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5月底，广州城北的三元里爆发了民众抗英事件，后来这个事件因被写入历史教材而广为人知。
但少为人知的是，就在三元里民众抗英的同时，也有不少民众成为英国军队的后援。据记载，仅三元里一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有1200名援英者被搜出（《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这个数字要远远超过丧生三元里的英军数量——《南海县志》称毙敌十人，英军司令卧乌古的报告是5人。
鸦片战争
不仅仅在三元里，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都有众多的中国民众为英军以及后来的英法联军服务，他们为这些“夷人”提供后勤，刺探情报、引路，甚至直接参与作战。
这些援英者被斥之为“汉奸”。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有清廷官员慨叹，“汉奸”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1841年2月，琦善在连吃败仗的窘境中，上书道光皇帝，指出广东已不堪作战，原因就在于广东民众除已为汉奸者外，其余民众咸被英军诱惑以助敌势；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奏报中说：“论者本谓该逆（清廷对英军的称呼）不长陆战，而两年之中，该逆之略地攻城，皆在陆路，且能爬越山岭，又有汉奸为之导引，各处路径，较我兵更为熟悉。”
这些写给皇帝的奏折难免有推卸战败责任，夸大事实的部分，但不可否认的是，“援英”现象的确普遍存在，成为令官员们头疼的大问题。因此，清军不得不面临两线作战的局面，一面是要对付装备先进的英军，另一面则是要对付数量庞大的援英者。
甚至，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剿灭“汉奸”是比抗击英军更紧要的事。比如“靖逆将军”奕山在对道光皇帝上奏战果时，每次都把“杀死汉奸”放在斩杀英军官兵的前面。
所谓“汉奸”，大多数原本是和英国贸易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国商人和苦力。在中英交战的局面下，自然容易被国人排斥。而纪律散漫的官兵为了谎报战绩，滥杀贫民，污名为“汉奸”，反过来又更加大了援英者的数量。
“第五纵队”
尽管“汉奸”一词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在中国开始被广泛使用，但这一概念的首次出现则要追溯到更早之前。由于“夷夏之防”被过度关注，嘉庆皇帝就曾称那些为暹罗（泰国的古城）充当贡使的中国商人为“汉奸”。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由于大量串通英商走私鸦片的中国贩子的存在，“汉奸”一词被使用得更加普遍。
1839年12月，受命到广东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禁止了与英国的通商，那些违反禁令继续与英国人做生意的商人统统成为“汉奸”。1840年春天，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林则徐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态度，即最坏的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那数不清的与英国人往来的商人、水手和为英国人劳动的“苦力”。
随着局势的越发紧张，这种“汉奸”行为也就越发让林则徐不能容忍。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中国“汉奸”正式成为了英军得力的“第五纵队”。当中国向导带着英军通过素称难行的珠江水道时，林则徐的愤怒达到了极点，认为正是“汉奸”破坏了他辛苦营设的水上防线。
在虎门的沙角、大角炮台，英军在正面进攻的同时，“又拨夷兵汉奸数百名，由大角山后缘山而上，从墙缺处打进攻台……其攻沙角炮台也，逆先拨黑夷千余名，汉奸百余名，由穿鼻湾登岸，逆兵船则攻炮台前面，黑夷从山后攻炮台后面，我兵两面受敌。”（《鸦片战争文献汇编（三）》。林则徐在家信中也提及此次战役中的“汉奸”之害，他们“或冒官兵号衣，或穿夷服，用梯牵引而上。”既为英军带路，又帮助英军作战。
1841年5月份，英军兵临广州城下，趁夜在“汉奸”的指引下夺取炮台，攻下城门。5月27日，广州守将奕山被迫求和，与英军缔结了《广州和约》。满清亲贵们把清军战败的责任不断地归咎于“汉奸”。在他们的眼里，“汉奸”无所不在。奕经形容两广一带“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皆为奸匪”；为了消除这种恐惧，琦善甚至提出了“防民甚于防寇”的观点。
不仅仅是在广东，在其他地方，凡是英军所到之处，都有“汉奸”接应。在宁波，被清军拿获的名为虞得倡的宁波汉奸供称：“夷人用汉奸各处打听信息，日日有报，或数十起，或一二十起。”在定海，英军在“汉奸”引导下，从清军设防薄弱的后山登岸。1842年7月英军攻镇江，“遣汉奸驶驾杉板船，预伏岸侧，乘火轮船开炮头，舍命登岸。”
在一开始，道光皇帝还希望与英军展开一场“汉奸争夺战”。他在给奕经的上谕中说：“奸民之甘为夷用者，一则贪彼重利，一则畏我科条，今若予以自新，悬以重赏，必有自拔来归为我间谍者。”但随着战争的节节失利，道光的防范心理逐步占了上风，甚至开始担忧“汉奸”会混进清军内部。他谕令南方的各地大员，在地方上招募义勇时一定要防备“汉奸”。
随着战况的恶化，“汉奸”两字几乎让道光进入了焦虑状态，他怀疑就连京畿地区也遍地是汉奸了。在给督防天津海口的穆彰阿的谕旨中，他让守军一定要拿出严密的防范“汉奸”的方式，否则的话，英军“倘遣人改装易服，于辽阔无人之境，陆续上岸，暗伏各处，迨聚多人，然后绕至炮台后面，突出逞凶……倘该夷因海口严防，分遣汉奸匪党，扮作商民难民僧道乞丐及各色技艺人等形状，潜踪分起，溷迹入城，作为内应……”京城将危在旦夕。
商贩和流民
由于和外国商人的密切关系，广州十三行的商人自始至终都有着“汉奸”的嫌疑，林则徐一到广州就称：“本大臣奉令来粤，首办汉奸，该商等未必非其人也。”听到这样的话后，大行商伍崇曜忐忑不安地去向钦差大人示好，说他可以把全部家产拿出来为一触即发的战事服务。对此，林则徐只是轻蔑地回答，本大臣不想要你的钱，只想要你的项上人头。伍崇曜随后被林则徐下令监禁，他在绝望中向北京输送了大笔钱财，方得以获释。
随着战事的进行，众多的小商贩和无业游民进入到“汉奸”行列中来。小商贩只图赚钱糊口，而不会理会他们做生意的对象是谁。在厦门，英军“出重价买猪羊牛只，图利奸民及贫苦之人，亦肩挑瓜果蔬笋等，向鼓浪屿岸边昂价售卖。”（《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
还有一些亡命之徒成为了“汉奸”，如清廷官员在审讯从台湾抓获的几名“汉奸”后发现：“赖妈来系嘉义县人，（道光）十二年张丙逆案内，发配贵州黔西州。陈恶系风山县人，道光七年听从王蓝伙劫事主吴邦英案内，十五年获案，拟遣发配新疆。”（《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
香港被英军占领后，被指称为“汉奸”的渊薮。香港的“汉奸”们也把“组织机构”弄得像模像样，组织了种种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会，有联义堂、忠心堂等“约计十余处。”（《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
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向来受人歧视的疍民，这时也纷纷把蔬菜衣食卖给英军。
从事“汉奸”行为让这些人得到了大大高于往日的银钱收获。林则徐禁止与英商贸易后，“无籍游民”偷运粮肉蔬菜可以获得五倍于平时的利润，所以众人趋之若鹜，贩卖鸦片则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梁廷楠《夷氛闻记》）；若为英军提供情报，“每纸卖银二十元”，重赏之下，浙江曹娥江以东地带的“汉奸”每日向英军呈报的消息多达数十条，“该逆不论虚实，莫不犒给银钱，以故此辈乐为被用。”（《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在原本少汉奸的宁波，“因鬼子占据半年，却被洋钱哄诱，处处都有（汉奸）”。（《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四）》）
甚至还有不少“汉奸”被官兵制造出来。一些被抽调到前线的内地官兵到了广东后，“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掠夺财物。”（《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镇江守将海龄亲自下令“散布旗兵，满城捉路人作汉奸，付邑宰监拷掠，不容置辩。”（梁廷楠《夷氛闻记》）海龄手下的兵丁则“在城上开炮开枪，击杀贫民，指为汉奸。”以领奖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结果英军未攻城，城内已哗变，使得英军顺利拿下了镇江。然而，就是这个海龄，在历史教科书中与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等一起被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壮烈捐躯的清朝爱国将领”。（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
英军在发动战争前即注意到了这些中国社会的内情，说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特别爱贸易”，而且“绝不热爱他们的鞑靼统治者”，所以在战争中要“尽量少与人民做对”（《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基于这一思想，义律一边进行战争，一边四处张贴布告，这些用中文张贴的布告总是说英军的作战对象是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它们还让广州人去“想一想现在他们中间的外省中队是不是真正的祸害”，试图让广州人相信英国人是“这个城市真正的保护者”。（《复仇神号在中国》）
对此，试图消除“汉奸”却收效甚微的林则徐只能慨叹：“本皆朝廷赤子，或为利诱，或为势逼，陷入夷党，情亦可悯。”
“汉奸”再现
林则徐觉得“汉奸”“可悯”，朝廷却对之恨之入骨。战争中不断有官员上奏，要求将“汉奸设法究办，以除稂莠而安善民。”1840年7月，清军在定海战败后，道光皇帝认定“汉奸”是罪魁祸首，下令各地督抚查获“汉奸”从严发落，如果各省还有“汉奸”出没的话，则要追究地方官的责任。
这场查拿“汉奸”的行动最终还是不了了之。1841年5月28日，即《广州和约》签订的次日，奕山就迫于英军的压力发布告示，命令官兵、乡勇、水勇“各在营卡安静住守，勿得妄生事端，捉拿汉奸。如遇各国夷商上岸……亦不得妄行拘拿。倘敢故违军令，妄拿邀功……查出即按军法治罪”。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清朝承认战败。于是，如何处理“汉奸”就成为中英一系列善后工作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南京条约》便有了这样一条专门针对“汉奸”的条款：“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居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者跟随及侍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誉录天下，恩准全然勉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但是道光皇帝仍然恨意难平，下诏要求清算汉奸：“此等莠民，若不详查情节，滥行保释，又未免失之过纵。著刘韵珂等细加查核，其有助逆抗拒官兵及为向导内应者，即与叛逆无异，天理难容，必应按律惩办；其中情罪较轻者，即不加诛戮，亦应牢固监禁，以杜后患；如查明实系胁从，并无逆迹，平日亦无为匪犯案各情，方准保释。分别递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取具邻保人等甘结，造册查核。并照军流徒犯在配章程，按期查点，毋任脱逃，不得日久生懈，视为具文。”
对此，英使马礼逊立即照会清廷，要求执行《南京条约》。经此一战，道光皇帝生怕战端再起，只好答应放过“汉奸”。
14年后，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所到之处，行商、小商贩、疍民、匪徒、会党等各色人物又一次成为“汉奸”。1857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成立由广东巡抚柏贵为首的傀儡政权，还造就了一大批“汉奸”官员。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汉奸”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批广东劳工，他们是英军从香港征召来的随军苦力队伍。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贫民，只因为英军给了不错的报酬和衣食待遇，就毫不犹豫地为英军服务。在征战前，他们接受了英军腾普尔上尉的训练。《伦敦画报》刊登了这些苦力的素描群像（黄时鉴编著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一书收录了这幅图片）。在图片上，他们站在一个牌坊前面，身穿中国深色棉布衣服，配白色挎肩斜带，上面用中英两文书写编号；头戴小斗笠，斗笠外沿围以白色带子，上书英文“MILITARYTRAIN”（军训）”，每人手持一根长竹杠，以用于担运物件。
这群广东劳工很快以他们的勤劳勇敢赢得了英军的喜欢，并得名为“苦力之王”——英国人在非洲、印度等其他所有的地方都没见过这么能干的苦力，他们简直为这些苦力的表现惊呆了——文洛夫·柯克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特别写到了这群苦力留给他的深刻印象：“啊，那些强壮耐苦的苦力们！在攻击的那一天，他们背着军火，紧跟在我们队伍的后面；当一颗炮弹把他们当中一个人的头打掉的时候，别的人只是喊一声‘哎哟’，跟着就大笑起来，随即同过去一样欢乐地工作下去了。他们的行为始终是令人钦佩的！”在官方报告中，英军对这群苦力的表现也是赞不绝口，在一封写给额尔金的信中，写信者提到这些苦力“是如何在愉快心情的气氛中工作，他们对于命令是如何服从，对于所受的照顾和恩惠是如何表示感激。这种善良的品行一直地表现在整个的战役中”。
在叶名琛后继任两广总督的黄宗汉曾在奏折中提到广州英法联军中有一批“从逆进城之唐人奸匪”，说的就是这个苦力队，并说他们的人数在二三千。
当英军联军北犯京津后，这支苦力队也随军北上，并参与了洗劫圆明园。在那个时候，他们并不会想到，他们所经历的事件，将在历史上留下怎样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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