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隶楷转换、楷书逐渐成形的阶段，王羲之(三O三—三六一)的“俱变古法”，引领着南朝书风“爱妍而薄质”的审美取向，严正整饬、气势浑厚的汉隶渐变为潇洒天真、逸趣横生的行草，对北朝及后来的隋唐书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朝遗留至今的书迹有地上碑刻、摩崖、造像记、墓志铭等，尤以北魏时期的元氏墓志最为出众，其书虽为楷书，却展现了妍美的笔锋和峻朗的体态，通篇散发着王羲之行书的精神气质，与同一时期的碑刻、造像题记、摩崖相比，有着更为强烈的时代气息，因此是北朝书法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一部分。
二
清代碑学兴起引发了魏碑书法学习的热潮，影响所及，对魏碑书法的理论研究也随之深入。清代学者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北碑南帖论》，开始鼓吹北碑书法;包世臣(一七七五—一八五五)在《艺舟双揖》中亦推崇北碑，认为:“北碑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变态.唐人书无定势，而出之矜持，故形刻板。”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著有《广艺舟双揖》，他不但极力提倡北碑，而且扬碑抑帖，甚至攻击帖学，有“原书第一，尊碑第二，……卑唐第十二……行草第二十五”之论。他对北魏的碑版评价极高，认为“北碑莫盛于魏”，“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
但在上述几位学者的著述中，笔者未发现有提及元氏墓志者。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揖》中列举了大量的北碑，提到了《张黑女》、《张猛龙》、《始平公》、《孙秋生》，还提到了几方司马氏的墓志和隋代的《董美人墓志》等，未见有元氏墓志的记载，可以设想，迟至康氏，元氏墓志的出土还是少量的，还没有纳人到这些学者的眼界之内。随着二十世纪初元氏墓志的大量被发现，由于其深埋地下，石刻保存完好，因此为我们研究、学习北魏时期的书法展开了新的视角，为探究楷书的流变与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元氏墓志书法艺术风格鲜明，明显不同于东晋墓志的楷书，相对于后来隋唐时期的楷书，则又显得凤姿绰约，多了一些生动，少了一些拘束。
元氏墓志书法由于其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越来越受到当今书法研究者的重视。各地博物馆收藏的北魏墓志书法陆续被影印出版。经不完全统计，见诸干出版物的有四十方之多，其中书刻俱佳的如《元倪墓志》、《元贿墓志》、《元晖墓志》、《元怀墓志》、《元显携墓志》、《元逛妻穆玉容墓志》、《元茱墓志》、《元略墓志》、《元诊墓志》等。墓志主人为北魏时期皇亲贵族，元氏是当时拓跋氏依汉制改姓后的姓氏。从墓志书法的角度分析，发现墓志书法均作楷书，姿态优美，笔画遒劲，棱角分明，锋芒毕露，显示了楷书在从晋到隋唐之间承上启下的艺术风貌。
三
王羲之是东晋时期书风变革的代表人物之一。唐代张怀瓘在《书断》中称其“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又云：“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他于行书的变化在于用笔及结体不同古法。我们拿传世王羲之书迹幕本《兰亭序》、《丧乱帖》等，与元氏墓志的拓片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两者在用笔、结字和书写气韵等方面有着相同之处。虽然一个是墨迹，另一个是拓本，但由于王的书帖是幕本，不免下真迹一等，元氏墓志却保存完好，精拓之下无异于写稿，因此两者可作一比。
(一)用笔的化用
通过对两者进行笔画的比较，墓志书法的楷书用笔化用了王羲之行书的笔法。下面以《元倪墓志》为例，把它与《兰亭序》等王羲之书帖进行用笔的比较。(见表一)
墓志的用笔在于方笔为主，所作长横皆露锋仰管，上倾行而回锋收笔。竖画起笔皆下俯出锋，或逆入折笔带出笔锋向下竖写，颇类王羲之行书的竖画。点画起、行、收处用笔的提按转换法度严谨，一丝不苟，单个出现的点均以侧取势，组合的点则气势连贯，相互呼应。撇一因大都起笔较重，直送到底，有的嘎然而止，形尽而意无穷，在《元倪墓志》中，“领”字左旁下撇:有的则循渐而就，意味深远，如“尉”字，“大”字等.有的则收笔上挑，与起笔下俯相应，出以圆状，如“使”字。捺画则出笔酣畅、流利，形状舒展，使通篇墓志增添潇洒活泼之态，如“之”、“爱”、“退”等字。横折处瞥停顿，换笔痕迹明显，一改含蓄内敛之态，方直遒劲。通观《元倪墓志》的用笔，变化多方，真可谓:“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秒，一点之内殊毗挫于毫芒”。
(二)结字的取法
元氏墓志笔画多棱角，虽然其中有镌刻因素的参与，但讲究锋井的这些特征都可以在二王的行草书里找到根源，有些在结字方面亦规模仿佛。隶书结构扁方，楷书形成之初结构亦较平正，而二王行书的结构形式变化丰富，元氏墓志书法在学习笔法的同时，也自然地受到结构的影响，因此墓志书法中楷书的结构变化亦较丰富，姿态优美，有时字中的笔画甚至不受方格线的束缚而延伸至外。如表二字例。
(三)韵致的迁移
王羲之行书开一代风气之先，南朝谢赫在论及绘画时有“气韵生动”之说，正可用来做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注脚。元氏墓志楷书对王的的行书在用笔和结字方面的借用过程中，将王书的神韵潜移过来，从而使楷书的面貌变得鲜活起来。主要表现在改变笔画、斜画紧结和顾盼呼应三个方面，不唯笔画爽利、字形优美，兼有气势的灵韵洒脱，有着较高的审美境界。
1 灵活多变的笔画
笔画的灵活多变主要表现在省减、变动笔画方面，省减笔画、变动笔画位置的现象在王行书中较为普遍，这种现象同时也可见于墓志书法中。
2 斜画紧结的体势
王羲之的行书在当时是书风一变，主要特征便是横画斜度的加大，《丧乱帖》、《兰亭序》等字帖中的字都明显地左低右高，以歌侧之势获得峻峭、超拔之态。墓志书法的楷书照此取法，斜势分明。这样的取势最大限度地展示了楷书天真、自然之美，与成熟的汉隶和圆融的晋楷构成了较大的视觉审美差异。
3 笔画之间的顾盼呼应
行书中笔一因的呼应表现在前后笔画书写之间有迹可察的联系，即以一种绵延的萦带来表达连贯的意。而墓志书法对这种连贯更多的是“意”的呼应，而非“形”的沟通，有时适当地表现为附钩游丝。
四
楷书形成之初，本身也受到章草的影响。隶变之后，书写变得较为快捷，一方面逐渐出现了行书的面貌，另一方面楷书的点画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形式。早在东晋时，“王逸少与从弟洽，变章草为今草，韵媚流转，大行于世”。到了南、北朝对峙时期，王羲之在书法艺术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已经确立，北魏政权汉化之时，正是王羲之引领一代书风的同时，南、北两方面同学二王，对北魏贵族及士人阶层的书法学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造就了北魏墓志楷书的特定风格。从用笔方面可看出，元氏墓志的楷书用笔多作顺势人笔，起笔时，多用露锋，收笔时多用放锋，有时甚至让笔锋自然停驻，不作提按;在笔画的转折处，多用顺势带过;出钩时，转笔即作放锋。王羲之的行书用笔对楷书的影响从南北朝开始，历隋、唐至宋、元，在整个楷书的发展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承接的关系。隋朝的《董美人墓志》，初唐四家的楷书，《等慈寺碑》、《王居士砖塔铭》以及颜真卿的《多宝塔碑》等，宋代苏轼的楷书直到元代赵孟頫的楷书，元氏墓志书法可谓开启先河。由此可见，王羲之行书之于楷书的作用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所至。正如张怀理所云:“(羲之书)飞名盖世，独映将来。其后凤靡雅从，世所不易，可谓冥通合圣者也。”
梁启超先生(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在《碑帖跋》中认为:“(《元倪墓志》)风华旖旎，近开《等慈(寺碑)》，远启赵、董。”因为赵孟頫、董其昌是公认的二王书法的传承者，梁先生把《元倪墓志》与赵、董之风格相比照，则无疑认为《元倪墓志》在二王书法的传承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虽然《元倪墓志》于民国初年才出土被世人所见，赵孟颁等前代书法家料也无从得见，但赵体楷书的用笔与结构和元氏墓志有太多近似之处，可知当是赵熟练二王书法，再融行草笔法于楷书之中后的结果。
津门书家吴玉如先生(一八九八—一九八二)于元氏墓志用功甚多，且颇有所得。他明确地指出了《元略墓志》的笔法是从二王行草化来的:“《元略志》用笔与‘二王’息息相通，结构似不同，实则由质而妍，亦有自然趋势。颇怪称北碑者，必欲与‘二王’分门户，而使汉隶并。故宗是说者，其书法亦终不能悟古今之变也。”吴先生甚至倡导从《元略墓志》人手，探索“二王”用笔的精髓。他建议学习行草的人:“继曾如欲习行草，能将《元略》入门，庶可得三昧。骤闻之，似不能解，实则非故欲骇言。因六朝无间南北，精书者皆能化‘二王’行草之法入楷，则能得其理，则能从之寻行草之原。虽《兰亭》多本，甚至《怀仁集圣教》各本，不得洽心之导，而于是翻可得金绒，继曾其识之。”吴先生作为二十世纪有影响的书法大家，他的这一观点，已逐渐为当代学书之人所认同。
——————————————
本文转自喜元楼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