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彼得·贾德森
翻译：杨乐言
鉴于两个儿子约瑟夫一世（Joseph I，1678—1711） 和查理六世（Charles VI，1685—1740）长期以来只有女儿或没有孩子的情况，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1640—1705）担忧哈布斯堡王朝在奥地利的分支亦会步在1701 年绝嗣的西班牙分支后尘。于是他在1703 年发布了一份相互继承协议，禁止将王国分裂开来，同时又规定在缺乏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哈布斯堡家族的女性后裔可以统治家族的核心领地。
1713 年，查理六世修改了利奥波德一世的协议，将自己两个女儿的继承权放在了已逝兄长的女儿前面。通过一系列会议，这项修改后的协议很快得到批准通过。与会者担忧一旦哈布斯堡王朝终结，可能引发战争及地区动荡，因此这份《国本诏书》对他们来说更具吸引力，否则它很可能因为侵犯了他们的特权而遭到否决。与会者一致同意，除非之后奇迹般地诞生男性继承人，否则当查理六世去世之后，他们会承认查理的大女儿玛丽亚·特利莎为统治者。
此后查理六世动用了极大的政治与经济资本来说服欧洲各国接受这一安排，但与之矛盾的，他却没有为女儿玛丽亚·特利莎做任何准备，让她得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皇室责任。当他于1740 年去世，23 岁的玛丽亚·特利莎继位伊始，便发现自己身处贪婪邻国环伺的境地之中。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 of Prussia，1712—1786，亦称腓特烈大帝）认为女王继位是个千载难逢的时机，于是出兵侵占了人口稠密且富庶的西里西亚。
与此同时，在法国、萨克森以及部分国会中的波希米亚贵族支持下，巴伐利亚选帝侯查理·阿尔伯特（Elector Charles Albert of Bavaria，1697—1745）自封为波希米亚国王，并且在皇位竞争中战胜了玛丽亚·特利莎的丈夫——洛林的弗兰茨·斯蒂芬（Francis Stephen of Lorraine，1708—1765），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史称查理七世（Charles VII）。
无计可施之下，四面楚歌的玛丽亚·特利莎只得向匈牙利贵族们做出让步。她需要资金和军队，立刻就要。1741 年，她成为匈牙利国王，然后在普莱斯堡（Pressburg / Poszony）召开的一次匈牙利国会会议上寻求经济和军事支援。出席会议时，玛丽亚·特利莎身穿当时代表匈牙利的白、金二色衣裙。与后世的描述不同的是，她没有带上自己6 个月大的儿子约瑟夫赴会（9 天之后她才让婴儿在会上露面）。
玛丽亚·特利莎在会上的请求极具感染力，她同时还宣誓维护议会的权力，她的演讲如下：
匈牙利王国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的王冠如今岌岌可危了。而如今我们被所有人抛弃，我们唯一的力量来源只有忠诚、武器和长久以来匈牙利人民所拥有的勇气。关于我们自己（作者注：原文如此），忠实的匈牙利臣民们将得到我们全心全意的合作。
玛丽亚·特利莎的恳求得到了与会贵族们“将生命与鲜血交付给玛丽亚·特利莎国王”的回应，尽管比起这一人们耳熟能详的结果，知道在此之前要让这些人付出忠诚，经过了何等艰难谈判的人要少得多。
因为有了匈牙利人的支持，玛丽亚·特利莎得以迅速扭转战局。她手下的军队在1741 年年底攻克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从而反败为胜。随后奥地利军队又夺回了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小部分西里西亚。在巴伐利亚人和法国人吃了败仗的同时，这两股势力在当地严酷的占领政策也使得他们与可能成为其盟友的波希米亚渐行渐远。
最后，1745 年，查理七世去世，玛丽亚·特利莎的丈夫弗兰茨·斯蒂芬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史称弗兰茨一世，奥地利继承战争也随着1748 年签署的《亚琛和约》而正式终结。玛丽亚·特利莎成功抵挡住了所有威胁她权力的挑战，不过她治下最富庶的西里西亚的大部分领土还是落入了普鲁士之手。
经过战争，暴露出奥地利先前在经济和军事上备战极不充分，这一教训令玛丽亚·特利莎意识到，如果奥地利想要在18 世纪的欧洲继续保持住大国的地位，她必须迅速进行改革，重整国家。同时，她还需要一批新盟友来帮助她从普鲁士那儿夺回西里西亚。玛丽亚·特利莎需要建立一支常备军，用来和普鲁士改革后的新军有效竞争；同时她还需要将自己的国土整合成一个更有效、更统一的国家。
终其一生，玛丽亚·特利莎没能夺回西里西亚，但她始终不乏尝试。18 世纪50 年代，玛丽亚·特利莎和她的外交大臣文策尔·安东·考尼茨伯爵（Wenzel Anton Kaunitz，1711—1794，后来成为亲王），在中欧精心策划了一场外交革命。奥地利抛弃了英国，通过玛丽亚·特利莎最小的女儿玛利亚·安托尼亚（即玛丽·安托瓦内特）与未来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之间的联姻，转而与它的老对头法国缔结了数个世纪以来第一个最终成立的盟友关系。
外交政策的这一转变，其目的就在于扼制普鲁士。只有收复西里西亚的执着愿望，才能克服玛丽亚·特利莎强烈的反法倾向。然而在1756—1763 年爆发的七年战争中，奥地利收复西里西亚的尝试再次失败，而法国这个盟友形同虚设。
不过此时奥地利在东方有更需要关注的事务：沙俄正在损害奥斯曼帝国、瑞典和波兰– 立陶宛联邦等邻国的基础上积极扩张版图。事实上，正是在东方边境，玛丽亚·特利莎得以弥补失去西里西亚带来的损失。1772 年，她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虽然不甚情愿），以及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亦称凯瑟琳二世、叶卡捷琳娜大帝）第一次瓜分了波兰– 立陶宛联邦。波兰– 立陶宛联邦周边的三个国家，以所谓的内部动乱为借口，各自分得了该联邦30%左右的土地。
虽然玛丽亚·特利莎一开始严厉谴责沙俄与普鲁士对波兰– 立陶宛联邦的企图（她声称“‘分割’这个词令我厌恶”），但考尼茨参与瓜分行动，确保玛丽亚·特利莎得到了属于她的那一份战利品。奥地利新获得的领土以拉丁语命名为“加利西亚及洛多梅里亚王国”，这个名字来源于中世纪罗斯诸公国中，匈牙利王国曾在12世纪宣称拥有统治权的哈利奇与弗拉基米尔公国。
玛丽亚·特利莎一门心思要建立国家，为此她深知为自己的家族塑造富有神话色彩的虚构历史，对打消因占有新领地而产生的非议具有多大的价值。1748 年，奥地利继承战争甫一结束，玛丽亚·特利莎就实施了一系列行政改革，来强化奥地利的军事实力，并且建立一个更有效、更中央集权的国家。在筹建一支约有10.08 万人的常规军时，她的国务总理弗雷德里希·威廉·冯·霍格维茨伯爵（Friedrich Wilhelm von Haugwitz）强迫哈布斯堡家族世袭领地的议会提高上缴用于军事预算的税收份额。除此之外，霍格维茨伯爵还强制这些地方的议会在拨款时，要一次性缴足10 年的资金份额，而非一年一收。
这样一来，当政府需要军备资金时，地方议会与国家讨价还价的能力就被大大削弱了。随着奥地利在制度方面，不断推动将过去治下的自治王国变成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各州，地方和州级的行政官员越来越多地直接向维也纳而非本地议会负责。1749 年，霍格维茨伯爵将波希米亚大臣和管理世袭领地的大臣合并为一个职位。
1751 年，玛丽亚·特利莎在维也纳设立了一个最高法庭，用来管理波希米亚和奥地利领地上的事务。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政府通过集中国家行政权力的各类制度，不断尝试。在此期间，玛丽亚·特利莎不断遇到地方上强烈的反对，从而不得不修改或暂缓推行她的计划。但是她的政府始终在顽强地继续工作，时不时提出一系列新的改良制度。
为了实现区域一体化和中央集权的目标，18 世纪的哈布斯堡统治者和他们的顾问们智计百出，以多种多样的模式来建构国家。在这个世纪，针对如何有效地使领土团结统一的问题，三位了不起的统治者——玛丽亚· 特利莎女王以及她的两个儿子—— 约瑟夫二世与利奥波德二世——发展出了一种特别的理念。
他们共同拥有一些基本的长期目标：通过向贵族征税来稳定国家财政；通过放松或结束封建生产关系来解放农民的生产力；鼓励国内工业、商贸、旅游以及交通网络的增长和发展；消除地区加工制造业行会的诸多限制；在国民中推动道德教育和实用教育；通过国家控制宗教活动的方式，对天主教会进行改革。这三位雄心勃勃的君主与一些同时代的欧洲人一样，经常被后人称作“开明专制君主”。
这个词的来源，或许有一部分来自他们在改革国家与改造社会时主张以绝对中央集权作为手段。他们的专制主义，或者说独裁政治倾向特别体现在这些君主拒绝与贵族们分享权力上。而造就“开明专制”这个词另一部分的“启蒙运动”则指的是17 世纪晚期至18 世纪，遍及欧洲的一个松散知识分子网络以及相关的文化运动。这些人和运动歌颂知识的发展进步，同时鼓励将知识系统地、明确地应用到社会制度和政治架构中去，以此来改善人道状况。
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土地上，18 世纪是一个文学、科学、历史、宗教、哲学等多种学科、多个领域出版作品激增的时代。18 世纪的欧洲，人们的识字率同样迎来幅度极大的增长，而且在公共社交场合（并非仅仅在那些属于精英阶层的地方），启蒙运动的理念被公开朗读、探讨和辩论。此外，启蒙运动对科学和人文主义研究的兴趣使得在这样一个宗教制度和文化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中，人们探讨用更加世俗化的方式统治国家成为可能。
然而同时，宗教和道德问题仍然萦绕在启蒙运动关注者的心里。当玛丽亚·特利莎与她的儿子们及诸位顾问讨论政策时，他们使用的措辞比过去任何一位君主采用的都更具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而在他们向一些博学的世俗专家求教的同时，仍然承认宗教基本价值对社会的作用。识字率的上升以及科学与人文主义研究的区际网络，使得任何人都可以在公开或私人场合评价与讨论君主们正在进行的范围更广的改革进程。尽管贵族主导的议会，以及贵族身份的评论者早已能将他们这一阶层的各种意见广为传播，但在18 世纪，从事商业、行政管理和各种实业的人们，也开始对国家政策直抒己见，为自己的利益发声。
18 世纪后半叶，在维也纳、布拉格、布尔诺（Brünn / Brno）、科希策（Kaschau / Kassa）和普莱斯堡（今布拉迪斯拉发）等城镇，当地社会产生出了新的公共讨论场所，它们从街头的咖啡馆到半公开的沙龙，再到博物馆，多种多样。城镇的中产阶层市民在这些地方聚集，偶尔还会与贵族并肩而坐，讨论当代的宗教、哲学和艺术问题。
举例来说，当科希策市政府在1781 年建立了一座市立剧院后不久，市政府的高级官员们就在这座建筑的北侧进行特别改建，建造了一座新的咖啡馆。到了18 世纪90 年代，像咖啡馆这样的社交场所，或是城里的科学学会与乡间的农业俱乐部，它们的成员已经能够讨论和阐发出新颖独到的政策理念。就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这些社会场所成为19 世纪早期城市内大规模涌现出的自治组织参照的模板。
在玛丽亚·特利莎执政期内，仅在匈牙利，国家议会的工作量就已经翻了4 番，而单是处理函件的职员人数，就增加了50%—120% 。显而易见，行政层面上的变化，需要更高教育水平的国家公务人员。尽管贵族阶层往往占据着不断扩大的官僚机构梯队系统的最高处，中产阶层接受过教育的子弟们越来越多地投身于政府的中低阶层职位。
此外，玛丽亚·特利莎还向那些为政府做出了卓越服务的平民发放了更多的贵族资格特许。在她执政期间，获得贵族身份的人中，有40%来自不断扩张的官僚机构。与此同时，出于维持一支扩容后的军队的需要，玛丽亚·特利莎不得不在1748 年取消贵族阶级和她名下的波希米亚与奥地利领地教会的免税特权。
尽管贵族和教会领地的征税税率要比农民的土地低，但这项重要措施破坏了长期以来贵族所享受的传统社会特权。玛丽亚·特利莎还运用经济政策，促进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她维持了亚得里亚海上的的里雅斯特（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渔村）和阜姆/里耶卡（Fiume /Rijeka）等城镇在课税上的特别优待，这一优待是在1719 年由其父授予的。
这么一来，商人可以免缴经过这些小镇进出口的关税，从而促使他们将自己的生意转移到这里。1741 年，随着西里西亚大部分地区落入普鲁士手中，玛丽亚·特利莎的政府同样希望将更多的商路从经过哈布斯堡的北方路线尽可能地转移到通过上述小镇的南方路线。于是在18 世纪，这两个镇子在很短时间内就成为城市，而且到了60 年代，它们在地中海贸易上已经可以与威尼斯争锋。在18 世纪末，仅的里雅斯特一城，就承担了国家1/3 的出口总量，它的人口也超过了3 万人。的里雅斯特成为奥地利的第四大城市，以及欧洲最繁忙的商业港口之一。
同时，玛丽亚·特利莎还试图改善农业生产力，引入新型工业来打击传统的行会势力，增强奥地利在国际贸易中占有的份额。鉴于18 世纪的欧洲大陆经济在根本上依赖于农业生产力及其创造出来的财富，又因为农民阶级承担着最沉重的税务负担，国家便开始逐渐加强关注，投入精力改善他们的状况。当时已经有不计其数的观察家诟病哈布斯堡王朝政府在经济上的不稳定，特别是在现有的乡村社会架构中经济的疲沓低效。
在玛丽亚·特利莎统治的大部分领土上，农民们从法理和实际上都被束缚在本地的大地主手中。地主们不但从租借土地的农民那里得到现金与农产，还可以每周要求农民为他服役数日，这项令人憎恨的制度以“劳役”这个名称为人所知。农民为地主服役的具体天数各地各有不同，这就造成了被时人记录下来的一种情况：“农无躬耕之暇，田无照拂之人”。
玛丽亚·特利莎的儿子约瑟夫二世亦在1773 年首次访问加利西亚时，进行了无人可比的重要观察。在他眼中，“人们忙于服役，以至田里的庄稼无人收割，它们被完全忽略，以致农民的一年收成尽付东流”。
在其他一些地区，法律还禁止农民迁移，甚至要求他们必须得到地主的同意后才能结婚。此外，如果一个农民想要挑战地主对待他的方式，他只能发现后者还兼任地方法官，于是无论怎样心怀不满，农民都求告无门。综上所述，人们可以认为（玛丽亚·特利莎的很多顾问也抱有同样的态度），农民缺乏对他们自身基本的掌控力。而这位具有一定宗教倾向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后同样忧虑这个情况会扭曲农民的道德，以及限制人生的机遇。
我们可以将在这片土地上对农民自由和生产力的限制，与当时背景下更广范围的非自由劳动力形式进行比较，比如沙俄的农奴制度，以及在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欧洲殖民地上的种植园奴隶制度。当然，促使维也纳当局在其统治的土地上采取改善农业生产力措施的动力，首先亦是最重要的还是经济需要而非道德义愤。
经济考量或许还导致了玛丽亚·特利莎改革工作中最无意识的激进改革，这部分直到她去世后，才被她的儿子们——约瑟夫二世和利奥波德二世所完全领悟。玛丽亚·特利莎所修正（哪怕不能称之为彻底废除）的，即是将大多数农民和有地贵族紧紧联系起来的制度。她相信，将农民解放为更具生产力且更独立的个体，会使贵族、农民和国家三方受益。于是她将农民需要交付给领主的劳力和作物转化为同时上缴给地主和国家的固定数额现金。独立的农民因此在法律和经济上实现自主掌控，在道义上也成为自由民。
最终，他们可以在任何适当的时候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而贵族如有动用农民劳力耕种自己地产的需要，也可以支付工资的方式雇用无地农民。贵族地主必须放弃很多特权，比如他们对农民的人身控制、享受农民无偿劳动的权利、管理地方司法的权力，以及免税待遇。玛丽亚·特利莎不能就这样把如此激进的一套革新措施在奥地利全社会推行，她也无意如此极端，而更倾向于谈判和妥协并存、循序渐进的改革进程。但她仍然尽力执行此类改革，尤其是在她和她的家族直接拥有的土地上。
尽管事实上她限制了贵族要求农民无偿劳动的量，逐步开始破坏传统社会等级结构背后的潜在逻辑，玛丽亚·特利莎却没能将全盘改革应用于所有的国土。在18 世纪六七十年代，印刷小册子和公共辩论越来越多地涉及未来一个获得自由的农民将有怎样的权利与义务，从而促成了想法成真。政府也开始编纂一套新的民法法典，全力解决将农民视为自由人的观念。
到了18 世纪90 年代，就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改革的思想逻辑推行全国，人们也逐渐接受了国内所有人不分阶层，在法律上拥有平等积极的公民资格。1799 年，当三位锐意改革的君主——玛丽亚·特利莎和她的两个儿子都已去世之时，加利西亚的一部法律草案如此写道：“所有公民，无论阶级、财富或性别，都有谨遵法律来推进大众福祉之义务。”这一条规定体现出社会的两种不同理念。一种是从社会和文化层面以财产和特权阶层进行分隔；另一种则是将社会看作一个公民世界，人们对国家负有义务，也会从国家那里得到同等的权利。
本文节选自《哈布斯堡王朝》，中信出版集团，历史的镜像之“帝国的背影”系列，2017年8月即将上市。作者彼得·贾德森（Pieter M. Judson）：意大利欧洲大学学院教授，19世纪与20世纪历史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