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袁绍平定了臧洪的对立和反抗，攻破了东武阳城，擒住了臧洪，臧洪慷慨赴死，袁绍无奈之下只好处死了臧洪。
而在这期间，袁绍的宿敌公孙瓒在幽州和他的领导大司马刘虞发生了火拼，最终公孙瓒取得了胜利并在朝廷派使节前来加封刘虞官位时，胁迫使节修改诏书，将刘虞处死，借口就是袁绍之前曾经想要将刘虞另立为新君。（详见刘虞主动发难，反被公孙瓒击败被俘，终被杀，旧部联合袁绍对抗公孙瓒——公孙瓒（六））
要说刘虞是个对部下和军民都十分仁义的人，因此，对于刘虞被公孙瓒冤杀，刘虞的部下们可不干了。他们便推举阎柔为乌丸司马，同时以鲜于辅、鲜于银、齐周等人为首，率幽州兵马想为刘虞报仇。他们号召刘虞的拥护者们，包括汉人和胡人，集合了几万人马，并且和刘虞的儿子刘和的力量联合在一起，与公孙瓒所派遣的渔阳太守邹丹在潞河（今朝白河）之北展开大战，结果大败了公孙瓒军，斩杀了渔阳太守邹丹。
过后不久，乌桓峭王也率其部落的人及鲜卑骑兵七千余骑，随鲜于辅迎接刘虞之子刘和进一步进攻公孙瓒，袁绍也派出了自己麾下的大将麴义一起组成了联军，联军合兵共十万之众，在鲍丘和公孙瓒展开会战。
要说麴义真乃是袁绍麾下数一数二的大将，简直就是公孙瓒的克星，这一战又是将公孙瓒打得大败，光斩首就多达二万多人。
公孙瓒慌忙退到了河北雄县西北的易京，坚守。面对公孙瓒的守城防御，擅长强弩骑兵的麴义无法发挥出自己平原战的优势，对公孙瓒的这座城池是久攻不下。
结果两军相持了一年多，直到麴义等人的联军把军粮全部吃完。士卒们吃不饱饭已经不能再继续作战了，麴义不得已只好率军撤退。于是公孙瓒抓住机会，使出他的看家本事，再次趁联军撤退之机打开城门率军追击，这次终于击败了麴义，缴获了很多的战利品。
兴平二年（195年）十月，汉献帝在杨奉等人的护卫下逃到了曹阳，后面李傕率军在穷追不舍。这时，沮授提醒袁绍应该把汉献帝这面旗帜抢到手。他说：“将军生于宰辅世家，以忠义匡济天下。而今皇上流离失所，宗庙受到毁坏。而天下的州郡牧守都以兴义兵为名，而行兼并之实，没有一人起来保卫天子，抚宁百姓。现将军已经掌握了冀州，应该早迎大驾。在邺城建都，挟天子以令诸侯，蓄兵马以讨不臣。那时，还有谁能抵御！”袁绍觉得有道理。
但是沮授的意见遭到郭图、淳于琼的反对，他们说：“汉室衰微已经很久了，今天要重新振兴谈何容易！况且当前英雄各据州郡，士众数以万计，这时就是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的时候。如果我们把天子迎到自己身边，那么动不动都得上表请示。服从命令就失去权力，不服从就有抗拒诏命的罪名，这不是好办法。”（不过，对于郭图在这件事上的立场，《后汉书》和《三国志》上的记载不同，《后汉书》上说郭图是表示反对的，《三国志》则记载说郭图是提倡将汉献帝迎来并定都邺城的）
沮授又苦口婆心地劝告：“迎天子不仅符合道义，而且是符合当前需要的重大决策。如果我们不先下手，一定会有人抢在前头。取胜在于不失时机，成功在于敏捷神速，希望将军考虑。”面对这两方面的意见，袁绍有点懵圈了，不知道谁说的更有道理，该听谁的才好。最终袁绍出于汉献帝是董卓所立的原因，而没有采纳沮授的意见，结果失去了这个把持皇帝的机会。
与此同时，曹操则果断的抓住了这个机会，当汉献帝终于回到故都洛阳后，曹操于公元196年（建安元年）八月，亲自到洛阳朝见献帝。他借口洛阳残破不堪，粮食奇缺，把汉献帝转移到许昌，在许昌建立新都城，从而把献帝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而且从后来新建立的许昌新都，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作决定也从来没有请示过汉献帝，就算形式上请示一下，汉献帝也不敢有什么反对意见。可见袁绍在这件事上没能听沮授劝告，也就体现出他目光短浅，虑事不深的缺点。
另外，袁绍有三个儿子：长子袁谭、次子袁熙、三子袁尚。他非常宠爱后妻刘氏，对刘氏所生的袁尚也顺带特别偏爱，有意以袁尚为嗣，因此以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以次子袁熙为幽州刺史，以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只留了袁尚在自己身边。沮授又劝诫他说：“年纪相当应选择以贤者为嗣，如果德行又相当要通过占卜来决定，这是自古以来的原则。将军如果不能改变这个决定，祸乱恐怕就要因此事而起了。”袁绍则说：“我是准备让几个儿子各据一州，考察他们的才能。”
袁谭到达青州后，发现青州的控制的地区已经被公孙瓒压缩了不少，于是向北驱赶公孙瓒派遣的田楷，又向东攻打孔融，在青州地区展示了袁氏的兵威。当时当地百姓没有管理和统治的主人，因此欣然拥戴了袁谭的统治，于是，整个青州都纳入到了袁氏手中。当时袁谭只是作为都督之职，之后，则由曹操将其升为了青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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