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儒家粉墨登场以来，近三十年间所谓为往圣继绝学，大有儒家文化圈再起之势；又有为万世开太平的李家坡，为国家威权披上温情脉脉的面纱，而缔造所谓国家理性！可惜今日李家坡家务纠纷不断，以致国家公器大有渗入家务之势，小僭主不免ιερωνος(即施特罗斯《论僭政》中的主角)之厄，再做理想国未免有打脸嫌疑！
新儒家之所以提“儒家宪制”，除了法治大势浩浩汤汤不可阻挡之外，原儒家文化圈尤其是台湾、韩国和新加坡纷纷完成所谓宪制改革，一时“儒家宪制”似乎在东亚得以实现。此处，之所以不提日本，因其在二战之后完成的宪制建设实际是在美国主导下进行的，其所建立的宪法体制与台湾、韩国、新加坡存在着根本的区别，虽然在日本仍然保留着很多儒家文化的影响，但实际上日本宪法体制的运行，包括最近天皇退位的运作都是在西方宪法体制运行的前提下进行，所以日本政坛虽然丑闻众多，且披着天皇制的神圣外衣，但实际上其骨子已经是欧美政制，为首相者虽有宪法责任，但再也不存在政党追杀的恶果！
反观台湾、韩国以及僭主去世后的李家坡，成王败寇、政党追杀屡见不鲜，以至于韩国总统成了世界上最高危的总统职位，除李明博外尚无一人有好下场！
“儒家宪制”奈何如此！？亚里士多德早在《政治学》中谈到僭政的极致，其最核心在于模仿王制的美德、为公，但僭主绝不能入王一样放弃权力，否则下场堪忧！
某地主官前腐后继，是此地腐败地基太厚，还是如韩国总统一样，也许不问苍生问鬼神，只能怪风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