要使用“离散”这个概念，可以使用其他比如“国内移民”“流动人口”等概念，如果是务工人员的，我们就可以说跨省务工。
同学E：老师您好，您在报告中提到了“回归”的概念，我想请问归侨和回归这二者有什么区别吗？
周老师：谢谢。我说的“回归”应该包括了那些归国的侨民，但是我觉得我们国内的用词没有用到“回归”，大多用的都是“归侨”，我认为使用“归侨”有些现象还不能完全包括。但这两个用词并不冲突，关键是看如何使用。
人类学之滇
主编：何明 编辑：覃延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