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斌教授2012年8月摄于新疆葡萄沟
王辉斌从1977年代开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当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唐代诗人及其作品，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唐代文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研究的深入，其研究的视角由唐代文学向上、下两个方面拓展，进而则推出了《商周逸诗辑考》、《先唐诗人考论》、《四大奇书探究》、《唐后乐府诗史》等一系列“文学史研究打通关”的著作。在王辉斌的整个学术生涯中，将考与论融入古代文学的研究，以期还原文学的历史真实，服务对文学作品的具体把握，并以其深厚的功力和学养，诠释了文学考据的美学意义与现代学术价值。本文旨在以王辉斌的唐代文学研究著述为观照的中心，对王辉斌之于古代文学的阐释方式与特点，略作评述。
一、还原历史真实的考据
王辉斌的唐代文学研究，不仅充溢着其深厚的考据学功力与厚实的文献学功底，而且所考所论，谨严缜密，机杼独出，只眼别具。比如，在《唐代诗人婚姻研究》一书中，著者通过解析李贺的《出城》、《咏怀》（其一）、《后园凿井歌》等作，指出李贺在20岁以前已经结婚，而在24岁以前亡妻，无子；[1]针对孟浩然生前入京的时间与次数问题，王辉斌则以孟浩然的诗作为基础，在参考若干文献典籍后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孟浩然一生曾经“三入长安”，时间分别在开元十一年冬、开元十六年秋、开元二十年冬（《孟浩然研究》第一章二节）。[2]针对李白的《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所涉奉诏入京的起程地点问题，王辉斌则以相关史籍与李白诗作合勘的“诗史互证法”，于辨说以往的“山东说”与“南阳说”之后，明确指出此诗所涉之“南陵”，实为安徽南陵。[3]凡此种种，都是建立在“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的基础上，因而其皆属于还原历史的真实考据，也就不言而喻。
用考据方法探讨与诠释文学作品，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初唐学者李善注释梁代萧统编撰之《文选》，频繁引用史籍，以澄清文学用语的来龙去脉，揭示文学作品的内在义理，堪称文学考据的早期范本。但在20世纪以后，受到“美学”意识觉醒的影响，作为中国美学传统的文学考据方法深受批评。鲁迅在1932年写给台静农的一封信中曾经批评胡适式的文学考据研究，认为这种方法“往往恃孤本秘籍，为惊人之具”[4]。据刘毅青的评述，徐复观曾经针对红楼梦研究应用考据学方法的问题与台湾红学界展开激烈论战，认为以科学研究为标榜的红学考据演变成了一种历史的猜谜游戏，而“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混淆了文学与历史的界线，将作为想象产物的文学当成了历史的记录。[5]彭文良撰文认为，中国古典文学领域中最传统、最古老的研究方法是“以史证文”，这对深入了解作品的背景、准确解析文本的内涵有积极意义，但是，文学与历史分属两个不同学科，承担不同的使命，要分别解决不同的问题，而用史料和实证的方法解析文学时，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张力，让人陷入解读的困境，因而，“以史证文”存在局限，不能一味迷信这一传统研究方法，应该积极反思，革故开新，寻找新的、更加有效的方法。[6]
由此看来，如何处理考据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即成为了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谈到罗根泽的文学史研究特点时，陈平原认为，罗根泽的文学史研究与著述具有宏大的界说与体例，既有“因爱好哲学而得到的组织力与分析力”，也有“因爱好考据而得到的多方考证与小心立说的习惯”，堪称哲学与考据相结合的文学史形态。[7]而以考据（历史）为基础勾勒文学的内在精神，也是文学史宏观研究所依赖的重要方法。如郭延礼主张从宏观角度勾勒中国文学史不同阶段的若干主要哲学与美学范畴，借以诠释不同历史时期的标志性的文学精神，如两汉的大汉气象、唐代的盛唐精神、宋代的理学精神、近代的启蒙精神等多元时代精神。[8]可见，考据与文学、历史与美学的联姻，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考据方法用得好，对深化文学史研究、开拓文学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王辉斌在其古代文学研究中，所坚持遵循的是“研究作家年谱为先，研究作品编年为后”的原则[9]。此种考据研究的特点，其宗旨首先是为了还原历史真实。在谈及对李白与杜甫的研究时，王辉斌说：“我之于李白的研究，与我对杜甫的研究基本相似，即二者都是以诗人的生平与作品为研究的重点的，而前者又为重点中的重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细按行年’，才能‘曲探心迹’。”[10]涉及到对杜甫的研究，王辉斌则于《杜甫研究新探》中，从考评杜甫诗作，到考证杜甫交游行止，兼及考辨杜甫出生（如其父其母、其出生地等问题），其研究视野与方法虽然均颇有超越“文学”的印象，但却又都是因“还原历史真实”的意图而使然。如杜甫写于夔州的《奉酬薛十二判官见赠》一诗，“杜诗学史”上多称其为“奇”文、“玄”诗，因而难知其意旨之所在，王辉斌则通过对文本的具体考辨，发现诗中所说“孤亭”实为杜甫寒舍，“好鸟”实为“卓女”，全诗意在表明，“卓女”已经与杜甫再婚结为夫妻，如此一来，全诗便首尾贯通，豁然得解。[11]至于孟浩然，历史上曾有人将其看作“隐逸诗人”，但是，王辉斌通过考察孟浩然的生平行止，肯定他“是受‘盛唐气象’影响，有着强烈入仕思想且付之于行动的一位文学家”[12]。正是借助考据，王辉斌意欲“还一个符合于历史真实的孟浩然其人及其作于当代读者”[13]。这显然有助于理解作为一介布衣的孟浩然何以能够成为具有开阔文化视野与鲜明时代精神的山水田园诗人，而不是一位狭隘的地域化的文学代表。
二、融通想象与真实的考据
实际上，应用考据方法研究文学作品，既可以是一种“文学的”研究，也可以是一种“非文学的”研究。所谓“非文学的”文学研究，突出之处在于削弱或忽视文学作品应有的文学品质，尤其是淡化、解构文学作品自身固有的艺术性、审美性。换言之，“非文学的”文学研究很容易步入“反美学的”、“非美学的”方向。这可能是有些人反对文学考据研究的关键之处。但是，放弃考据，并不意味着能够保障文学作品的审美特性，因为缺乏考据支撑的文学研究或诠释，有可能使作品的理解陷入难以把握、不着边际的臆断或想象境地，使得面向文学作品的研究或理解在实质上漂移到作品之外，变成与作品看似有关而实则无关的自由想象活动。在这样的自由想象中，“作品”只是一个刺激想象活动的引子或诱因，并非实实在在的文学审美或理解的对象。对古代文学研究而言，这种自由想象很可能为曲解或误读作品埋下隐患。这意味着，文学考据所面临的真正困难，可能并非文学与历史能否严格区分，而是文学与历史能否有效链接，文学作品所包含的真实与想象以何种方式关联。为此，王辉斌强调借助文学考据，以“曲探心迹”[14]。
根据王辉斌在《唐代诗人探颐》中的考察，王之涣的《凉州词》开头一句“黄河远上白云间”，流传有“黄沙远上”、“黄沙直上”、“黄河直上”、“黄河远上”等四种文本形式。李德辉认为，由于“文本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不同”，这导致《凉州词》传诵已久，评论众多，分歧亦大，而其关键就在于《凉州词》前两句文本的流传差异很大。[15]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辉斌的文学考据研究，有助于充分了解历代流传的唐诗文本形式，并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保障人们去面对并理解原汁原味的真正的唐诗作品，实现“文学真实性”基础上的审美理解。所以，仅就这一方面言，考据之于文学作品特别是对古代文学作品岐义的辨识，文本讹误的考订等，都是可以凭藉材料以弄清楚其真实面目之所在的。而王辉斌对唐代诗人如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等人生平与作品的考察，以及其作品真伪的甄别，作年与作地的考定等，其目的亦正在于此。
关于文学艺术的真实性问题，自古受到关注。中国先秦哲人老子认为“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既指明了真理本身与真理言说的分界，也指明了真理本身不可言说的绝对性。古希腊哲人同样意识到了不可见的真理本体（如理念）与可言说的真理之言（如逻各斯）之间的区别。但与其不同的是，中国先秦哲人孔子强调真理言说的实践价值，认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故“圣人立象以尽意”（《周易·系辞上》），将真理言说视为评估文学艺术价值的参照，显示了对文学艺术形式具有揭示真理意蕴价值的尊重。那么，文学艺术的真实性究竟立足于何处？是真理本身，还是真理的镜像世界，抑或置身于真理世界的经验事实（如生活事件、情感经验）？这一问题歧义深重，也是文学考据方法遭受质疑的根源。徐复观曾经在《中国文学中的想像问题》一文中谈及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儿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徐复观认为杜甫这首诗的后面四句全是想象，但此想象是由“初闻涕泪满衣裳”的感情推荡出来的，且这种感情只能在后四句的想象中得到满足。[16]徐复观认定感情的形象化只能凭借想象之力而不能凭借概念之力，[17]并认定一流的文学作品如《红楼梦》，主要在于想象，是由感情逼出来的想象，即感情在先，想象在后；而一流文学作品的更多情形则是想象在先，感情在后，感情由想象引发。[18]在《中国文学中的想像与真实》一文中，徐复观指明，文学中由感情逼出来的想象，才是文学的想象，就是文学的真实。这种想象主要是联想的想象。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真实的情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真实的合理的愿望，而诗人通过联想的想象，将这两个本不相干的事物融合在一起，烘托一种欣慰的气氛，自然而然地不发生真实不真实的问题，却是一种固有的人情，亦即文学的真实。[19]换言之，这种文学的真实主要代表审美体认、体验中的实际感情，并不优先关联任何可能实际发生的事情。因而，文学中的感情与想象事件，难以还原为生活真实如同历史诠释，也难以还原为心理真实如同心理学诠释。
徐复观强调文学创作借助真实的场景（A）与真实的情感（B）的联结（即A+B），营造一种艺术的审美的氛围，自然地而不是刻意地呈现内在的、固有的、真实的人性（C）。但是，由于“A+B”并不必须、也不直接通往或显露C，以致“A+B”所关联的真实经验或事实本身，如A与B本身，在文学作品中可能被当作纯粹的叙事工具、隐喻系统，而与“真实性”并无实质关联。如此一来，所谓的文学真实可能因其真实性内容的虚化与想象而陷入空洞无依，而过分的想象与虚化也可能将文学真实（文学经验）引入随心所欲、无从理解的纯粹的拼字（语言）游戏。比如，针对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徐复观认为，此诗中的后四句，即“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全是想象。霍松林也认为，此诗除首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叙事点题之外，其余各句均为情感抒发。[20]但实际上，这一“想象”蕴藏了过去的经验事实或未来的可能旅程，是一种审美化或想象化的经验现象。这种审美化或想象化的经验既渲染全诗的抒情色彩，也保障其抒情的合理性。
因此，文学抒情想象背后的经验性、真实性及其支撑作用应该受到重视。而文学研究需要为揭示与理解其述说的真实性内涵、意义提供向导。王辉斌对考据方法的倚重，显然是对文学作品真实性维度的重视。在王辉斌看来，“历史真实”或“文学的真实”，其内核都是文学作品所包含的作者“心迹”。如李白《九日龙山饮》诗云：“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此诗的心境显然与诗人所在地“龙山”及其经历密切相关，要想理解诗作的艺术意蕴与审美特点，就需要了解“龙山”究竟在何处。历史上注家大都认为此诗所说“龙山”是安徽当涂龙山，即李白死后的埋葬之地。但王辉斌经过考辨后，发现此诗所说“龙山”实为湖北江陵龙山。[21]实际上，在文学作品中，作者的“心迹”既有意象性、审美性，也有真实性、经验性。如孟浩然《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诗云：“为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明扬逢圣代，羁旅属秋霖。岂直昏垫苦，亦为权势沈。二毛催白发，百镒罄黄金。泪忆岘山堕，愁怀湘水深。谢公积愤懑，庄舄空谣吟。跃马非吾事，狎鸥真我心。寄言当路者，去矣北山岑。”王辉斌认为，此诗所言“秦中苦雨”，既是“表明这诗的作地在长安”，也是表明作者针对“开元二十一年秋天的这场害稼的久雨”的心绪。[22]这种“苦雨”的心绪，既指向历史的真实事件，也指向文学的想象事件。而考据研究既为诗作的想象意蕴找到了历史的现实性依据，也为针对诗作的审美理解找到了真实性的保障。
三、考论交互的文学史阐释
为实现考据与鉴赏的有机结合，王辉斌的文学史研究具有文史交融的基本特点，即其著述常常是“史”中有“文”、“文”中有“史”，形成了“考论交互”的文学史阐释模式。
王辉斌在1983年开始涉足杜甫研究。曾经有人认为“杜诗学”研究经历千百年的耕耘，再投入精力似无必要，也难有开掘、创新的余地。但是，王辉斌却从杜甫生平入手，发现“已极为清楚”的杜甫生平仍然存在许多不清楚的问题，如杜甫的生年、杜甫的出生地、杜甫的婚姻、杜甫的卒年等问题，均值得进一步考究。为此，他撰写了《杜甫之父杜闲考略》、《杜甫母系问题辨说》、《杜甫出生地考实》、《杜甫妻室问题索隐》、《杜甫卒年新考》等一系列专题论文。在此基础上，王辉斌对杜甫诗作给予进一步研究，认为杜甫实际上是一个“学者型诗人”，与“才子型诗人”李白明显不同，而且杜甫诗作堪称“古代学者诗的范本”[23]。王辉斌还进一步考察了杜甫的“学者诗”的创作方法，认为其“创作法门”就是“三苦一神”，即通过苦学、苦思、苦吟，达到最高的艺术境界。[24]而通过对杜甫泰州诗的考察后，王辉斌认为，杜甫的泰州五律，作为杜甫精心建构的艺术高标，代表了杜甫的艺术转型，并与夔州七律互相媲美，共同代表了唐代近体诗的最高艺术成就。[25]因此，针对杜甫生平及其诗作的考据研究，并非纯粹的历史考证，而是为了进一步理解杜甫诗歌的基本艺术特点与美学价值。此种考据研究的实质，显然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与认识文学作品，堪称考据与美学结合的典范。
在《孟浩然研究》一书中，王辉斌的考与论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也体现出了显著的“考论交互”特点。孟浩然有《秋登万山寄张五》一诗，宋本《孟浩然集》载为《秋登兰山寄张五》，《全唐诗·孟浩然集》有题注云：“一作《九月九日岘山寄张子容》，一作《秋登万山寄张文儃》。”或是或非，令人难以适从。襄阳城西有“万山”，城南有“岘山”，却无“兰山”。至于其中“张五”所指何人，或说是未曾来过襄阳、更未隐居北山白云里的“张諲”，或说是孟浩然乡友“张子容”（或“张文儃”）。[26]这类存在诗题与交游姓名上的歧义，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并不影响读者赏析其诗文本身的语言形式风格，但如果要进一步品味这种语言形式风格的内在根源，比如究竟“何人”、“何时”、“何地”、“何事”促成了孟浩然借助此诗来表达其特殊的心意，那就需要澄清到底是“万山”还是“兰山”、是此“张五”还是彼“张五”，否则，读者对此诗的解读就只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可见，考据方法对于文学而言，决不只是单纯的“历史还原”式的学术研究需要，更是正确解读文学作品的保障。
在《孟浩然研究》一书中，王辉斌还通过对孟浩然诗作的全面考察，将其分为山水田园、交往赠答、怀思兴叹三类。而孟浩然的交往赠答诗，常常把交往之情与景物描写结合起来，既清新隽秀，不落俗套，也别开生面，富有情趣，使得情景合一、各得其妙。如《过故人庄》云：“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麻桑。待到重阳节，还来就菊花。”此诗属于交往应酬性质，但显得质朴自然、清新淡雅，简单的生活场景，因其恰到好处的景物描写而富有田园风味。[27]这样的诗，就不只是单纯的交往应酬之作，而是情趣盎然、生动别致，堪称“诗中有画”的艺术佳作。王辉斌由此肯定此诗属于饶有田园风味的交往应酬诗，充分体现了孟浩然交往应酬诗的一大审美特征。至于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王辉斌通过对其之考论与品鉴，认为其田园山水诗具有几个鲜明的美学特点：一是有着典型的南方山水田园风光特色，二是在与佛、道人物交往的基础上形成了兼具方外之情与清静幽雅的艺术境界，三是以本色自然的语言展现了南国农庄秀美的自然风光，显得画面清闲、色彩淡素。[28]显然，针对孟浩然的诗作，如果没有考据方法的应用，其诗意的解读、诗味的品鉴，极可能因为单纯地域性的田园风情模糊而陷入随意的想象；如果没有美学方法的介入，其诗作的世俗生活题材性质，亦可能干扰或冲淡人们去理解诗作本身的意境。《孟浩然研究》一书借助更加系统的著述形式体现了“考论交互”的方法论特点，也表明考论结合是研究和理解文学作品的一条重要路径。
四、简短的结语
自20世纪初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末期至今，受美学发展的影响，不少人在研究文学艺术作品时，不惜割裂审美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原理，极其重视作品的审美特性，却忽视作品的历史本质，导致古代文学艺术研究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相对主义、西方中心主义。要让文学艺术研究回归审美与历史的统一，离不开考据方法的应用。如果说史学领域的考据可以提供一种认识历史事实（事件）的路径，使得历史本质得以理解，那么文学艺术领域的考据就可以提供一种认识文学艺术情感或精神事实（事件）的路径，保证文学艺术本质得到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考论结合，即审美观与历史观的统一、美学与史学的结合，应该成为美学、文学、艺术学领域受到重视和应用的学术原则与研究方法。而王辉斌数十年来之于唐代诗人及其作品研究之所获，即是对此之最好的证实。
注释：
[1] 王辉斌：《李贺的家室与恋情》，见王辉斌：《唐代诗人婚姻研究》，北京：群言出版社，2004年，第81-85页。
[2] 王辉斌：《孟浩然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页。
[3] 王辉斌：《李白研究新探》，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56-68页。
[4] 《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21页。
[5] 刘毅青：《红学考据：失去想像的文学——徐复观对文学史研究中考据学的检讨》，载《兰州学刊》2007年第10期。
[6] 彭文良：《古典文学传统研究方法反思——论文史张力与以史证文的困境及局限》，载《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8期第139-148页。
[7] 陈平原：《“哲学”与“考据”视野中的“文学史”——新版<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序》，载《学术研究》2009年第10期第131～136页。
[8] 郭延礼：“总序”，见王培元、廖群著《中国文学精神·先秦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页。
[9] 中国孟浩然研究会：《王辉斌学记》，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第380页。
[10] 中国孟浩然研究会：《王辉斌学记》，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第380页。
[11] 王辉斌：《杜甫研究丛稿》，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第185页。
[12] 王辉斌：《孟浩然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页。
[13] 王辉斌：《孟浩然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代前言。
[14] 中国孟浩然研究会：《王辉斌学记》，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第380页。
[15] 李德辉：《探颐索隐，求真务实》，见中国孟浩然研究会：《王辉斌学记》，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第291-292页。
[16] 《徐复观文集》，第二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6页。
[17] 《徐复观文集》，第二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6页。
[18] 《徐复观文集》，第二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8页。
[19] 《徐复观文集》，第二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1-392页。
[20] 萧涤非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第545页。
[21] 王辉斌：《李白研究新探》，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217-221页。
[22] 王辉斌：《孟浩然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23] 王辉斌：《杜甫研究丛稿》，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第125页。
[24] 王辉斌：《杜甫研究丛稿》，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第141页。
[25] 王辉斌：《杜甫研究丛稿》，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第163页。
[26] 王辉斌：《孟浩然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1页。
[27] 王辉斌：《孟浩然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5-156页。
[28] 王辉斌：《孟浩然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0-152页。
（本文选自黄山书社2016年版《王辉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70—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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