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吉歌诗号称“骚之苗裔”，自文学史的视角探究它的传承由来，当然可直溯至楚辞。但论以篇章句式结构，李贺的诗又不同于楚辞，而普遍采用汉世以还逐步成熟起来的乐府歌辞体制。汉魏六朝乐府上承风、骚传统，下启隋唐五代诗歌，以其殊胜姿态开辟了中土文学的新生面，同楚辞一样曾给李贺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滋养，对后者特定风貌的形成也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无妨这样说，楚辞给予千载之下的李贺所传送的影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通过乐府这一中介环节来达成的，诗人《巴童答》一诗所云“非君唱乐府，谁识怨秋深”两句，即异常清晰地透露出此中消息。
有唐诗坛俊彦辈出，谱写了华夏诗歌史上最辉煌的一章，举凡本朝才名卓荦的优秀诗人，悉数都把汉魏六朝乐府奉为自己学习和仿效的对象。李长吉置身这个时代，其与古代乐府之间的纠葛关连，颇能显出迥异他人的独特征状。他不像李白那样罄其篇什纯用古乐府旧题，也不像杜甫、白居易那样一味讲求“无复依傍”，今存录在他诗集内的乐府篇制，称得上寓复古、新变于一体，兼而包容了三种不尽相同的处理方式：一、沿用乐府旧题的，如《将进酒》、《艾如张》、《巫山高》、《大堤曲》、《雁门太守行》等；二、即事名篇、自撰新题的，如《高轩过》、《残丝曲》、《李凭箜篌引》、《贵公子夜阑曲》、《金铜仙人辞汉歌》等；三、参承旧题而稍加变化的，如《恼公》、《石城晓》、《月漉漉篇》、《长歌续短歌》等。以上三者轮换交替使用，信非出于李贺不忍割舍旧有的乐府题名，而恰好说明他宁可背离流俗所尚，必欲打破古今常规自主择题，使之汇成更强的张力来贯彻他设定的创作意图。
李贺平素好言调律，《昌谷集》内专写音乐形象之美的诗即有四五首，而且经过他手创的乐府词章，个中之绝大部分，亦概以“歌”、“引”、“行”、“曲”、“乐”等名目来酌定其诗题。根据他为《申胡子篥歌》一诗撰写的小序，可知该诗在创成之当下，随即就被旁人配声“合噪相唱”。然而如上这些情况，实不足表明李贺的许多乐府诗辄有乐曲与之相配。尽管《新唐书》本传谓其“乐府数十篇，云韶乐工皆合之弦管”，问题乃在这条记载不过是掇拾小说家言，质其原由当属李贺诗名大振后附会的传闻，殊难当做可信的史实材料看待。而反观长吉同时代人沈亚之的《送李胶秀才诗序》一文，就十分明了地披露出了事情的真相：“余故友李贺，善择南北朝乐府故词，其所赋亦多怨郁凄艳之巧，诚以盖古排今，使为词者莫得偶矣，惜乎其终亦不备声弦唱。”
按沈亚之系李贺的挚谊至关，厥篇《送李胶秀才诗序》又作于长吉殁后，理应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审兹我们方才了达，昌谷题咏之乐府诗数量虽多，却基本上是一种书面文学而“不备声弦唱”的。诗人热衷创制此类作品，聚焦点还是放在同前代故词取得心灵的沟通上面，俾藉此尽情地发抒积压在他胸次的“怨郁凄艳”之思。
《昌谷集》受汉魏乐府的沾溉，在不少作品里留下显著印迹，它们多半袭用古乐府旧题，所演之情事亦与前者大体保持一致。譬如《艾如张》、《猛虎行》、《公无出门》各篇，俱着眼反映与现实人生相关的社会问题，肯定寓含了若干讽喻意味。另如《巫山高》一首，则注重描绘巫峡的山川形貌和神话境界，营造的诗境显得惝恍窈冥，就中有机地贯穿着作者自身的幽眇思绪。李贺学习汉魏乐府的可喜收获，又备见于《感讽其一》这篇五言佳构中间。此诗依题名看似乎更像古风，唯其触涉之内容乃全从乐府里面淌出。它运用质朴生动的叙事笔法，诉述了广大农民在重重盘剥下无计存活的遭遇，针对催租胥吏丑态的刻画又那么惟妙惟肖，真堪谓深得汉代风人遗意。
南朝乐府按产生的地域区划，可分成“吴声”和“西曲”两大类，彼等各自展现一方风土人情，并悉以大胆唱咏男女艳科为其职志。吴声、西曲进入上层社会，与梁、陈间文士裁制的宫体诗同气合流，向被长吉当做一份精神养料来填补他实际生活的空缺。贺集之内缘受斯风熏习而转生的新篇纷众杂沓，唯顺沿旧题者仅限于很少几篇，多数作品业已完成题名的转换，字里行间凝聚着诗人渴望求得异性爱恋的潜愿。昌谷这一大批诗主体风格秀拔清越，若单就此点而言，盖其所受西曲之影响要明显超过吴声。如是态势之所以造成，除因西曲的传播区域恰值楚辞之发祥地、殊易引起诗人的眷顾外，王运熙先生还提示以下两点：其一，长吉的家乡宜阳昌谷，与西曲炽盛畅行的襄阳、江陵相距不远；其二，西曲的乐辞多用长句，句式参差不齐且富有变化，较之吴声似愈能契合李贺个人的爱好。第论及其思想上的感触相通，固无论西曲或吴声描摹的赏心场景，乃同属长吉潜意识里所全神贯注向往的乐土，故二者在咸能帮助诗人开拓悠谬迷幻的想象空间方面，委实看不出有什么差别。
正因如此，我们诵读《大堤曲》、《江楼曲》、《湖中曲》这几首侪类篇章的代表作，可察觉其间恒为种种缤纷繁丽的意念所笼罩。诗人苦于现实生活的枯燥窘乏，其神思便飞驰到南朝乐府温馨湿润的故乡，好像他已经听到这儿水波涌动的声响，看到这儿风情绮靡的美景，闻到了洌酒和菱藕的清香；遂而再从大堤、湖中女子绰约丰姿的叙写中，使他获得了某些人生祈愿满足的快慰。至如《石城晓》、《夜来乐》诸首，它们对南国勾栏舞榭的形容益极细致，如帐帘、茵褥、灯盏之类皆尽量凸显其质感，同时又夹带着隐秘气息和暗示性，几乎让人感到作者自身亦曾深临其间。李贺好用两汉六朝的艳丽记闻来刺激灵魂的兴奋，其集内乐府拟作所做的大胆轻亵的艺术藻绘，一定程度上也象征着他那好奇的猥妮欲望在幻境中得以实现。不管这里面的意象被诗人摹划得如何逼真，说到底，无非只是主观想象的产物，绝不具备客观真实存在的品格。这样的诗歌付诸赏析抽绎犹可，如若移挪过来用于考订实事则殆焉！多年来有好几位研究者试图凭借上述作品，硬要给诗人补充一段亲身漫游吴越、湘楚的经历，那决然是徒劳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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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2003-10-8《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