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跨学科跨领域研究日益盛行的今天，注重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学习已成为趋势，进行跨学科学习能促进我们自身知识面的不断扩展。阅读外文文献的能力对历史学学生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功，而加深对翻译理论的学习，应用于实践当中能提高历史学专业学生阅读外文文献的速度和理解的准确性，能更好地学习外文文献所表达的内容，能促进自身素质的全面提高。
近日，「瑶湖读史」编辑部收到了来自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16级英语口译方向研究生顾晨同学的来稿。在与她共同交流学习的过程中，小编对翻译史以及中外交流等问题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在接触外国语学院课程的过程中，小编对阅读文献与翻译方法也有了更深地理解。
本文是顾晨同学对于我国翻译大家王佐良先生翻译理念的整理，现与大家共同学习探讨，也欢迎大家向我们踊跃投稿！we are waiting for you~！
作者简介
顾晨，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16级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口译。
王佐良翻译思想及其译品赏析
文 | 顾晨
前言
王佐良（1916—1995），出生于浙江上虞，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英美文学研究家、以及文学翻译家。在翻译理论上，他是国内探索翻译理论的先行者，对中国的翻译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与许国璋和吴景容先生并称为中国三大英语权威，译作有《彭斯诗选》、《并非舞文弄墨——英国散文名篇新选》、《培根散文先译》以及汉译英作品《雷雨》等。王佐良先生不仅在实践方面取得了丰硕成就，而且对翻译理论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佐良先生
王佐良先生一生笔耕不辍，致力翻译，译品众多，并且在他翻译实践的过程中总结归纳出一套独到的翻译思想，其中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文体翻译观、文化翻译观、译诗观以及直译意译观。
一、王佐良的翻译观念
（一）文体翻译观
王佐良认为，文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文体是指文学文体，而广义的文体指一种语言中的各类文体，如口语体、书面体等。广义的文体是我们需要注意研究的方面。王佐良认为文体学的主要目的在于观察和研究几种主要文体的语言特点，也就是它们各自的语音、词汇、句法和篇章的特点，他以此为基础提出将文体学应用于翻译实践与研究中，形成了他独特的文体翻译观。
在王佐良看来，翻译时译者必须对原作的内容和文字有深刻的理解，必须能够对原作的质量、风格等方面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样在翻译时才能更好地进行文字地转换，进行灵活的语言表达。只有注重原作文体上句法、词汇、音律、结构上的特点，找到文中想突出的重点，才能更好地抓住作品的精髓。他还在翻译中重点强调了一个概念——“语类”（varieties），提出“不同文体要有不同的译法”的观点。法律条款、协约、学术作品应该使用庄重的文体，戏剧话剧文本应该采用口语化的处理方式，而诗歌的翻译不仅要有文采，同时也要有意境。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亦或是诗歌都要采用同样的“口气”来进行翻译，这样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同时，王佐良先生还提出“语域”是文体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研究语域就是在语境中观察语言，他认为在翻译工作中，应该注意语言与场合的关系，译文必须能根据原文的要求, 运用各种不同的文体或语类。一言以蔽之，就是翻译的过程中要注意原文的文体，并对原文文体进行分析才能使得译文更贴近原文。
《英国散文的流变》，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二）文化翻译观
文化翻译观是王佐良翻译思想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首先，关于文化与翻译的关系，王佐良认为大量的翻译实践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翻译与文化二者密不可分。翻译之于文化，犹如锦袍之于内衣，翻译可以促进文化的繁荣，同时文化的繁荣可以使翻译事业走向高峰。简言之文化的发展能促进翻译实践在规模以及质量上的提升。他认为，“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对于任何民族文学、文化都有很大好处。不仅是打开了朝外的窗户，还能给予民族文学新的生命力。如果没有了翻译，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将会变得大为贫乏，整个世界也将失去光泽，犹如脱下了锦袍，只留下单调的内衣”。从他的观点出发来看，翻译研究不能够仅仅停留在字、词、句的相对应上，更应该着眼于跨学科领域的研究，同时他也提出，要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础上开展翻译工作，想要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相统一，译者必须不断地学习观察和实践。
其次，王佐良先生还认为译者必须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一个人如果连语言中所传达的社会文化都不了解，那么他就不能说是真正了解、掌握了这个语言，自然也就不能做好翻译的工作。这里的“了解”的概念并不是指这个词语的字面意思本身，而是要了解使用这个语言的人民的历史、习惯及风俗，以及社会经济基础、哲学思想、情感生活、科学成就、政治制度等一系列背景，并且了解得越透彻越深入就越能准确地在翻译的过程中转达出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他还提出，作为译者，只专注于了解外国的文化是不够的，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更要加深理解，因为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上的交流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翻译的目的就是突破语言上的障碍从而促进文化上的交流。
最后，王佐良认为翻译是对两种不同的文化不断地进行比较再转化的过程，译者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基础上，还要有将两种文化进行比较的能力。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直接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相关词在不同文化间的对比与转换，只有在各自文化中将相关词的含义、作用以及情感等因素相对应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对等，坚持这一原则就能避免在翻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译误。
《译家之言——译境》，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版
（三）译诗观
诗歌是王佐良先生译作中占比最大的部分。他的诗歌译作有《彭斯诗选》、《彭斯选集》、《英国诗文选译集》以及《苏格兰诗选》等，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分散在其文学史论著和随笔中的诗译作品。王佐良热爱诗歌翻译，其诗歌译作也最为出名，他对诗歌翻译的体会也就最为深刻，理论思考尤为深入。他对诗歌翻译的要求充分地反映出他对翻译的最高要求，即“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
首先，王佐良先生对于诗歌翻译有他独特的选材观。王佐良先生一生翻译了许多闻名遐迩的诗篇，并且这些诗都是在他的严格挑选下才选出并进行翻译的。在选材上，他自已也曾说过，译者应该选择与自己风格相似的作品，无所不译定会造成劣质的翻译出现。他认为，翻译是适应原作风格的过程，同时也是向译作中加入自己个性的过程。他表示在翻译彭斯的作品时内心充满了喜悦，他是这样评价彭斯的作品的：“他一生经历坎坷, 也写了些许颓废的作品, 可是他生活得生龙活虎... ...绝大多数作品表达的就是这样热腾腾的生活感, 而艺术上又生动又丰富, 尖锐而又深厚, 兼有民间文学的传统性与个人天才的独创精神, 所以使人爱读, 而且越读越高兴。”王佐良先生将他对原作者和原作的热爱转化成翻译的动力抒发于笔端，在这种感情的影响下使得他翻译过来的彭斯的诗歌备受读者喜爱。
其次，王佐良先生认为诗歌是可译的。许久以来翻译界都存在诗歌是否可译的争论。美国诗人名罗伯特·弗罗斯曾说：“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诗歌中的诗性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所丢失的东西。这句话也被许多译者拿来当做诗歌不可译的证据，然而王佐良先生坚定认为诗歌是可译的，不仅可译，而且多加练习可以将诗歌译得精彩万分，让译入语读者读起来时甚至会忘记这是一首翻译过来的诗。但无论如何，诗歌在翻译的过程中确实会缺失一些原有的东西，但同时也能得到一些东西，并且总的来说是得大于失的。关于这一点，他还进一步提出，诗歌翻译对于任何民族文学和文化都大有好处。诗歌翻译不仅打开了若干朝外的门窗，而且还给民族文学以新的生命力。
最后，王佐良先生还认为译诗时应当采取以诗译诗的翻译策略。他认为译诗时应真实传达原诗的内容、意境和情调；格律要大体和原诗相似，该押韵就押韵，自由诗也作自由诗处理，并且不用追求每行的字数完全一致；语言要设法接近原作，要保持其原有的风格，尤其是形象要直译。更要紧的是，这一切需要结合诗的整体来斟酌，即先揣摸出整首诗的精神、情调、风格，然后再做细节的处理。简单来说就是“译诗须像诗”，也就是以诗译诗。同时王佐良先生认为除去以诗译诗以外，还应该遵循诗人译诗的原则。王佐良先生本身就爱读诗、写诗，所以他既是诗人又是译诗者。在译诗语言的处理上，他提出诗歌翻译需要译者找出透明纯净的语言，鲜活的本质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实属为诗人最擅长，也只有诗人才能将诗歌翻译得更好。
《彭斯诗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版
（四）直译意译观
关于翻译时采取直译还是意译的翻译方法在译界也颇具争议，而王佐良先生认为关于直译意译应持辩证的观点来看，尽可能的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都是直译和意译相结合而产生的。王佐良先生在《词义，文体，翻译》一文中提出，“要根据原作语言不同的情况，来决定其中该直译就直译，该意译就意译... ...一部好的译作总是既有直译又有意译的：凡能直译处坚持直译，必须意译处放手意译。”
关于直译和意译的争论在比喻的翻译中显得尤为突出，王佐良先生认为每一个形象或比喻都要根据其实际情况谨慎分析对待，但一般来说，关于非文学类语言中的非关键性比喻就没有必要拘泥于直译，意译即可，然而在文学作品中，那些体现作者关键性的想法、意象和形象的词句就应该直译。王佐良将直译和意译放在一个辩证的位置，而非对立的位置来看待这两个翻译方法，认为只有直译意译相结合才能做出优秀的译作。
二、王佐良翻译思想在译作中的
体现及译品赏析
王佐良先生的一生与翻译实践相伴，虽然译品不算甚多，但凡是其译品不论是小说、散文、诗歌抑或是戏剧都可称之为经典，所用语言都耐人寻味，令人欲罢不能。本文接下来这一部分将从王佐良各个翻译思想出发，举例解释、分析王佐良翻译思想在其译品中的应用与体现。
（一）文体翻译观在其译品中的应用及赏析
王佐良所提出的文体翻译观强调了不同的文体要采用不同的译法，要把握住原文的“口气”，在翻译的过程中应注意语言与场合的关系，来选用不同的文体。那么这样的翻译思想是如何在他的翻译实践中体现的呢？我们来看以下几个例子：
例1：
L—d, mind Gaw'n Hamilton's deserts;
He drinks, an' swears, an' plays at cartes,
Yet has sae mony takin arts,
Wi' great and sma',
Frae G—d' s ain priest the people's hearts
He steals awa.
原文是取自彭斯的一首讽刺诗Holy Willie’s Prayer的选段, 王佐良将译文处理为：
主呵，请给汉弥登应受的惩罚！
他骂街、打牌，又喝酒，
到处笼络，不论年长年幼，
小恩小惠有一手！
这样就从主的牧师手上，
把人心完全偷光。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王佐良的译文与原文文体相同，都是以诗歌的形式展现给读者，并且把握住了原诗中讽刺的口气，生动灵活地用译文传达出来原诗中的讽刺意为，并且十分生活化，将He drinks, an' swears, an' plays at cartes，翻译成“他骂街、打牌，又喝酒”这样的语句生动地刻画出了一番社会败类的形象，并且用语贴近生活，令读者感同身受地讨厌所刻画出的人物。
例2：
蘩：他又喝醉了么？
四：我不清楚。（想找一个新题目）—— 太太，您吃药吧。
这段文本是取自曹禺所著的《雷雨》中第一幕的片段，王佐良将译文处理为：
FAN: Was he drunk again?
FENG: I’m not sure. (Changing the subject. )—Madam, what about having your medicine now?
例2的原文是话剧剧本，话剧剧本中会包含人物的说话内容，动作和想法等，王佐良在处理译文时，按照原文文体同样将人物的语言以及想法刻画出来，同样使用了口语化的语言，从文体上与原文对应。
（二）文化翻译观在其译品中的应用及赏析
王佐良提出的文化翻译观中强调了文化与翻译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并且他认为译者必须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要了掌握一个语言须了解语言中所传达的社会文化，而且要了解使用这个语言的人民的历史，习惯及风俗等，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处理好不同文化间的对比与转换。王佐良的文化翻译观在其译品中的运用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例子中看出来。
例3：
When I mount the creepie-chair,
Wha will sit beside me there?
Gie me Rob, I'll seek nae mair,
The rantin'dog, the daddie o't.
这是彭斯的诗 The Rantin'Dog, the Daddie o't中的选段，王佐良对译文的处理如下：
当我爬上凳子表忏悔，
谁来旁坐把我陪？
我只要罗勃，不需别的安慰。
孩子他爹，这开心的家伙！
从这个举例的第一句When I mount the creepie-chair, 王佐良将其对应译为“当我爬上凳子表忏悔，”这其中包含了诗人家乡苏格兰的文化。当时苏格兰教会规定，凡青年男女私通者须在教堂当众站忏悔凳，作为一种处罚。这里王佐良将mount the creepie-chair，翻译成“爬上凳子表忏悔”就巧妙了利用了苏格兰的风俗文化，用中文表达时没有翻译成“爬上令人恐惧的凳子”，因为这样处理译文会使读者产生疑惑：为什么凳子会令人恐惧呢？译成“爬上凳子表忏悔”，就清楚的说明了爬上凳子的目的，其中将苏格兰习俗清楚地解释给读者，消除了可能会造成的疑惑。
例4：
Whether 60 or 16, there is in every human being's heart the lure of wonder, the unfailing childlikeappetite of what's next and the joy of the game of living.
这是美国作家Samuel Ullman的散文诗Youth中的选段，让我们来赏析王佐良先生对此段是做如何处理的：
无论年届花甲，抑或二八芳龄，心中皆有生命之欢乐，奇迹之诱惑，孩童般天真久盛不衰。
这个例子中的Whether 60 or 16，王佐良相对应的译文是“无论年届花甲，抑或二八芳龄”，“花甲”“二八芳龄”都是中国文化中的传统表达，王在这里十分巧妙地将两个数字转换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个意像，可谓是深谙中文之精华才能做到如此。
（三）译诗观在其译品中的应用及赏析
王佐良作为英语文学教授，他用功最勤的还是英国诗歌方面。他坚持认为诗是可译的，并且深加研究可以将诗译得精彩异常，王佐良强调以诗译诗，诗人译诗，他认为译者应该选择与自己风格相似的作品，译诗时应该注意原诗的风格、意境以及格律。我们试举一个例子来分析王佐良的译诗观是如何在他的译品中体现出来的：
例5：
O Wert Thou in the Cauld Blast
O wert thou in the cauld blast,
On yonder lea, on yonder lea;
My plaidie to the angry airt,
I’d shelter thee, I’d shelter thee:
Or did Misfortune’s bitter storms
Around thee blaw, around thee blaw,
Thy bield should be my bosom,
To share it a’, to share it a’.
这是一首写自彭斯的抒情诗中的选段，表达了诗人对女子的爱慕之情，情感真挚，语言平凡无华却温柔真切，并且朗朗上口，具有韵律美。王佐良将这首抒情诗翻译为：
如果你站在冷风里
呵，如果你站在冷风里，
一人在草地，在草地，
我的斗篷会挡住凶恶的风，
保护你，保护你。
如果灾难象风暴袭来，
落在你头上，你头上，
我将用胸脯温暖你，
一切同享，一切同当。
这里王佐良的译文采用了以诗译诗的方式，保留了原诗中平凡无华的风格，并且十分注意了原诗的韵脚，原诗中的on yonder lea，和I’d shelter thee，都是以/i/结尾，王佐良的翻译“在草地”，“保护你”同样也是押尾韵/i/的发音。原诗中的around thee blaw，和to share it a’（其中的a’ 是all的缩写），都是发/ɔ:/的音，译文中“你头上”和“一切同当”也采用了押韵的译法，压ang韵。王佐良这篇诗译不仅在风格上达到了和原文的统一，并且着重注意原诗的格律，在风格和格律上都与原诗相符。
（四）直译意译观在其译品中的应用及赏析
王佐良认为应持辩证的观点来看待直译意译观，根据实际情况来看，该直译时就直译，该意译时就意译，不能把直译和意译完全对立起来，只有直译意译相结合才能做出优秀的译作。以下的例子反映出王佐良先生是如何在他的译作中巧妙地运用直译意译：
例6：
四：老爷说您犯的是肝郁，今天早上想起从前您吃的老方子，就叫抓一副，给您煎上。
这段文本中“肝郁”和“抓一副”都是传统中医学里的说法，还有“煎”这个动词也是中国传统的处理中药的方式，如果采用直译的方法，外国读者难免会不明白什么是“肝很忧伤”，并且对与西方读者来说“煎”这个烹饪方式是用油在平底锅中进行烹饪，而这一方式与中国的“煎药”的处理方式却是大相径庭。所以王佐良在这里采用了意译的翻译方法来表现这几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词语，十分恰当又灵活地将这几个意象翻译过来：
FENG: The master said it must be your liver again,and this morning he happened to remember about the preion you had last time, so he sent out for the ingredients and had it made up for you.
例7：
贵：... ... 文明词用得越多，心里头越男盗女娼，王八蛋！
传来大海关外房的大门的声音
贵：（自言自语）这个小王八蛋。
对于这两个“王八蛋”王佐良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式，第一个“王八蛋”采用了意译，译为：
LU: The more they give themselves airs, the nastier their minds, the dirty beasts!
这里采用意译的方法将“王八蛋”译为the dirty beasts更符合上文中描述的龌蹉的形象。第二个王八蛋则采用直译的方式，译为：
LU (muttering to himself) : The bastard！
一个bastard足以体现出鲁贵不满的语气。
三、结语
虽然王佐良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但是他为翻译界所做出的贡献不可忽视，时至今日王佐良先生在翻译界仍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为翻译界留下了宝贵的财富。王佐良先生的翻译观具有十分的独特性和系统性，形成了一套具有指导意义的翻译体系，他的翻译思想内涵丰富而深刻，高屋建瓴，对我国的翻译学科建设具有恒远的意义，值得我们去学习并深入探讨。
读者来稿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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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家翔 责任编辑：张欣怡